《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异同及其哲学思考》

历史背景与动因：使用表格对比介绍两场运动的社会背景和核心动因，分析其回应时代危机的不同方式。

核心主张的异同：从“文以载道”与“文艺为政治服务”两个维度，比较两场运动的指导理论及内在差异。

实践路径差异：分析“文体改革”与“思想改造”两种实践方式，重点比较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

哲学基础思考：探讨“道统论与阶级论”、“主体性与他律性”等哲学命题的根本差异。

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总结两场运动的文化政治影响，反思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

正文部分

文体革新与思想改造：唐宋古文运动与延安文艺整风的跨时代对话

 1 历史背景与核心动因：时代危机下的文化回应

唐宋古文运动和延安文艺整风运动虽相隔千年，却都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深刻社会危机时做出的文化回应。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而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更是冲击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韩愈在《原道》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儒家道统已面临断裂危险。正是这种文化正统性危机，促使韩愈、柳宗元等文人发起“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力图通过文体改革实现儒学复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十世纪延安时期的中国。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民族存亡悬于一线。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然而，当时涌入延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大多来自城市，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群众格格不入。费虹寰在研究中指出，当时文艺界存在严重问题：“有人主张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有人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才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这种思想混乱迫切需要通过整风运动实现文艺界的统一。

表：两场运动的历史背景对比

| 维度 | 唐宋古文运动 | 延安文艺整风|

| 时间 | 中唐(8-9世纪)、北宋(11世纪) | 1942-1945年 |

|社会背景| 藩镇割据、佛道盛行、儒学衰微 |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根据地建设 |

|核心危机| 儒家道统断裂、文体浮华脱离现实 | 文艺界思想混乱、脱离工农兵群众 |

|代表人物|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 | 毛泽东及延安文艺界 |

| 回应方式 | 复兴儒学、改革文体 | 统一思想、改造知识分子 |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两场运动都诞生于知识分子的深刻焦虑之中。唐代古文先驱面对的是“文”与“道”的疏离，骈文“巧言丽辞以为工”、“钩章棘句以为奥”、“取青妃白，骈四俪六以为华”、“繁称远引，搜奇抉怪以为博”的浮华文风，使文学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功能。而延安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则是“文武两个战线的隔断”，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严重脱节。这种焦虑不仅关乎文学艺术本身，更关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在唐代是儒家思想对抗佛道影响，在延安则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抗小资产阶级思想。

 2 核心主张的异同：“文以载道”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张力

 2.1 “道”的异质内涵：儒家道统与阶级立场

两场运动都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但对“道”的理解却有本质差异。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其“道”特指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这一道统以“仁义”为核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柳宗元虽不似韩愈那般严守道统，但也主张“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强调文学的社会实用价值，提出“以辅时及物为道”。

千年后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则进行了根本性转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里的“道”已不再是抽象的儒家伦理，而是具体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诉求。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其价值在于“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2.2 语言与形式的革新：古今之辩

在文艺形式革新方面，两场运动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韩愈激烈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指责其讲究“声律、辞藻、对偶”的形式主义倾向。他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散体文风，主张“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还从口语中提炼新鲜词汇，创造出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言，如《祭十二郎文》中“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这样质朴深情的表达。

延安文艺整风同样致力于语言的“大众化”。毛泽东强调：“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种语言观催生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大量采用民间习语；也催生了秧歌剧《兄妹开荒》等融合民间艺术形式的新创作。但与古文运动“复古”倾向不同，延安的形式革新面向当下民众，要求作家“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2.3 作家修养论：道德人格与思想改造

两场运动都高度重视创作者的主体修养，但内涵和方式截然不同。韩愈提出“养气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他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品质，“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将道德实践视为文学创作的基础。

延安整风则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改造理论。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改造不仅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更要求通过实践“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作家丁玲的话印证了这一过程：“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萧军后来也心悦诚服地说：“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

 3 实践路径：文体改革与思想改造的两种模式

 3.1 唐宋古文运动的实践策略

唐宋古文运动主要通过文人自觉的文体改革和教育传承实现其目标。韩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理论建构与创作示范：提出系统的古文理论，同时创作《师说》《原毁》等典范作品，实践其文学主张。他的文章“其气昌明而伟俊，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

师承传授与学派形成：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培养李翱、皇甫湜等弟子。欧阳修在宋代延续这一传统，提携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人才，形成绵延不绝的文学谱系。

文学结社与相互砥砺：文人之间通过书信往来、聚会结社等形式相互切磋。韩愈与柳宗元虽政治立场不同，却在古文创作上相互支持；宋代欧阳修、苏轼等更形成活跃的文学交流网络。

政治实践与文学结合：欧阳修将文学与政治革新结合，“他的政论、史论和文论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政治改革紧密配合，其中既包括了对北宋种种重大社会积弊的具体分析，又对财务、边防、任贤等政治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这些措施使古文运动最终取代骈文成为文坛主流，但改革主要局限于文人精英圈层内部，未深入社会底层。葛晓音指出：“‘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守护着读书人高洁的人文情操，并张扬着传统古典文学的清风俊骨”，显示出其精英文化特质。

 3.2 延安整风运动的组织化实践

延安文艺整风则采取了一套高度组织化的实践模式，具有鲜明的政治运动特征：

顶层设计与思想统一：毛泽东亲自主持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系统阐述党的文艺政策，从“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入手，确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知识分子下乡运动：会后发起大规模下乡实践，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诗人艾青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到农村，柳青到陇东，形成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热潮。

