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原副区长黄菊芬同志因病逝世。
黄菊芬同志16岁参加革命，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好干部。
十二、三岁的时候，黄菊芬就通过阅读大量的书籍，接受革命思想，渴望着去解放区，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抗日。
她于1945年1月（时年15岁），奔赴浙东四明山新四军三五支队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 抗日。
她们一行11人，到了镇江火车站时，被汪伪政治保卫局逮捕。出狱后辗转于1945年5月到达四明山，被分配在鲁迅学院学习。她曾经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为了应对内战，浙东新四军实行减员减政，北撤以集中优势兵力。黄菊芬因年龄太小被精简，按照组织的要求回沪继续上学，参加学生运动，继续革命。
经受了革命实践考验，黄菊芬于1946年17岁时，在上海储能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菊芬长期做青年团工作，达13年之久。
我同黄菊芬同志是在1957年，她从上海徐汇区团委调到闸北区团委任书记时，开始共事的。她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民主，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在她的主持下，闸北区团委的工作很有成绩。共青团上海市委转发过闸北区团委的工作报告，上海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团市委刊物“团的工作”作过有关报道。黄菊芬同志当选共青团上海市委委员、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区委的工作也得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领导的认可。我被调到新建的区交通运输局主持工作。
黄菊芬同志十分支持我的工作。她支持我到八一电影机厂劳动蹲点一段时间；他自己花钱买稿纸供我写稿；有时我晚上加班起草文件、写文章，她非要陪着，还给我买点心。……
我在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三年多后，她要求区委将我调回团区委，她任书记，我任副书 记。我们相互支持，互相关心，一起做好工作，直至我被调到共青团中央。
临行前，黄菊芬和团委的同志到我家为我送行，依依惜别。此后，她到北京出差，会来看望我，我到上海出差也会回到团区委欢聚。她的大儿子到北京出差，也来看望我。
文化大革命中，黄菊芬夫妇遭到迫害。造反派诬陷她是大叛徒，被拉到学校，戴高帽子， 挂大牌批斗。先是被关押在机关，后在家中监督劳动。要每天打扫楼道卫生，在里弄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前请罪。虽然遭受迫害，她依然很坚强。后来被下放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69年12月黄菊芬被宣布解放，参加上海市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赴安徽天长县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年半。1974年因病回沪，被先后分配在闸北区彭浦街道、天目西路街道，任党委书记。四人帮粉碎后，被分配在闸北区上山下乡办公室，任主任兼区劳动局局长，负责安排知青回沪和就㐀安置工作，她日以继夜地工作，为改变知青的命运，不辞辛劳。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举行的闸北区人民代表大会上，当的选为副区长。1985年，她因病（患食道癌）提前离休。离休后，她任顾问。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传帮带，做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工作建议，继续发挥余热十五年，直到七十岁才完全停止工作。
黄菊芬是满怀深情的人。她同老伴同年同月生，都是宁波人，同去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是同一个学校的校友，都是中共地下党党员。她们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彼此深爱，老伴患病，还老年痴呆。她悉心照顾，带他参加老同志活动，一起外出旅游，让他生活愉快。
老伴逝世后, 她一度心情忧郁。团区委老同事劳锦坤组织一些老同志,每星期到她家聚会一次。经过一段时间，让她恢复了正常。为此她一直感恩在心。劳锦坤逝世后，她组织我们一起回忆他，大家集体提供资料，由我执笔写成纪念文章。
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真诚的友谊长存，持续了几十年，不因岁月而改变，虽然不在一地仍相互关心，彼此关怀。退休后，我每年都在清明前后到上海扫墓，探亲访友。我每次到上海，她都为我组织老团干部聚会，一次不够，再一次，又一次，最多的一次有七八十人到会。2013年，我因出版散文集，未能按往年的时间去上海。她特地从上海来电，关心地询问我的情况，表达了老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散文集出版后，我去上海。黄菊芬和团区委一些老同志，同我在饭店欢聚，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评说我的散文集《至爱无华》。她在会议上做了热情的发言,鼓励我出书。她和同志们还委托原中共上海市委邵部长送上一大束红玫瑰，庆贺我八十岁生日。
黄菊芬对我的的深情厚谊,令我十分感动。
黄菊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她是久经考验的好干部，难以忘怀念的好同志。
我会永远怀念她。
2025年6月11日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