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二十七日揭晓呈同年知己》这首诗：

南宫晓日开春榜，北阙祥云复礼纙。

圣主示贤吾独愧，有司得士意如何？

愁时敢谓滔滔是，翊运真看济济多。

此日老成还太半，却教人讶早登科。

诗作者叫张璁。这是他考中进士发榜当天写的，其心情是且悲且喜。喜的是如愿以偿，悲的是他已四十七岁。在五百多年前，这年龄绝对是“祖父级”的考生了。

诗作注明是庚辰年，即1620年。但明史上说张璁考中正德十六年进士，是年为辛巳年，即1621年，两者相差一年。考查史籍，武宗死于于正德十六年的的三月十四。自正月起就一直患病，不大可能举行会试。张璁本人记述的是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入场考试，十二天后发榜，公布录取名单。两相比较，还是以张璁自己记载的为准。

张璁是浙江永嘉（今属温州市）人。浙东地区自古至今盛产商人，也盛产文人。刘伯温、宋濂都属浙东人，作为他们的后辈，张璁无论在学术还是在政绩上，都不能望其项背。但是，他同他们一样，不但都拥有一个帝王师的身份，而且其命运却比他们好得多。

明朝浙东的政治家，大都发迹较晚。刘伯温与宋濂都是五十多岁后才碰上朱元璋，张璁遇上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是四十八岁。张璁二十三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兹后七次参加全国会试均不中，第八次进京再入春闱，已是书生迟暮了。据说，七次不中后，他自己也就彻底灰心。按规定，举人就有了入仕的资格，他便到南京吏部申请补缺。在那里，他碰到了个名叫肖鸣凤的御史。此人善星相学，他看了张璁的面相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从现在起，三年后你就一定能考中进士，再过三年，你必将大贵。”

张璁申请补缺，属无奈之举。举人出身的人进入官场，只能当中下层官吏。知府以上的高官根本没有可能。听肖鸣凤这么一说，张璁立刻就取消了补缺的打算，又回到永嘉苦读。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璁果然高中，搭上了步入仕途的末班车。

肖鸣凤的两项预言实现了一个。那么，他的“再过三年必大贵”的预言能否灵验呢？

二、与杨廷和大唱反调

张璁考中进士后，分配到刑部观政。这不是个实际的职务，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毕业生实习。张璁在刑部百无聊赖，有他的《闲赋》为证：

目断家何在，心孤地且偏。

岂惟吾是客，独觉日如年。

对镜伤华发，摊书忘旧筌。

大罗山下宅，荒尽种瓜田。

此时的武宗皇帝，尚在南京、扬州一带寻欢作乐，以各种理由，拒绝首辅杨廷和要他班师回朝的请求。而北京城内的各大衙门，虽然运转正常，但补官、晋升这样一些人事任免则被搁置。此情之下，尚未获得正式官职的张璁自然也就感到度日如年了。他不知肖鸣凤所说的“大贵”从何而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天上可以掉馅饼。

但是，一年后，机会来到了。

武宗皇帝死后三十六天，即四月二十二日，世宗皇帝朱厚熜在奉天殿即皇帝位。

张璁虽然官位卑微，但还是有幸参加了世宗皇帝的登基仪式。他为此写下了《四月二十二日》这首诗：

少年天子今登极，文武衣冠拜圣明。

扫地妖氛朝雨净，当天丽日午风轻。

黄封供奉千官出，丹诏传宣万里声。

旋转如今真有赖，草茅何以答升平。

诗中，张璁朦朦胧胧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但并不确切。事实上，正是因为朱厚熜这位少年天子的登基，张璁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

世宗皇帝登基后，坚持立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由此遭到以杨廷和为首的部院大臣的强烈反对，因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这就是嘉靖初年有名的“大礼案”。在我写的关于杨廷和的《屦经忧患身心老》一文中，已对“大礼案”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围绕“大礼案”的纷争所形成的两派，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另一派的第一号干将则是张璁。