集体创作与示范引导：组织鲁艺等机构集体创作《白毛女》《兄妹开荒》等示范作品。1943年西北局宣传部动员剧团下乡，“民众剧团出发关中，西北文艺工作团出发陇东，青年剧院和部队剧院出发三边，评剧团到延属各县”。

文艺批评的政治导向：建立以政治效果为核心的文艺批评标准，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这种组织化实践迅速改变了延安文艺生态。陆遥的研究表明：“在整风期间，戏剧、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涌现出大量新鲜活泼、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经典作品，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但这种模式也使文艺创作被纳入高度政治化的轨道，形成“党的文学”传统。

表：两场运动的实践路径比较

| 实践维度 | 唐宋古文运动 | 延安文艺整风 |

|领导力量| 文人自发 | 政党主导 |

|实践主体| 文化精英(韩愈、欧阳修等) | 党的组织系统 |

|核心方式 理论倡导、创作示范、师承授受 | 思想动员、组织生活、下乡实践 |

| 社会渗透 | 文人圈层内部 | 全民动员 |

|代表作品| 《师说》《醉翁亭记》《赤壁赋》 | 《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 |

|历史影响| 奠定此后千年散文典范 | 确立社会主义文艺基本范式 |

4 哲学思考：文艺自主性、知识分子角色与文化领导权

 4.1 道统论与阶级论：合法性基础的嬗变

两场运动背后的合法性论证呈现深刻差异。韩愈构建的是一套道德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其“道统说”将儒家伦理提升为宇宙法则：“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这一道统超越具体朝代更迭，赋予文人评判现实的权威地位。余英时曾指出，此道统观使中国知识分子自视为“道”的承担者，形成与“政统”的张力。

延安整风则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基础上。毛泽东从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汲取资源，强调文艺的阶级属性：“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种论述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视为政治领导权的一部分。费虹寰分析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整顿文艺队伍、使知识分子有机化以及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和操作手册”。知识分子从“道”的守护者转变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其使命是“成为党的事业的‘工具’和‘螺丝钉’”。

 4.2 主体性与他律性：知识分子的两难

在知识分子主体性问题上，两场运动揭示了永恒张力。唐宋古文运动高扬主体精神，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这种创作观强调作家的独立人格和真情实感，柳宗元也主张“导扬讽谕，本乎比兴”，重视文学的批判功能。

而延安整风则强调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种论述将知识分子置于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合法性的位置。整风运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机制，成功“解构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心态，消除了其内心个人主义思想的抵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独立性。

 4.3 文艺自律性与工具性：永恒张力

在文艺本质问题上，两场运动代表了两种不同取向：

审美自主性追求：唐宋古文运动虽强调“文以载道”，但并不否定艺术价值。韩愈一方面主张“修其辞以明其道”，另一方面又追求艺术创新，“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进学解》)。苏轼更发展出“随物赋形”、“文理自然”的艺术观，尊重文艺自身规律。这种观念建立在对文艺内在价值的肯定上。

革命工具性定位：延安整风则明确将文艺定位为革命工具。毛泽东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这种功能定位在战时环境下具有合理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也确实发挥了动员民众的作用。但将文艺完全纳入政治轨道，也容易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这两种取向的张力揭示了文艺的双重本质：既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表达，又是社会交往的媒介。如何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同时发挥其社会功能，成为后世持续探索的课题。

 5 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5.1 文化政治遗产的双重轨迹

唐宋古文运动和延安文艺整风都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形塑了两种文化传统：

士大夫精神传统：古文运动不仅确立了散体文的统治地位，更塑造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品格。欧阳修《朋党论》提出“君子有朋”的政治伦理，王安石变法文书展现改革担当，苏轼诗文体现进退自如的人生智慧。这一传统使“士志于道”的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认同。

革命文艺传统：延安整风则奠定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范式。整风后的创作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开创了“民族形式、革命内容”的新传统。毛泽东称赞新编评剧《逼上梁山》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一传统在1949年后成为大陆文艺的主导模式。

5.2 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对话

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两场运动共同提出了几个核心命题：

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从韩愈“不平则鸣”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如何既保持精神独立又扎根社会现实？柳宗元“以辅时及物为道”的实践智慧，或许提供了某种平衡点。

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欧阳修以复古为革新，创造性地转化先秦两汉传统；延安文艺工作者改造民间形式服务于革命内容。二者都启示我们：文化创新需要深度对话传统。

文艺自主性与社会功能：如何在尊重文艺自律性的同时发挥其社会价值？苏轼“随物赋形”的艺术观与革命文艺“政治标准第一”原则构成张力两极，或许需要寻求新的综合。

这些命题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仍具启示意义。面对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挑战，中国文艺发展仍需在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审美与政治的多重张力中寻求创造性平衡。正如古文运动在坚守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同时革新文体形式，当代文化创新也需要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同时，创造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意义的表达方式。

历史的三棱镜：当韩愈在长安奋笔疾书《师说》时，当丁玲在延安窑洞修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他们都在回应同一个永恒命题——知识者如何用文字塑造更好的世界。古文运动的碑铭与整风运动的秧歌，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汇成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不息川流。

两场运动相隔千年，却共同映射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文化危机时的精神品格：无论是韩愈“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担当，还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把笔头和锄头、铁锤结合起来”的实践，都体现了一种将个人才华融入时代需要的入世精神。这种精神或许是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