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沟纪事（之二）

作者  朱海燕

清亮的北大沟静静地从岁月的远方流来，流来了无数春秋，也流走了无数故事。小镇几百年临河的堤岸，自然也被岁月的风雨冲刷侵蚀着，把连贯的时光切割得支离破碎，一代一代的血脉，隐到历史的深处，成为后人梦中的远方。

自从小镇建立，有很多新的气象，关于乡规乡俗方面，总不同于其他乡村。这是从“老六门”六兄弟开始的，还是从他们以后开始的，谁也说不清楚。总之乡规乡俗，一切摆脱了西老家的那一套做法，开始了另打锣鼓另开张的新的篇章，在那一带皖北平原上，立即昭示出另一种奇异的气象。

首先确定“李姓”之李是什么李。可以想象，由于北大沟的开挖，小镇的设立，山东枣庄来了一批又一批移民，姓李的不止西老家迁移而来的“老六门”这一支李姓了。为了对李姓分门别类，必须确定自己这个“李”是什么李？不然，按过去同姓不能通婚的乡规，后人的婚姻会遇到麻烦。这个问题确认之后，以后的子孙与枣庄迁移来的“唐二李”“老虎李”等等李姓人通婚也就没有了姓氏的限制与障碍了。

首先，六兄弟商量他们为“四街李”。四街李的出处，原于小镇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他们是这四条大街的创建者，这样“四街李”也带有开创小镇历史的辉煌与荣光的纪念了。

其次是“老六门”辈分的排序，也打破了西老家那种按乡规祖谱的规定，另辟蹊径，开始了一种新的序列。至于“老六门”六兄弟之下辈分如何排序的，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不好妄猜。待我有了记忆之后，“老六门”中老大那一门中的“元”字辈，与老三那门中的“卿”字辈，和老六那门中的“世”字辈，同属一个辈分。茶余饭后，小镇人在桥头聊天，在茶馆叙话，提到XX，他们会说，他与咱们是近门，和另一个又远了一门。因为有辈分的规范，大家见面总是叔长哥短的称呼着，十分亲切。所不同的是，虽是同一辈分，老大那一门与老六这一门，辈分是以名字中间的那个字区分的，而老三门的“卿”字，则是名字最后的一个字。如李合卿、李文卿等。由于三百年来路之遥远，加上现代文明的冲击，如今小镇上的李姓后人，没有几人能说得清自己属于“老六门”中的哪一门的了。但北大沟仍然像慈祥博爱的母亲，那块土地依旧像勤劳朴素的父亲，儿孙们在那块土地温热的怀抱里，一脉相承地获取着智慧、刚毅和坚强。

我总在老辈人的话语里，眺望着想象抵达的远方。第六门“世”字辈上面那辈人，名取单字，什么李弼、李洪、李林等等。好了，故事删繁就简，拦腰砍断，一百多年的小镇故事，就从李弼这个人开始另一个段落吧。

李弼的孙子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依然拖家带口艰难地生活在小镇上，他说爷爷李弼和蒋介石同庚。李弼兄妹二人，同爷、同祖的堂兄弟倒是很多，李洪、李琢、李林、李德等等。若是了解了当年那个从微山湖用毛驴驮来媳妇的六爷的后人们，可能对小镇的历史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了。

开始，李弼家并不富裕。好在紧靠北大沟，在小镇西侧，他家有20亩地的竹园。加之北大沟交通之便，商人们从淮南一带贩来一些竹木，李弼利用家产的竹子和贩来的这些竹木，便雇用了几位工匠进行竹木加工，生意渐成气候。皖北一带，男人所用筐篓皆是荆条、桑条编织，而用竹料编织，就显得精致了许多。使用者多为妇道人家，所以有一种竹筐被乡人称为“妈篮子”。春节或者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女人挎着“妈篮子”，装些月饼、糕点、油炸果子之类的食品，上面再用一条崭新的毛巾盖着，身着一身粗布蓝花衣服，款款地走在被庄稼牵引的小路上去走亲戚，成为那块土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可以想见，不愁吃穿的乡下人家，哪家不需要两只竹篮子、竹篓子、竹椅子？这种需求，就为李弼的竹木手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从事此业，只要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就能养家糊口，当地有民谣曰：“一把篾刀一把锯，两把篾刀做生意”，就是从李弼的竹木生意上产生而来的。

李弼的竹木生产十分丰富，主要有竹帘、竹席、竹篮、竹篓、竹几、竹椅、竹担、竹笼屉、竹筷、竹牌、竹笔筒等，另外还有竹鸟花、竹呼哨等装饰品和儿童玩具。现在，若是在小镇周围十里八乡寻访，见到一些呈现紫铜色包浆的竹制品，主人会说，这是我太爷当年从李弼那里买来的。它们已体现出一种文物的价值。

竹木生产是李弼经商的第一桶金。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之后，李弼的雄心便大了起来。皖北盛产高粱，他用红红的高粱烧成六十度的大曲烧酒，依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训，顺着北大沟的流水，一叶扁舟便将酒运到了凤台、八公山、寿县，继而又远销到蚌埠、定远、芜湖。那时，太平军、捻军早已平息多年，皖地风气坦然，众妙悉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发船时，一船本地货，回来时，一船外地货，这样一船一船地便拉来了自己的金山银山。