其时，杨廷和与张璁两人根本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杨廷和是一呼百应的当朝首铺，特别是武宗晏驾世宗尚未登基的这三十七天里，他总摄朝局，做了许多善政，可谓天下归心。而张璁只是一个候补官员，不要说政绩，连身上那股穷秀才的酸气还未脱掉。但最终胜利的不是杨廷和，而是张璁。

却说“大礼案”初起时，局势牢牢地控制在杨廷和手中。世宗帝有心立生父兴献王为皇考，但孤掌难鸣。设若此时没有杂音，杨廷和最终能说服世宗，从而达到大明王朝承祧制度的沿袭。但想不到的是，张璁这时跳出来，给世宗上了一封《正典礼疏》：

臣窃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廷议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

今武宗无嗣，大臣尊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而迎立之。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未尝著为人后之义。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且迎养圣母，以母之亲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圣考只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在陛下，谓人继祖后而得不废其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

这篇文章针对杨廷和的观点提出尖锐的反驳。世宗皇帝正苦于朝议一边倒，看到这篇奏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此论一出，我的父子亲情就可保全了。”他迅速下旨将《正典礼疏》交给大臣讨论。

杨廷和拿到奏疏后，第一个问题是：“张璁是谁？”

三、南京释放出的政治讯号张璁是谁？不但杨廷和不知道，所有的部院大臣都不知道这个无名之辈，当他们打听到张璁只是一个尚未授职的刑部观政时，顿时都愤怒不已。但是，因为有了张璁这篇疏文，本来铁板块的文官系统出现了裂痕。世宗在大礼争执中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大臣们虽然仍坚持要世宗尊孝宗为皇考，但同时也作了让步，同意他尊父亲兴献王为本生兴献帝。由王变帝，一字之差，张璁功不可没。但张璁由此得罪了士林。几乎所有的京官都排斥这个“狂悖之徒”。此时，吏部给他授官。按说有皇上的关注，他应留在北京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但谁也不肯让他留在北京搅局，于是给他安了一个南京刑部主事的职位，将他逐出京城。嘉靖元年（1522）春节刚过，张璁离开北京前往南京赴任。临行前，写了一首《赴南都留别诸友》一诗：今朝辞北阙，明日赴南官。时论苦难定，圣心当自安。独怜知己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张璁并没有胜利的喜悦，有的只是“独怜知己少”的悲哀。他开始相信肖鸣凤“大贵”的预测，所以又表露出“终期白首看”的信心。抛开是非恩怨不讲，单从政治投机的角度来看，张璁绝非愚钝之辈。他之所以站出来表达对皇上大礼议案的支持，乃是经过了认真的思考。世宗登基时，他已是四十八岁，就算授官能获得一个七品的位置，从七品到五品，也就是知府以及六部员外郎这种位置，还有四个台阶，即从六品、六品、从五品、五品。明代官员晋升，三年一次考察，各项指标及格后方可晋升。如果按正常的途径，不出任何纰漏，十二年后，他才能获得一个中层官员的位置，而他的年纪却到了六十岁。以这把年纪，再往上走就难上加难了。适逢此时大礼案起，张璁看到满朝官员众口一词与世宗作对，便感到机会到了。刚刚登基不到三个月的世宗成了真正的孤君。张璁觉得此时若挺身而出支持皇上，得到的后果不外两种，一是让满朝大臣把他迫害；二是得到皇上青睐，打通晋升之途。思来想去，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于是下定决心冒死一搏。对于张璁的外任，世宗皇帝心里头不乐意，但并未干涉。个中原因，一来是张璁级别太低，吏部可直接安排而无须得到他的同意；二来世宗刚登基不久，还未完全掌控局势。张璁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会说“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这样的话。他内心认为，世宗若开创唐虞之治，他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辅佐人选。到了南京刑部就职以后，他认识了另一个投机分子桂萼，这为他日后的“骤贵”增加了筹码。这个桂萼是正德六年进士，科名比张璁早了十年，初授丹徒知县，恃才自负，屡忤上官，改授青田知县，嫌远不肯赴任。在官场蹭蹬十一年，也才混到南京刑部主事一职，与张璁同事。两人都是官场不得志之人，乍一见面即引为知己。桂萼没当过京官，不知北京的局势，听张璁讲述大礼案前因后果，心情不觉怦然而动。斯时，大礼案纷争似乎已经结束，但兴献王为本生兴献帝显然不是世宗的本意。两人在办公室反复琢磨，决定各写一疏再论大礼。其中心意思仍是不应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皇考，而应直接尊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两封奏疏到京，可能是有关部门故意拖延，拖至嘉靖三年正月，世宗才看到奏疏，他对张璁、桂萼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此时，张璁不再是孤身一人支持皇上，除了桂萼，尚有方献夫、席书、黄倌等，这五个人可称为支持世宗的“五虎上将”。除方献夫外，四个在南京。鉴于两地相隔遥远，音讯不能及时传达，张璁与桂萼倡议，请皇上下旨让他们进京，与反对大礼案的官员在朝廷举行公开辩论。眼看将欲平息的纷争又起狼烟，北京的部院大臣们再一次紧张起来。

