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为稻粱谋，实为解民生之多艰：被任正非“打捞”的罗登义，如何为贵州百年“树木” 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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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稻粱谋，实为解民生之多艰：被任正非“打捞”的罗登义，如何为贵州百年“树木”

吾球榜样/罗登义

低头走路，抬头看天

吾球商业地理：

在历史的褶皱里，总有一些被尘埃掩埋的名字，如暗夜星辰，静默却恒久地照亮一方土地。罗登义便是这样一位学者——他以科学为锄，在贫瘠的喀斯特山野间掘出刺梨的黄金，用一生践行“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他的故事，是知识分子的孤勇，是基础科学的韧性，更是大地对赤子最深的馈赠。当我们追问“科学何为”，他的生命早已书就答案：将论文种在泥土里，写在大地上，等时间让它开花结果。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最近，因为任正非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一个被主流很难注意到的人物，罗登义，从历史的角落里，被打捞出来了。

“贵州有个农学家罗登义，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分析研究水果蔬菜营养成分的时候，发现一种维生素含量很高的野果子刺梨。中国那时还在抗战时期，社会教育水平还很低，没几个人懂。后来写了一篇论文，说刺梨是维C之王。经历了近百年，贵州把它做成了一种天然富含维生素的刺梨饮料，维生素饮料中的奢侈品，近百元一瓶，受到追捧，刺梨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人们才真实认识了在抗日烽火时，在一张破桌旁的罗登义。”

任正非为什么要提及罗登义，显然不是因为他是自己的老乡。最显而易见的，是没有罗登义，就没有贵州今天的刺梨产业。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将打捞上来的罗登义，剥除其被时代的河水腐蚀的历史，以及为污浊所掩盖的事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学者，一个光辉的人。

Vol.1

1937年，一艘从美国归来的客轮缓缓驶入黄浦江。甲板上站着刚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硕士学位的罗登义，他手中紧握的并非当时稀罕的西洋电器，而是一箱沉甸甸的农业科技资料。这个看似平常的选择，却成为改变中国西南农业格局的重要转折。

此时的罗登义，刚刚30出头。其于1906年4月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一个清贫书香人家。其父罗勋元乃清末拔贡，光复后曾任中、小学校长、国文教员，笃好旧学，对幼年罗登义有一定影响。读私塾时，罗登义熟知《齐民要术》等古农书，认同“耕读传家”的价值；虽然生活于城区，但自幼目睹"种一坡收一箩"的农业困境，让他深为感怀。直到今天，我们对贵州的印象还依旧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前两年从仁怀到桐梓再到重庆，一路上欣赏贵州的喀斯特地貌——美是美哉，但对生活却极不友善。抗战时期，身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中一员的闻一多就不无幽默地告诉学生：“说贵州地无三尺平这句话，是有些夸张，它与湖南的丘陵地貌不一样，这里岗峦起伏较大，奇峰峻岭遍地，应改为地无三里平才合适。”

某种意义上，罗登义也是幸运的。他通过考学，一度远离了这样的苦难。其于1923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成都大学和北平大学任教。1935年，更是通过中华文化基金会帮助，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获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一个学界上的新星正冉冉升起。然而，当时的神州大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他却断然拒绝导师的挽留，放弃了留美的优越条件和优厚待遇，而回归祖国。

这和他选择农业作为终身事业一样，绝非偶然的冲动，而是特定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意识的个体表达。

毫无疑问，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的罗登义，成长于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亲眼目睹了"农业凋敝、农村破产、农民流离"的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力极度低下，粮食产量不足，饥荒频发。这些景象和他从小的经历，加上当时在张謇“实业救国”、晏阳初“乡村建设”等思潮的盛行下，农业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基础……这些都推动着他违背父亲希望他报考法政大学的意愿，而投身于中国农业教育与研究，并毅然回国。

【参加活动的罗登义（右）/来自网络】

“农业是民生之本。”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辈学农，非为稻粱谋，实为解民生之多艰。"此外，他观察到家乡农民沿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原始耕作方式，土壤贫瘠化日益严重，但无人懂科学改良方法。相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通过对比发现：日本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实现了小农经济的高产，而贵州的自然条件更优却产量低下。这让他确信——“不是土地不行，是方法不对”。他在日记中又如此写道：“见彼邦农夫用仪器测土施肥，而我乡父老仍靠占卜择种……若不变革，中国农民永无出路。”

这种困境激发了他探索现代农业技术的决心。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求紧密相连的选择，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品格。

最终，罗登义还是回归到了贵州。他是随着浙大的西迁，而来到了湄潭。今天的湄潭出茶叶。但它更大的贡献，无疑是成为浙大的第二故乡，让浙大的教育在这里得以延续。在湄潭七年，浙江大学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发表了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生物系的谈家桢教授也在湄潭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搞清了其机制和规律。而受聘为浙江大学农化系教授的罗登义，即便战火纷飞，也同样坚持带领学生用煤油灯照明，用竹筒做试管，建立起当时中国最简陋却最坚韧的农业实验室。因为在他看来，"农业是国家根基，农学是济世之学"。在日记，他也这样写道："农学不仅是技术，更是民生。"这种将学术理想与现实需求相结合的认知，构成了他一生事业的底色。