除此，李弼又兼做起六安及大别山一带的茶叶生意。旧时，北大沟旁的小镇本属阜阳县，随着官道的拓展，从小镇赶着马车，一天经颍州便到了阜南，次日便到霍邱、金寨，那里都是盛产茶业的风水宝地。

跑惯江湖的李弼，由于长年经商，自然也见识了水道陆路上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不少外地人常出现在他的厅堂上。但这些人的到来，并没有搅忧小镇的安宁。

但是，敏锐的乡人，发现李弼变了，说话办事有板有眼，对父老乡亲更加热情了。一家人的衣冠服饰也有了变化，一家老少，各人服饰，全随自由，如袍如衫，如裙如裤，以至鞋袜冠帽，迥异有趣，弥散着一种清新爽朗的气息。居住的宅舍也比以前讲究了许多，于厅堂之旁，另辟小室，以供读书养心。原杂树葛藤的小院一角，建一小亭，为家人平添了两片无扰的清闲生活。由于人脉的广多，客者也众，十几间房屋专门辟出三间作为旅寓，接待官府县衙的朋友。

这时，人们对李弼的称呼也改变了，过去老老少少，直呼其名，也没有哪个说这样喊不恭不敬。而现在呢，无论老少，称呼他时，总在名字中间加上个“老”字，喊他“李老弼”了。显然，这是他经济地位与民望提升的一种象征。

虽然，李老弼对父老乡亲的善举善德有增无减，由于家境、生意地位的悬殊，老少爷们到他家串门的人渐渐少了。在我孩提时代，一个被我称为二爷的人，住在李老弼的街东，当他还是20多岁的时候，曾去过李老弼的深宅大院，他说，他在李老弼堂屋西间的南墙上，看见挂着一溜盒子炮。乡人说盒子枪，不说是盒子枪，而称之为盒子炮。这个消息，几十年后他既然对我说了，我想，当时，他自然也会把这消息说给小镇上其他的人。这样，人们开始对李老弼的身份产生质疑：他是开明绅士，是商人，是有良田百亩身价的地主，如果是保家护院的话，有一两个守夜打更的长工也就够了，家里藏那么多盒子炮干什么？

这个谜，小镇人谁也没有解开，有一点他们清楚，李老弼久历四方、阅人无数，是一个在黑道白道中都能吃得开的人物，有他的存在，小镇人就不会被兵匪干扰，就多了几分安全。

李洪是李老弼的堂弟，小李老弼三岁，20世纪初年，李洪从颍州的一所教会学堂毕业后，由李老弼出资把他送到上海的一家医馆学医。学成之后，又在那家医馆坐诊几年。这期间，在夏不热，冬不冷，或在年添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亲人团聚的日子，李洪从上海常回小镇，并在养育他的这块土地上娶妻生子。夫人也很争气，接二连三地给他生下四个儿子。儿子的名字，取得非常讲究，老大李世道，老二李世礼。两人的名字来自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句；老三李世法，老四李世则，名字也皆出于孔孟之道的名句之中。

从我姑父的年龄而论，我应称李世道、李世礼、李世法为大伯、二伯、三伯，称李世则为四叔。李世礼早年因病去世，李世则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远走他方。而李世道和李世法后来受其父亲的影响，一生行医。一个救死扶死的药箱和风里走雨里奔的双脚，算是把他们从土地里解放出来了，少了从土里刨食的忧虑。但命运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归宿，因祖辈上给他们留下了20亩的土地，李世道被划为地主，李世法被划为小土地出租。再后，一直到他们终老，一生中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批斗。他们不理解，自己的手多次救活无数的人，而被他们救活的那些人，又不知以多少骂声和棍棒倾注在他们的身上。

时间一转身又回到1931年，李老弼一封神秘的书信，把李洪由上海召回小镇。并因这封书信，李洪的生命之船便漂泊到湘鄂西那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北大沟，离开了北大沟南岸的那个养育他成长的小镇。

1986年，73岁的李世道对我说：那是一个芦苇绽绿，槐花如雪的春天，父亲李洪由蚌埠逆淮水西进，转道西淝河，又转道北大沟，似乎背负着一种神圣的使命回到小镇。

按说刚40出头的李洪，几年没有回到故乡，对尚且年轻美貌的妻子应该是不能少了那些温热的搂搂抱抱的，对四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也是应该充满着热热烈烈的关爱的，出奇的是，那天晚上少了这些，他一头扎进李老弼的家里，二人密谋了半夜。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李洪脱下身上的西装革履，一身农民的装束，从北大沟的码头，登上一叶小舟，向上游的太和方向驶去。

那时他的大儿子世道已年满17岁，二儿子世礼也15岁了，三儿子世法刚好13岁，虽然他们不知道匆匆来又匆匆去的父亲为了什么，但他们都感觉到一个重要的使命落在了父亲的肩头，必须由他去完成。13岁的世法，实在憋不住了，问爹一句：“爹，你这火烧火燎的，家里的水都没喝一口，来了又走，到底是忙啥啊？”