四、大礼案造就两个政治暴发户

此时，杨廷和已卸职回到老家，但负责礼仪的礼部仍清一色都是反对世宗崇本生父母的。这一点让世宗至为恼火。拿到桂萼疏后，他让礼部重新考虑大礼问题。礼部尚书汪俊说已有定论，坚持不改。张璁早已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于是在《论大礼第二疏》中特别指出：陛下遵兄终弟及之训，伦序当立，礼官不思陛下实入继大统之君，而强比于为人后之例，绝献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传之统，至陛下父子、伯侄、兄弟名实俱紊。宁负天子不敢忤权臣，此何心也！

上述五虎上将所有讨论大礼的表疏中，只有张璁的这一段话最为阴险毒辣。他所指的权臣即杨廷和。他说所有反对世宗立自己生父为皇考的人都是阿附权臣而蔑视皇帝。这实际上是提醒皇帝：表面上看是大礼之争，实际上是皇帝与权臣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

明代的皇帝，勤勉也罢，懒散也罢，精明也罢，昏庸也罢，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害怕大权旁落。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不设宰相，就是想从制度上铲除权臣。如今，张璁直截了当地将杨廷和比作权臣，这无异于让不满二十岁的世宗皇帝看到了巨大的威胁。兹后，杨廷和与其子杨慎的悲剧，虽不由张璁造成，但他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作用。对结成联盟的五虎上将，世宗皇帝另眼相看。这几个人官位都不高，但却是第一批效忠于他的官员，因此都得到破格提拔，日后相继成为朝廷重臣。

却说嘉靖三年春天，世宗不顾部院大臣的反对，召张璁、桂萼、席书等进京。一到北京，张璁与桂萼又联名向世宗上疏条陈七事，扬言要面折廷臣。北京各大衙门官员，特别是礼部与翰林院的文臣们，对这两个人恨之人骨。有一此激愤的官员，甚至手持利刃，要将两人扑杀。桂萼闻讯好多天都不敢出门。张璁龟伏数日后，才敢在锦衣卫的保护下觐见世宗。

自两人到京后，言官们弹劾他们的奏章每天都有好多份送到御前。世宗很不高兴，越发相信百官阿附权臣。因此不顾舆情，下旨特授张璁、桂萼二人为翰林学士。多位言官联名上奏抗旨，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刑部尚书赵鉴更是上疏要求逮捕张璁、桂萼，并对人说：“待我请得诏旨，必将这两人捶杀。”

