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日，老袁都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士嘉堡Metro室内大卖场的咖啡座上喝咖啡，看着身边不同肤色的人们匆匆走过，有的是去购物——这里有超市；有的奔麦当劳——解决早点或午饭问题，已经上午十点多钟，说不清算早点还是午饭了；有的要找医生看病，这里有诊所；有的要享受泡脚、按摩或美甲，这里的服务场所是敞开式，外面路过的人对屋里的服务项目可以一目了然；身材彪悍的年轻人很可能结伴进入健身房，里面各种设施齐全，有会员卡还可打折；还有冷清的书店，热闹的一元店；或在Tims门口排队买咖啡继而加入他的行列，会坐在他的身边。老袁要的是 Medium regular（中等普通）咖啡，没要多加糖和奶的“达包达包”。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除去原住民，来自天南地北的各国度、各种族的人们不计其数，在法律框架的加持下，这些人算得上和谐相处。但是，因为早先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相异，生活习惯、处事风格不同，出误会有龃龉随处可见，生矛盾起冲突也时有发生。问题是，即使同样来自国内的同胞，也说不定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因为，这个环境可以很大程度地释放自己的个性。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伟人说得对，“差异就是矛盾”。正在胡思乱想，一个身材高挑、穿着一身多伦多最常见的黑色西装、留着中分头发眉清目秀的年轻华人，端着一杯咖啡坐在了老袁身边的空座上。
“我叫程哲，是中介公司的白领，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就来多伦多了，至今已经十个年头。请问您有兴趣到企业体验一下吗？我看您像干部，是过去的公务员还是企业领导？”
“做过一家国企的小厂长。你说的这里的企业是做什么的？”
“汽车配件。如果您去了，就是做检测零件的工作，一点不累。但需眼神好，不允许戴花镜——他们不喜欢年龄太大的人。”说着话，年轻人从书包里掏出两个像钥匙一样大小的金属件，摆在咖啡桌上，请老袁检验哪个是好的，哪个有残。老袁抓起两个零件进行比对，初看一模一样，再仔细看，便发现其中一个的尖头稍细，不规范，而另一个则是个圆头，遂指出：“尖头过细这个应该不合格。”
年轻人“嘿”了一声，伸出一只手与老袁击掌，“您没戴花镜，也看得这么准。没问题了，这个职位我替您申请了。”老袁说：“我带一个人行不行？”“男的女的？多大年纪？”“女的，四十来岁。”“有车吗？”“她有我没有。”“关系近吗？”“还行。”“红颜知己？”“算不上，但是很好的朋友。”“那还行，就怕‘合伙儿’，不好管理。”“明白。”
接下来，两个人谈妥了工时、工资：每周干五天，每天八个小时，每小时15加币，有司机接送，需给司机小费，届时自己和司机谈，一接一送一般10至15加币不等，看距离和司机心气。而司机就是在同一个企业的打工者。人家拉你是顺路，赚你俩钱也是顺理成章。若你自己开车当然就省了路费，若有人搭你的顺风车，你也同样可以收费。这在多伦多是不成文的规矩。国内可能是不允许的，而在多伦多则正相反。现在你们自己开车来，就自己去算账好了。年轻人让老袁填好了一张表格，查验了老袁随身携带的起着身份证作用的驾驶证初级本（这种本子可以起身份证作用，但不允许一个人驾车上路，如果有正式司机陪同，也只能上一般公路而不允许上高速。这种本子比正式驾驶证好考）。年轻人一口气喝完了咖啡起身告辞，临走甩下一句话：“明早六点咱们到汽配厂见。我这么主动找您，并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而是我做为中介可以‘抽头’。您理解吧？”
“理解理解。”老袁点点头，摆手送走了年轻人。他喜欢年轻人的坦诚。在异国他乡，谋生的手段各式各样，只要合法，有什么可指摘呢，尤其还“互惠”呢。老袁喝完咖啡，点上一支烟抽着，慢慢踱回家去。Metro大卖场距家走着回去也就20分钟的路。老伴在餐馆打工，每天回家很晚，越是大礼拜越忙。疫情严重的时候，各餐馆都停止了堂食，疫情风潮一过，各餐馆立即张灯结彩纷纷开业，有的不惜血本降价三天迎客。而有的餐馆被停止堂食的半年多时间拖垮，不得不宣告倒闭。而各超市因为百姓生活须臾不可离开，始终没有关闭，只是要求购物者按间距两米排队进入和结账。而放开后，除去华人的其他种族基本都连口罩都不戴了，似乎终于解放了一般。
老袁叫袁兴旺，六十有三。大专文化。当年，已经分配到企业工作的老袁受到全国文化大普及浪潮的裹挟，参加了高考，可仅差几分就不能进正式大学，于是进了大学里的夜大，每周上三个整天两个半天，课程安排与本科生一样，授课也还是那些教授，只因为减掉了外语课，所以毕业算大专。算什么无所谓，老袁只觉得自己经过考取大专文凭，加了钢淬了火，不久还被选进局机关做了干部、提了职，心情愉悦，便在几十年时间里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回报上级领导对自己的赏识和器重。眼下，他渴望打工，因为他身体不错，一般的体力劳动都能承受。他和老伴租用着女儿公寓楼里的其中一间，这种类型的楼叫“康头”，因为一楼有游泳池、健身房、桑拿室，楼下院子里还有露天游泳池和网球场、小花园。都是免费使用的。他们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厕的房子，面积都不大，可房租也要一千五加币，正好是老两口的退休金全部（七千块钱人民币）。那么吃饭怎么办，不能靠女儿、女婿接济过日子啊。有胳膊有腿的干嘛不出去干点什么，于是，老两口分别走上打工之路。老袁原先是机关处长，机构改革的时候去了企业，先是在一个处级公司当经理，继而承包了一个火腿肠厂，当厂长。但是，这个选择不算明智，殚精竭虑，艰难竭蹶，太累了。一俟六十年满，他立即办了退休，一天都没耽搁。厂里竭力挽留，他则苦苦婉谢。他体谅企业里所有的人都不容易，有权时没给自己多买养老保险，和职工是一个水平，所以退休金就是一般职工的水平：三千多块钱。而有的厂长给自己买两份、三份的都有，退休金能拿到万把块钱。他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老袁不这么想。他感觉自己后半辈子是心安的。
老袁打工的第一站，是一家鸡肉厂。他是通过女儿帮忙找到中介公司谋到的职位。所以后来遇到程哲那样的年轻人随机招揽打工者，便十分理解——中介公司也是互相竞争的啊。一早来接老袁去鸡肉厂的司机叫安娜，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人，身材苗条，面容靓丽，老袁一见就惊呼：“嚯，遇见明星了，你曾经演过电视剧吧，我看你眼熟呢。”安娜笑了，说：“我确实当过演员，也确实演过电视剧，后来因为骑马摔伤了腰，不适合当演员了，就随儿子来加拿大了。”两个人越说越投机，还互相加了微信。安娜一看老袁的微信头像是民国时期一元钱的银元袁大头，便开玩笑：“老袁啊，你是不是袁大头的后人啊？”老袁道：“还真沾那么一点点的亲，不过是远房的了，不值一提了，而且袁大头也不是多么让人佩服的角色，不提还少挨点骂。我更愿意做袁隆平的亲戚。”安娜开朗地哈哈大笑：“我曾经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担任过小配角，对袁大头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对你如此谦恭是心怀敬意的”。一路上，安娜说了很多拍戏生涯的趣事和糗事，让老袁十分开心。但进了鸡肉厂以后就没那么惬意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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