【罗登义的题赠/来自网络】

但显然这样的底色并不枯燥，也不孤独。1930-1940年代归国的187位农学留学生中，有163人选择奔赴条件艰苦的内地农业院校，用科学拯救饥馑中的祖国。

也在这七年之间，他带领团队在对一百七十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之后，重新发现了生长在贵州山间之刺梨的真正价值。

Vol.2

1943年夏天，罗登义在黔南布依族村寨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尽管战时物资匮乏，当地老人却面色红润，鲜有维生素缺乏症状。经过三个月跟踪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村民日常食用的刺梨上。

在当时简陋的实验室条件下，他采用酸碱滴定法等土办法反复验证，结果发现刺梨含丙种维生素特别丰富，在每百克果肉中，含丙种维生素2054-2729毫克，平均含量为2391毫克。较之四川广柑高五十倍，比綦江红橙高一百倍，比梨子、苹果高500倍，就是号称维C王的猕猴桃，含量也只有它的九分之一。乙种维生素的含量，刺梨也特别丰富，一般水果蔬菜望尘莫及。他还通过人体实验，证明刺梨中丙种维生素很容易被人吸收，可给率高达百分之七十，正常人每日吃半个刺梨即可满足维生素C、P的生理需要的结论。

这一发现震惊了当时的营养学界。谁也没想到，这个贵州山间再常见不过的刺梨极富营养价值，尤其是维生素C和维生素P的含量极高，被誉为“维C、维P之王”。后来，罗登义在《刺梨的生物化学》研究论文中激动地写道：“真是天赐吾人养生的新山珍!”

但罗登义没有止步于学术发现。他系统研究了刺梨的生长习性，编写出图文并茂的《刺梨栽培手册》，亲自示范嫁接技术。更难得的是，他预见到刺梨的产业价值，开发出刺梨酒、果脯等初加工技术。这种"从实验室到田间再到市场"的全链条研究模式，在当时中国农学界堪称创举。

历史证明了这一发现的深远意义。在当时，罗登义积极呼吁广大民众及抗日将士，每日食用1至2枚刺梨鲜果或干制果实，可以补充维生素的不足，消除士兵的夜盲症，增加健康和体力，并亲自带领学生采集贵州的野生刺梨，将其干制后捎往抗日前线。他的研究成果更得到了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并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所记载。李约瑟甚至将刺梨以罗登义教授的名字命名为“登义果”，这也标志着刺梨首次走向世界。

而在今天，贵州刺梨俨然已成为贵州特色优势产业，成为老百姓的“金果子”“致富果”。根据《贵州日报》旗下“天眼新闻”近日的报道，“贵州刺梨产业种植面积超过200万亩，实现产值超过200亿元。今年4月23日，贵州刺梨与贵州辣椒、赤水河流域酱香白酒一道，列入了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重点培育公示名单。”还据说，在毕节市七星关区，刺梨产业带动2.3万农户年均增收4000元。

【新华社镜头下俨然成势的贵州刺梨产业/来自网络】

难怪任正非会这样点赞罗登义。没有他当年的“栽树”，就没有今天结出的丰硕果实。

抗战胜利后，“西迁”贵州的高校陆续“东归”。1946年5月7日起，浙江大学复员东归。很多人念念不舍。作为当时“湘黔滇旅行团”的一员，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晚年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时非常感慨：“这次走路感觉对我的教育很大，就是真正看到了最基层的农民是怎么生活的……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渗透到穷乡僻壤里头，它不光是在上层。”

这一次，罗登义没有选择离开，而是感于贵州人才匮乏，决定接受贵州大学农学院（后更名为贵州农学院）的邀请，担任该校教授兼农学院院长职务。此前，他曾经直言：“吾黔土薄民贫，正需农学之人。若人人趋利避苦，故乡何以脱贫？”这种地域责任感贯穿其一生。与此同时，这一职位也使他有机会参与到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的工作中，通过推广马铃薯、改良玉米品种缓解饥荒，切身感受到农学对国家安全的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罗登义继续担任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贵州农学院院长。白手起家兴建校舍，建立了农、林、牧等学科体系，为国家和贵州本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

更让人钦佩的是，他对贵州农业的改造。

Vol.3

对贵州的农业，我曾经在纪念母校桐城中学诞辰120周年的拙作《恰桐城少年》中，提及过一位老乡——为明嘉靖进士，与陆树声、余文献、朱日藩同为“嘉靖四杰”的赵釴，其在巡抚贵州时，“教民引水为田，黔民知水耕自是始。”

但贵州的农业依旧受制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62%的地区是岩溶地貌，土壤贫瘠，可利用的耕地非常有限。