中国的读书人，历来把操守气节看得非常重要。张璁与桂萼曲意媚上，整个士林为之切齿，所以必欲诛之而后快。但是，在粗暴的君权面前，道德与人格的力量毕竟比鸡蛋壳还要脆弱。世宗皇帝好不容易找到两个鹰犬型的支持者，安能舍弃？他一意孤行要给二人升官，群臣一片激愤，最后导致两百余官员在会极门外伏阙痛哭，不惜以死谏方式希望世宗收回成命。世宗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些官员全部打入诏狱，并于翌日举行杖刑，当场被打死的有十几个人。这批官员全部受到严惩，流放、充军、贬滴、罢官，样样都有。

在大礼案中，胜利的是世宗皇帝，但最大的赢家是五虎上将。这五人中，又以张璁、桂萼为最。嘉靖四年，张璁入阁成为辅臣，而桂萼亦当上了吏部尚书。这两个政治暴发户由此而进入人生的顶峰。张璁考中进上才四年就进入权力中枢，这正好印证了肖鸣凤“三年后必大贵”的预测。

五、值得怀疑的帝师身份

张璁入阁时，排在他前面的还有两个人，一是首辅杨一清，二是次辅翟銮。但是，世宗对他的信任超过前面两位。入阁不久，世宗便在文华殿后的恭默室单独召见张璁，对他说：“朕会经常有密谕给你，你不要泄露。朕给你的帖子，都是联亲手写的。”世宗这是暗示，他与张璁之间的联系，将绕过首辅和次辅，属于机密专线，即便是身边的心腹太监和秘书，也不得参与。这已经有点特务政治的味道了。张璁对皇上的专宠非常得意，于是得寸进尺地说：“当年仁宗信任杨士奇，特赐银印，许以单独奏事。臣既蒙皇上信任，也希望能单独奏事。”世宗答应，不几天果然给张璁赐了两颗银印。印文其为“忠良贞一”， 其二为“绳行弼违”。大概是顾及到廷臣的的反应，世宗同时也捎带着给杨一清与翟銮一人赠了一颗。

张璁起于寒微，得势较晚，再加上高位并非来自正途，因此对周围人们的言行态度非常敏感。对凡是攻击过他的人，讥刺过他的人，不尊重他的人甚至是不合作的人，一律都会施以报复。他最痛恨的人，莫过于翰林院里的那些词臣讲官。因为，当年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时，遭到了翰林院同仁的集体抵制。让他非肯难堪。他一直伺机报复。有一天，翰林院侍读汪佃御前进讲《洪范》一书时，其观点让世宗不满，下令将他调任外地。张璁看机会来了，立即进言：“翰林院需要整顿，自讲读官以下，应全部量才调往外地。”世宗采纳这一建议。于是，张璁与时任吏部尚书的桂萼联手，将他们看不惯的二十二个人调往外地。这些人都是翰林院中学有建树的才俊。自明朝成立翰林院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清洗。这些庶吉士出身的专家学者，安排得最好的，也不过是偏远地区的县令。

明代的学士，必须是庶吉士出身，张璁与桂萼并非庶吉士而被世宗任命为学士，被庶吉士们认为是耻辱，这就是弹劾章中所说的“以传奉为学士”。张璁与桂萼，因此对这些所谓出身高贵的庶吉士们恨之入骨，因此将所有庶吉士出身的人逐出翰林院。这如同今天将所有博士出身的人逐出社会科学院而只保留本科生一样，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闹剧。

但是，世宗支持这场闹剧的上演，他听凭张璁、桂萼重拳出击“革文化的命”。当庶吉士们遭到清洗之后，世宗又任命张璁与桂萼同时充任日讲官。这样，二人又获得了帝师的身份。明代的帝师与辅臣中，不乏著作等身的人物，亦不乏真知灼见者。而且，在他们留下的文集中，十之八九都有为帝师讲授学问的讲稿。但是，翻阅张璁存世的文集，从中找不到一篇讲稿。只是找到一首参加经筵的诗，名曰《八月二日》：