爹深情地抚摸着世法的头，目光亲切地掠过世道与世礼的脸庞说：“有人病了，我要去给那个人看病，误不得啊！”55年后，李世道说：“这是父亲走时给家人留下的一句可记得住的话。

从那天开始，李洪开始了一生浪迹天涯客居他乡的生活。而后，他这个家庭生活的接济，便由李老弼承担下来。历史证明，李洪是为了完成李老弼一个庄严的托付，而离开上海，离开皖北生育他的这块土地的。而托付的背景，直到几十年后才被揭开。

1962年，我刚刚懂事，小镇上传出一个重大消息：李洪回乡了。那时他已年近八旬，一身青衣长衫，面庞红润，白须飘然，一副仙风道骨的打扮。因是一代名医返乡，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扶老携幼赶来请老人看病。

那时，我姑父是小镇的支部书记，和李洪这个家庭不仅同属“老六门”中的第六门，从家谱看，与李洪这个家还没出五服呢。本家大伯千里迢迢从异地他乡归来，姑父自然要执晚辈之礼。

岁月沧桑，一切都变了，长他三岁的李老弼早在20多年前已经去世了，李洪那一辈堂兄堂弟们已无人留在人间。当初李老弼、李洪等“人精”们组成的这个家族，除姑父这一家划为贫农成分外，其他家庭全部划为地主。一个精英家族被一个新生的时光打翻在地，许多家庭残缺不全，除了孤儿寡母还是孤儿寡母，仿如一件景德镇的精美磁器，被一场风雨打得七零八碎。

一代名医的归来，他的儿孙之家甚至都难堪于无力接待的境地。好在，李洪有一个近房侄儿——我的姑父。他将接待回乡大伯的任务承担下来。在一次次的家宴上，老人宛如北大沟流水一般的语言，揭开了发生在1931年那晚事情的原本真相。

李老弼那年将李洪由上海召回，二人密谋了半夜，是什么事情呢？原来，在李老弼做大别山竹木生意和六安茶叶时，他常去金寨、六安一带，在那里结识了大别山区闹红的红二十八军领导。这位领导参加过南昌起义，认识当时在湘鄂西闹革命的贺龙同志。细想，李洪所讲的完全附合当时的现实。北大沟之旁的小镇，那时属阜阳县，出阜阳向南，就是阜南。阜南的南面，就是河南的商城和安徽的金寨了，那里是红二十八军的根据地。像李老弼这样走南闯北的江湖人物，结识他们也在情理之中。那时的湘鄂西处地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需要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为贺龙同志服务。红二十八军的这位领导便找到李老弼，这样，李老弼就将从医的李洪从上海召回，派他去了湘鄂西。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命运的选择呵？作为一代名医，在上海他可能一辈子过着舒服的日子，但为了一种信仰，他告别上海，告别了故乡的妻室儿郎，走上了朝有命夕不保的另一条道路。李洪跟随贺龙几年，为巩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做出了一名医生应有的贡献。但是，在一次战斗中李洪负伤了，他没有跟随贺龙的部队踏上长征的征途。他在湘鄂西的大山里，隐姓埋名，娶妻生子。后来漂泊到一座叫洪湖的小城，在那里落地生根。

事情虽然还原了原本的真相，但事件的策划者李老弼早已去世多年。一种悬念，一直在小镇人心中萦绕着：李老弼究竟是红的还是黑的？如果说他为共产党干过一些事情，总该有接近革命的原委，不可能是一泓无源之水，一株无本之木吧，这一切，已无人能够解释得清楚了。当初，出入李老弼家那些神秘人物是谁？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他的枪支，是共产党人所送还是国民党人所送？原本有根有源的东西，但是因为革命所处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又有时间被风蚀风浸的多种原因，历史已不可能还原到本来的模样了。这样，命运之神的马车，便把李老弼和李洪这个家族的多个家庭拉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革命一词，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成为这个家族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奢望，他们的命运，唯一的无奈，就是扛着被革命的枷锁，走在日子的昏天暗地之中。

李洪那次返乡，在家待了十多天，在他返回洪湖的那天清晨，他和我的姑父来到北大沟的南岸。这时的北大沟已没有了昔日的码头，河道上不再行船。他指着废弃的码头那个地点对姑父说：“侄，当年我就是从这里登舟西上的。那时，我离开之际，虽在黎明之前，我们这一门还算人丁兴旺，你看现在，死的死了，活着的虽有家，主人不是寡妇，孩子就是光棍，咱这第六门真的完了。说着说着，李洪老泪纵横，已是满面泪水了。他又对姑父说：“侄，无论怎么说，你是支部书记，是咱这小镇的集头，因成分问题，其他的对咱这一门的孩子们不好关照，但给打光棍的孩子介绍个媳妇总是可以的。起码没有人说，不允许地主的儿孙找个媳妇吧？不然咱这一门真的绝根了。

那声音，虽然低沉，但张力很大，一字一句融入北大沟东去的流水。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