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哲 

我同刘福谦老人可以说是莫逆之交，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四年我在他手下干事八年，这期间曾在蒲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过他的副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们一直过从甚密，他是我的老领导、老搭档、老朋友。年前回蒲访他时，就知道他老人家又要出书了，并且流露出要我为之写序的意思，我因自感水平不足向其讨饶，他也知道我事务较多给予谅解。前几天回蒲照例又去访他，他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答曰：没啥事。他顺带就提出了校阅书稿与写几句话的事。对于校阅书稿我自然是慨然应允的，因为通过校阅我便可以学习刘老的新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福老以前所出的《蒲城历史丛话》、《尧洛轶闻》、《志庐闲笔》三部大作的清样全部都是经过我校对的，这次如果置身事外岂不是一大缺憾。至于写几句话的事，虽然给《志庐闲笔》写序已有前例，但那是情势所迫，要说起自己的身份实在是无力负荷。据此我向他表达了难以胜任的意向，他极不情愿地放了话，让我自行斟酌。看到福老情之殷殷的盛意，我真的不好推却了，那就写一些校阅中的读后感吧，最好排列至书后，那是千万不能作序的。

由于担负着校阅的责任，因此我逐字逐句认真细读了书稿，整个感受可以用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真是感悟万千，启迪深远。其中有四点尤为突出：

一是作者乐于奉献的人生态度令我敬仰。福老八十岁的时候，曾出过一部大作叫《志庐闲笔》，主要搜集的是退休后的文稿，我曾经以责任编辑的身份参与其事，当时我心里想，这可能是福老耄耋之年的封笔之作了。孰料事实却是相反，杖朝之后他仍然笔耕不缀，正像他在本书开头《前言》中所说的：“总有点‘丝未吐尽、蜜未酿完’的感觉。想抽暇写点县志未纳进去的资料性的东西留到社会上，以启迪后之来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实在闲不下来，于是便有了这本《志庐闲笔·续集》的出版。读者需知，他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这可是一般垂暮老人坐享清福颐养天年的时光，可是福老却“清晨五时起床，头脑清醒之时伏案疾驰；中午无客继写，有客闲聊；使心脑松弛。晚读报、看新闻，补充新鲜‘血液’。如此完成本书任务，”（见本书《前言》）可见其晚景的忙碌了。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前多年福老曾因脑溢血动过开颅手术，以这样的身体条件承负这么大负荷的工作量，这真是达到忘我的程度了，这样的奉献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啊！

二是作者丰赡厚实的国学功底令我钦佩。福老幼承家训，饱读儒学，及长，酷爱传统文化，通过自修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一般人对它固然不可能门门精通，但是，你只要细细琢磨福老文章中对古籍的阐释是怎样的得心应手，你就会了解其对国学是怎样的娴熟通达、了然于胸。本书的“读书笔记”栏目中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如：《是什么赋予远古人类以智慧》、《太极与书法》、《浅议古文的语体性》、《新时代科学思维登堂入室》等阐述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到了《易经》、《书经》、《诗经》，提到了《论语》、《孟子》、《庄子》、《春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意识。福老知古、崇古，但值得称道的是，他并不泥古，我们只要看看他在《中央团校五个月》一文中所描述的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知识的情景，就会明白了。我们也可以看看他对乔俊武先生所著的《思维论》的评价，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是怎样的居于时代潮流的前列。他在《新时代科学思维登堂入室》这篇评论中说：“《思维论》以科学的体系，辩证的方法，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得以成为奠基性的巨著，它是划时代的。虽然初读起来晦涩抽象，但品味起来内容十分丰富。它从思维实践切入，对思维进行了全面广泛的论述。这部著述的出版，将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和文化、经济、政治、科技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用“划时代”来肯定《思维论》，正说明他深谙时代的脉搏。 