文华爽气入秋天，圣主精勤赴讲筵。志在国家非敢后，道闻尧舜得陈前。治平准拟符三代，纲纪惟应祝万年。御志于今同宴罢，忠良感激欲相先。从诗中透露的信息，张璁似乎讲过唐虞三代的治平之策，但讲得如何不得而知。

由于世宗甫一登基就碰到如何尊崇生父兴献王的问题，所以，在他执政的头十五年，他一直乐意制定各种礼节。明史说他以制定各种礼乐为已任，十几年间，他先后制定的有亲蚕礼、祭天礼、郊坛礼、祖庙礼、祭孔礼、祈谷礼、大禘礼、帝社帝稷礼。每一种礼的制定，张璁都积极参与，并迎合世宗的意思，千方百计从古书中找出有利的根据来。因此，他成为了世宗的文化拐杖，世宗拄着他，才不至于在意识形态的坎坷中摔跤。

不过，嘉靖十年之后，张璁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即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夏言。这位年轻人学问博洽，关于各种大礼的制定，其观点更能符合世宗的心意。此前，张璁总是挑战别人，现在，又出了一个夏言专门挑战他。最终，夏言取代张璁当上了首辅。当然，这是后话。

六、与桂萼一块儿卷铺盖滚蛋

嘉靖七年的正月，元宵节后第一次上朝，百官序班觐见皇上。世宗升座之后，突然发现他所倚重的张璁与桂萼，站的位置竟在兵部尚书李承勋之下，心里头很不高兴。明代百官朝觐，站位很有讲究。六部尚书与左都御史、大理寺及通政司一把手，称为大九卿，都是正二品。这九人中，摆在第一的是吏部尚书。二品正职九年考满，可加荣衔以示尊崇。这荣衔即三公三孤。三公为太师、少师、太子太师；三孤为太保、少保、太子太保。凡加此荣衔者，即可加官至一品。斯时，李承勋与杨一清、翟銮等，都有一品荣衔在身，故都站在前列。张璁、桂萼虽然都是二品显官，但无荣衔，站位就只能靠后了。退朝之后，世宗觉得张璁与桂萼受了委屈，遂提笔亲写了一道诏旨，加封二人为太子太保。任命书到达之后，桂萼连忙上表谢恩。张璁却拒不领情，他给世宗写了条陈说明理由：“太子尚未确立，就不应设立太子太保这样的职位。”世宗一想有道理，就又给张璁加了一个少保的荣衔，但太子太保也没有免去。就这样，张璁比桂萼多赚了一个头衔。张璁自入内阁，可谓“在骂声中成长”。尽管他利用权力培植了不少党羽，但弹劾他的人仍然很多。

嘉靖七年的七月，翟銮已去职，张璁成为次辅。尽管首辅还是杨一清，但实际的权力却在张璁手中。此时，桂萼亦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土的身份入阁。六年前，两人还都是南京刑部主事，七品小官而已。如今双双进入权力中枢，成为世宗的股肱，天下士林无不为之侧目。这两人都是权力场中一流的角斗士。大敌当前，他们共同对外。警报解除，他们又开始窝里斗。文武百官乐意看他们的笑话，并一直捕捉机会，想将他们赶下权力的高位。嘉靖八年的八月十三，突然一纸诏书传到内阁，罢免张璁、桂萼的官职，令其回籍。顿时，朝廷上下为之欢欣。这道诏令缘于工科给事中陆粲的《劾张璁桂萼疏》：璁、萼凶险之资，乖僻之学，曩自小臣因赞大礼，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宠异，振古未闻。乃敢罔上逞私，专权招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璁很愎自用，执构多私。萼外若宽迂，中实深刻。忮忍之毒，一发于心，如蝮蛇猛兽，犯者必死。臣姑举数端言之：萼受尚书王琼赂巨万，连章力荐，璁从中主之，遂得起......铨司要地，尽布私人，典选仅逾年，引用乡故不可胜数，如致仕尚书刘麟，其中表亲也；侍郎严嵩，是其子之师也.....璁等威权既盛，党羽众多，天下畏恶，莫敢讼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将来必为社稷患。陆粲写这封弹劾奏章的起因，是因为一个月前兵科给事中孙应奎弹劾阁臣“私其亲故，政以贿成，天下敢怒而不敢言”，张璁、桂萼看到奏疏后，向世宗提出辞职，世宗不允。接着，礼科给事中王准再次上疏揭露张璁、桂萼“引用私人”，虽然列举了不少事实，世宗仍不为所动。于是，陆粲再次上奏。

