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信仰的永恒角力——重读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
林伟健
1981年,作家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样一部带有哲学深度和人生思考、语言生动文字优美的文学作品问世,在当时确是一块石头扔进水中,激起了一层层涟漪,溅起一阵阵水花,引起围观者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不少争议。不少专家学者对这部小说各持已见,莫衷一是,甚至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小说中的李淮平、南珊和泰山长老等人物形象提出各种非难。当时我就对这部篇幅不长、情节不复杂的中篇小说很感兴趣,读完后印象深刻,深有感触,拍案叫绝。四十多年过去了,我重读这部小说,感到又有了新的感悟。
(一)
当最后一抹晚霞从天空褪去,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昼夜交替的自然现象,更是一个时代精神图景的隐喻。在泰山的月观峰上,晚霞消失了,李淮平和南珊也带着心中的遗憾握手告别。后来两人有没有再见面,有没有再次偶遇或是在感情上升华,我们不得而知(小说没有任何暗示,而读者却有此美好的冀望)。但李淮平和南珊的际遇和观点交流,泰山长老的渊博哲思,却始终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四十多年后的现在,重读这篇小说,我依然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书中李淮平和南珊形象的刻划,情节的展开,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关于文明与野蛮的争论,对人生的思考,对真善美和科学、宗教、艺术的独特看法,更是发人深省。
作家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构建的不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一座思想的迷宫,在这里,李淮平与南珊的每一次对话都是对文明和野蛮的热烈探索和沉思,也是这两者在现实中深刻裂痕的显现,是现代人在信仰的困惑、感性冲动和理性选择的夹缝中的艰难求索在心灵中的投射。这部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以其超前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勇气,提前预演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必将遭遇的精神困境。
李淮平与南珊的形象,在一定程度是当时青年人的缩影。李淮平作为一个红二代,在优越环境中顺风顺水(虽然也有小挫折,但并不影响他的发展),从一个文革的“红卫兵”变成了一个海军军官,其思想中有着激情的现代人格,他的思维方式是易冲动、跳跃式和分析性的,相信通过人的积极行动可以认识并改造世界;而南珊作为一个国民党投诚起义将领的外孙女,长期在谨小慎微的环境中生活,形成深沉、内向的多愁善感和敏感思维,并体现着宗教情怀的精神气质(尽管她不是宗教教徒),她的存在方式更接近直觉与体验,在超越性的信仰中寻找生命意义。
李淮平和南珊这两种人格类型的不同,不是简单的性格差异,而是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未能解决的根本性分裂。礼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将任何一方简单化或妖魔化,而是让两者在平等的对话中展现各自的内在逻辑与生命力量。
(二)
小说中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辩论是具有哲学深度的对话场景。李淮平与南珊初次见面,就开始了关于文明和野蛮的辩论。李淮平认为,文明和野蛮就像人和影子一样分不开,在野蛮行为中会创造出美好的文明。为何如此,南珊对此也感到疑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甚至作为一切坏事根源的野蛮,还可能是好的。表面看,这是对历史进步的质疑与辩护;深层观之,则是对现代性核心假设的根本性质怀疑。我想,这里也是为李淮平在“文革”开始后自以为洋洋得意的“造反”行为及其野蛮表现埋下了伏笔。直到十五年后再次见面时,也没有解决对这个矛盾的疑虑。
当南珊指出人类为了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文明而艰难奋斗,然而野蛮的事业却与文明齐头并进时,她认为,“当我们试图用好和坏这样的概念去解释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在她看来,每一次文明的高峰都伴随着更大的野蛮,这种矛盾是真切的,是无法消除的。她实际上揭示了启蒙理性叙事中的致命盲点——将历史简化为线性进步的过程,而忽视了技术进步与道德完善之间的不对称性。李淮平所代表的科学乐观主义在这里遭遇了根本性挑战:如果文明的工具越来越精致,而使用这些工具的人性却始终停留在原始阶段,那么我们真的能称其为"进步"吗?这一诘问在科技迅猛发展而道德危机频发的今天,显得尤为振聋发聩。
(三)
礼平通过小说中的李淮平登泰山途中邂逅泰山长老,一路相谈甚欢,对自然、宗教、人生等内容的讨论的情节描述,详细展开两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对科学、宗教和艺术功能的分析,展现了人类价值体系的多元可能。这部分内容也非常精彩而深刻,但也恰恰是这一内容,引起读者共鸣的同时,也产生很大争议。