三是作者与时俱进的传统观念令我赞叹。本书中有一个“百年祭祖”栏目，收录的是刘氏家族“始祖双甲子，泰华整百年”纪念活动的有关资料，这次活动是由福老策划发起的，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刘氏家族由鲁迁陕始祖刘学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其筹备时间的跨度一年有余，首先，他们打算出一本缅怀前辈、纪念先祖的书，主要由刘氏后裔回忆往事，撰写纪念文章，从二○○九年一月即向所有刘氏内外亲发出了活动通知，号召大家积极撰稿，一时间在刘氏家族内部掀起了追宗忆祖的高潮，有的寻根问底，请教前辈，有的翻箱倒柜，查阅资料，所到之处人们谈论的话题主要都是刘氏先辈艰苦创业的苦难经历，气氛热烈，情绪高涨，使大家对先祖的优良品德与可贵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竟有四十多人写出了追思先祖的文章，连同祝贺诗词以及刘氏家史，出版了一部二十六万余字的书名为《古树逢春》的大部头著作。当我拿到这本页码达到三百的沉甸甸的大作时，其份量的厚重，使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憾，这种宏扬宗亲谱牒文化的盛举在全国也是引领先潮的。刘氏家族三百余人还在庚寅清明这个追念先祖的传统节日，聚集于蒲城南埠三义村举行了“始祖双甲子，泰华整百年”纪念会，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这一仪式并参观了刘氏家族历史与现状的展览，仅其家族的数百幅历史照片即悬挂了六十一个大型版面，全是经过精心设计艺术处理的，看后让人对刘氏家史资料的详尽感到惊叹，真服了刘家人的执着精神，福老倡议的这一纪念活动，宏扬了“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是一次孝亲敬老思想的大宣传，是一次孝亲敬老行为的大动员，渭南电视台作了专题采访，在周围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四是作者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令我喝彩。福老在书中以不小的篇幅辑录了自己编写的蒲城《纪略》，这些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真实纪录，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在出版《蒲城县志》时，却被讳莫如深地弃用了。这使我想起了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故事来。这两件事情大抵是这样的：齐国权臣崔杼弑了他的国君齐庄公，齐太史为此事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怒而杀太史；太史的弟弟依然在史书上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之，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依然秉笔直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崔杼无可奈何，南史氏以为太史尽死，执简以往，准备前仆后继，闻听已允记载，方才罢休，这事情就被如实记录下来了。晋国有个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赵盾，经常谏劝昏君晋灵公，晋灵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的族弟赵穿便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提出异议说：“我并未弑君。”，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你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听后只好叹口气，再也无话可说了。齐太史与晋董狐视死如归、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是自古以来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福老作为新时代的史志工作者，秉笔直书了《纪略》，对“文革”十年蒲城的社会状况作了客观的反映，但是当时却因“认识上的不一致”而未被《县志》采用，作为县志主编，这种身不由己不能作主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好在福老并不灰心，他坚持说真话的原则，认为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这次出书，他又把这些资料拿出来“补史之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真理的坚守。细读《记略》我们就可以了解蒲城“文革”十年的梗概，说它是“浩劫”真是名符其实啊！这段历史的悲剧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笔者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囿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对余毒的清算至今仍不彻底，替喊冤为翻案的土壤仍然存在，他们之中虽然有固守“极左”者，那是立场决定的，但大部分是对“文革”缺乏体验的年轻人，这些人并不了解“文革”的实况，出于对贪腐现状的不满而对“文革”的“罢官”深感兴趣，这只是一种糊涂认识，在了解了“文革”的荒唐真像之后，相信他们是会分辨正误的。当务之急是把现在已经掌握并被实录的“文革”灾难，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代，不要只是抽象的几句话，而是要用有血有肉的历史描绘，用具体事实，让大家认识“文革”动乱的真面目。出于这样的原因，福老重提《记略》显属正当其时，我们应该为他正视“文革”创伤、重视历史殷鉴的举措拍手叫好。

以上读后感，只是我点滴、零星的发掘，缺乏系统性，不能反映福老大作的全貌，但知微可以见著，通过局部也是可以一窥全豹的，我将它写出来对于推介本书也许会有裨益。最后且吟七律一首以抒我怀：

志庐闲笔续新篇，八五皤翁赛壮年。

余热沸腾燃烈焰，夕阳灿烂照征帆。

殚精竭虑吐丝茧，沥血呕心酿蜜丸。

老骥据鞍欣奉献，韦编几卷誉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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