言官们的连珠炮终于引起了世宗的警惕。这位“讲礼”的皇帝，忌讳大臣背着他培植私党，擅作威福。于是头脑一热，让两位内阁大臣一起卷铺盖滚蛋。

七、三起三落的首辅生涯

一直扯顺风旗弄得山呼海啸的张璁，终于尝到了罢官的滋味。当他来到通州张家湾，在此上运河船返回故乡时，写了《舟发张家湾》一诗：离家十三载，入阁四五年。冠裳叨一品，礼乐际三千。遇主真明圣，为臣愧不贤。明农何敢望，尚有旧耕田。想到自己将要回家当田舍翁了，张璁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一路行来，不觉到了天津。忽然，有快马来到码头，一人跳下马来登上张璁的归船，传达世宗的旨意，要他即刻返棹回京。九月一日，张璁回到京城。却说张、桂二人免职后，世宗又后悔起来。他内心中对桂萼的以权谋私已产生了厌恶，但对张璁仍有好感。两人离京后，他下旨将告状的三位给事中下法司审问，然后派人去把张璁追回来，而桂萼则听凭其去。这两人虽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但人品确有不同。桂萼性贪，张璁却保持清廉。桂萼阴谋多，张璁所作所为虽有小人行迹，但出的招数都是阳谋，这也是他最终获得世宗独宠的缘由。

张璁八月十四日离开内阁，九月一日回来，前后相差半个月，世宗不但亲切地接见了他，还给他送了一个特大的礼包：首辅的乌纱帽。

在张璁回来之前，杨一清因屡遭张、桂同党攻击而申请退休，世宗准了他，这也是招回张璁的原因之一。

研究世宗朱厚熜与阁臣张璁的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世宗执拗，撞到南墙不回头；张璁倔强，睚眦必报。世宗当皇帝，如同一场白日梦；张璁当首辅，如同天上掉馅饼。这两个人弄到一处，是另一类的风云际会，犹如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有了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桑丘。但是，两人除了惺惺相惜，有时也争得面红耳赤。世宗一急了，就以罢官来威胁；张璁不高兴了，就以辞职来要挟。从嘉靖八年到十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张璁三次被免职，最短一个月，最长达到一年。在三起三落中，张璁我行我素。满朝文武在看惯了张璁可恨的一面后，也看到了他可爱的一面。

嘉靖十二年（1533）发生的张延龄案件，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张璁。

张延龄是死去的孝宗皇帝的大舅子。他的妹妹是孝宗的皇后，她的儿子武宗死后，被封为昭圣皇太后。世宗登基后，通过大礼案让自己的生母成为兴献皇太后。但是，昭圣皇太后对这位王妃出身的皇太后并未表示尊重，世宗因此怀恨在心。后来，有人告发被封为建昌侯的张延龄敲诈钱财，并逼死人命。世宗想借此报复，决定以谋逆罪名将张延龄处死，并借此机会诛灭张氏家族。昭圣皇太后听说后，便去找世宗求情，世宗拒不见她。