有资料说，在贵州层峦叠嶂的喀斯特山区，罗登义创造性地提出"三层楼农业"理论：山顶植树保持水土，山腰种植经济林果，山脚发展粮食作物。这一因地制宜的农业思想，比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倡的"山地立体农业"概念早了近三十年。

所谓的“山地立体模式”是指在山地地区通过分层利用不同高度的土地，克服地形限制，最大化资源利用率的一种农业模式。具体应用除了山顶、山腰、山脚各作不同用途之外，山下还可以兴办工厂……这种模式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土地生产力，有利于生态平衡，同时提升经济效益。

这种尊重自然、科学利用的农业观，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贵州农业科学院2018年的研究表明，采用罗登义"山地立体模式"的地区，水土流失量比传统耕作区减少72%，农民收入提高55%。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罗登义的农业思想正展现出新的时代价值。

罗登义不仅是农业科学家，也是一位农业教育家。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宋洪宪先生著文称，他常常强调“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培养人才必须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一定要服从国家需要。”“学校的主要活动应该围绕教学来进行，要保证教好学好。各方面的工作，要有科学的分工，走以法治校的道路。”他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代科学处于方向系统化、统筹化综合发展的今天。攻克难关必须有既‘精’又‘博’的知识；应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广博基础知识而后专的人才。”为此，他主张“高等学校应办成包括理、工、医、农、文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学。要精兵简政，后勤工作要社会化，这样才能集中力量搞好教学科研。”

在教学实践中，罗登义也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中要起主导作用”，“大学各项工作应以教学为主，科研与教学两位一体，教师必须做到教学科研并重”。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基础科学知识的讲授”“理论与实践结合”“重视对学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学习、研究能力的培养”。讲授课程要善于“提纲挈领，深入浅出”“语言要生动活泼，要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贵州大学农学院举行建院80周年庆祝活动之罗登义教授塑像落成揭幕仪式/来自网络】

今天贵州农业的发展，印证了罗登义“不是土地不行，是方法不对”的猜想。如果说，在化学农业时代，贵州发展落后；那么，在绿色农业时代，贵州迎头赶上；在功能农业时代，贵州更是遥遥领先。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贵州”笑称，在功能农业时代，农产品已经超越传统“饱腹”功能，更强调健康安全和营养价值，从传统农业追求“吨粮田”产量为王，到功能农业培育“黄金毫克”微量元素带来的健康溢价，“丰产”的内涵也慢慢被多元定义。跟随这样的变化，贵州逐渐发现，一味追求农业产量，并无优势，因地制宜聚焦单位面积高附加值的优质农作物培育发展，更契合贵州立体气候和山地生境多样性的独特优势。

在这里，除了罗登义发现并再造的刺梨产业，这块“天选之地”还藏着更多不可复制的风味密码：贵州镇宁六马蜂糖李，被称为李子中的“爱马仕”，上市时能卖到50元一斤；龙里的精品豌豆尖在香港卖到每斤180元，消费者赞不绝口；修文猕猴桃电商销售溢价率超40%……这些都是黔货出圈的“优质单品”，而类似的优质农产品，贵州不止于此。

薪火相传。今天，当我们站在贵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国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回望罗登义，你会发现他的兴趣本质上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科学思维的结合。他的身上既有士的信仰，也有科学精神。因为信仰，支撑他在社会环境恶劣和科研条件匮乏时仍坚持研究；因为科学，让他厌恶空谈，不喜“只重论文不察田畴”。他常说：“农学的真理在农民的锄头下，不在书斋里。”这种务实精神驱使他常年下乡调研。最终，这二者在他身上完美融合，成为贵州农业从经验传承向科学化转型的关键人物。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罗登义式的科学家：既能深入实验室攻克"卡脖子"技术，又能俯身田间解决实际问题；既掌握国际前沿动态，又深谙本土农业特色。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宝安评价："罗登义精神的核心，是把农民的需求当作科研的课题，把土地的馈赠转化为科学的答案。"

同时，我们也需要“板凳坐得十年冷”。没有罗登义的基础研究，就没有日后的产业发展。今天，我们的科技正在飞速挺进，但也有很大问题，就是有技术，欠科学。没人愿意把精力花在一辈子都未必能看到产出的基础科学上，但没有基础科学，技术也是空中楼阁。未来的我们，需要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像我在创作《“制造”新东莞》时，发现东莞的重要转变，正是来自于散裂中子源这些国家级装置平台的落地，以及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建设。这其实就是“无用之用”。当然，我们也需要搭建基础科学和产业对接或转化的链条。

感谢任正非先生，让我们再次认识罗登义。但他一定不会在乎自己会不会被理解，他只在乎个人理想，是否融入了大地丰收的情怀。

2000年8月，罗登义悄悄的挥了挥手，作别天上的云彩。其子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墓志
葬我于桐岭之阳兮，望我乡邦。
乡邦繁荣昌盛兮，守我学庠。
学庠弦诵不绝兮，慰我无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