对李淮平而言,"真"是科学可验证的客观事实,真并不是美,美也并不真;真而不美,方成其严肃,美而不真,方成其浪漫。而泰山长老则认为,科学并不能提供一切,它只能使我们获得对自然的了解。长老认为,在真之外,的确有美,而在美之外,还有善。对真善美的追求,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长老直截了当地说:“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长老不同意李淮平用科学、用真来衡量、评判一切;他还对宗教的社会作用作了分析。他指出,艺术既然可以不真实,宗教又为什么一定要真实?宗教的意义也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宗教以道德为本,其实与科学并不相干。
我认为,这段对真善美的分析,对科学、宗教和艺术功能的相对划分,是书中非常精彩的点睛之笔,着墨不多,却入木三分。而这也正是饱受最多争议的内容。在泰山长老的认知框架中,也许"真"是存在的敞开,"善"是神圣的恩典,"美"是超越的显现。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形成、显现出人的信仰。这种价值体系在小说中不是静态的展现,而是在互动中不断修正自身。
当李淮平最终承认"有些真理是科学无法触及的",当南珊接受“宗教也需要理性的审视”时,我们看到了不同世界观相互渗透的可能性。这种思想上的微妙变化,暗示着人类精神超越二元对立的潜在路径。对此,不要以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作简单评判其是非曲直。
(四)
在泰山南天门上的月观峰,分别十二年之久的李淮平与南珊的偶望,似乎是偶然、无巧不成书,实际上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并借此将小说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留下一个无言的结局。
李淮平和南珊的不期而遇,他们都感到意想不到的突然,以致正在为外国游客担任翻译的南珊突然失态无措,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对着雄峻的泰山,对着绚丽的晚霞,两人百感交集再抒胸臆,在回味往事、消除误解、探讨人生信念时,感情激起波澜。李淮平顺理成章地提出情感升华的愿望时,却被南珊视为是凡夫俗子的太庸俗的人生信念,这不仅仅是留给李淮平的遗憾,也成了留给读者的遗憾。
南珊的高冷、近乎无情的举动,让李淮平把少年的梦想和憧憬,随着晚霞的消失而消失了,只能将视野转向更加广阔的未来。不要留恋过去,憧憬真善美,追求新的未来,也许这就是小说对读者的真心寄托。
(五)
《晚霞消失的时候》之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引发强烈反响,正因为这部作品触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敏感点。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单一化的思想格局开始松动,人们既渴望拥抱现代科学与理性,又本能地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灵归宿。礼平的这部小说将这一社会心理呈现的矛盾艺术地具象化,使每个读者都能在李淮平或南珊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物质丰富与精神空虚的悖论更加凸显,当科技发达与生态危机的并存愈发尖锐,这部小说的预言性质更加清晰可见。它提前警示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性困境:科学理性的突进可能会导致的价值虚无,脚踏实地冷静地思考审视人生和未来是非常必要的。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礼平采用了极具张力的叙事策略。小说情节的展开不是简单的线性推进,而是思想碰撞的辩证过程;人物形象的塑造不是类型化的标本制作,而是复杂心理的层层剥露;语言风格既保持文学性的优雅,又不失哲学性的睿智。特别是对“晚霞”这一核心意象的运用,既是自然景观的描绘,又是精神状况的象征——那个理想主义光芒逐渐消退、价值多元时代即将来临的过渡时刻。这种艺术上的成熟与思想上的深刻相结合,使作品超越了时代局限,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我们或许能够获得面对当下精神困境的启示。李淮平与南珊的辩论没有最终结论,因为人类文明本身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对话。科学理性与精神信仰、物质进步与精神超越、历史必然与道德理想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晚霞终将消失,但思想的星空永不黯淡,新的朝阳将会在东方破晓,新的一天将要到来。人们要在这种矛盾中保持思考的能力和勇气,在确定性与超越性之间寻找平衡的智慧。
当夜幕完全降临,我们更需要记得,黑暗不是光的对立面,而是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晚霞消失的时候》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更是对所有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深刻洞察。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选择理性或信仰中的某一方,而在于保持两者之间创造性的 紧张关系——正是在这种永恒角力中,人类得以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的可能性边界,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