张璁看过所有审判的案宗后，求见世宗说：“张延龄是个守财奴而已，怎么可能谋反呢？如果以谋逆治他的罪，岂不伤了昭圣皇太后的心？”明世宗回答说：“天下是太祖高皇帝的天下，孝宗皇帝也要遵守高皇帝制定的法规。爱卿担心伤伯母的心，就不怕伤高皇帝的心吗？”张璁回奏说：“陛下继承皇位后，采用臣的建议称昭圣皇太后为伯母皇太后，您今天这样做，岂不是让你的伯母皇太后得不到善终吗？如果张延龄叛逆罪成立，必须诛灭全族，那么，昭圣皇太后也在被杀之列，陛下将如何处理呢？”由于张璁的坚持，张延龄终究没有被定成叛逆罪，一场皇室内的巨祸由于他的斡旋而消释。前面已经讲过，张璁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清廉。用现在的话说，路线上的错误，他天天都犯，而品行上的错误，却终生不犯。他入阁之初，便针对吏治腐败问题给世宗上了一道疏，名为《禁革贪风》：臣闻治之道，莫先于爱民，愿治之君，必严于赃禁。昔唐陆贽之告德宗曰：“民者，邦之本也；财者，民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近来中外交结，贪墨成风。夫贪以藏奸，奸以兆祸.....在这篇奏疏中，张璁列举了许多官员贪墨的例子与手段，希望世宗痛下决心加以肃清。由于痛恨贪官鱼肉百姓，张璁任首辅期间促成两件大事：一是清理皇室勋戚的庄田；二是将派往各地当镇守大臣的太监尽数召回。这两样都是善政。

八、得以善终的老倔头

嘉靖十年，在张璁的一再要求下，世宗皇帝自为其更名为张孚敬。张璁认为自己的名字与世宗朱厚熜的名字过于相近，大不敬，故请求改名。从此，朝廷的各种文件中，张璁的名字都改成了张孚敬。嘉靖十四年（1535）春节一过，已经六十二岁的张璁便感身体不适，于是上疏世宗皇帝乞休。世宗立即派太医到张璁家中为其调治。过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张璁又几次乞休。世宗舍不得张璁离开，于是派遣贴身身太监给张璁送去自己常吃的食品与药物，并附手敕，大意是：“古时候，有剪胡须为大臣治病的君主，朕今天将自己最喜欢服用的食品与药物赐给爱卿，望善自珍摄。”据太医禀报，张璁的病属肺热多痰之症。世宗于是自拣几味中药调制成药丸，嘱张璁每日三次用大茶匙蜂蜜送服。张璁得到药丸与蜂蜜后，非常感激，于是写了《谢手调药饵》的揭帖呈上。但病情仍不减轻，只好硬着头皮再次乞休。世宗无奈，遂于当年的四月初四准予张璁卸任，并命行人司官员与御医陪同送其还乡。第二天，张璁写了一首《四月五日赐归》的诗表达心情：朝例初颁麦饼香，病夫今日赐还乡。敢论天上风云会，得见山中日月长。白首莫能胜委托，丹心原不负纲常。出门正见东升日，万寿无疆祝圣皇。

张璁离京后，世宗少了一根“政治拐杖”，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多年来建立的君臣之谊让他对张璁割舍不下。第二年春天，他派锦衣卫千户刘昂到永嘉探视，并让张璁于七月七日之前再次到北京赴任。

回家一年的张璁，已经头发全白并掉了几颗牙齿，真正地成了一个病叟。但他知道君命难违，便跟着刘昂路上返京之路。刚刚走到金华，疾病再次发作，只得折返永嘉，刘昂只给世宗带回一份张璁的《乞恩调理疏》。听了刘昂的汇报后，世宗才彻底打消了召回张璁的念头。

嘉靖十八年二月，张璁病逝于永嘉老家。正在湖北钟祥祭扫生父兴献皇考的世宗听到噩耗后，非常悲痛，指示有关部门给予厚葬和优恤。五十岁才行大运的张璁得以善终，在这一点上，他远胜过了乡贤刘伯温与宋濂。

编者笺语:古人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借书卷悟我，借书渡世，卷积那些历史冥河里的清灯故事，对管理者用人用据有利，对当执者行为做事参考有益，对个人学习成长悟世、断别是非对错有积极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