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颂》的崇高美学与史诗性品格
——郝俊凱《黄河颂》一诗的审美特征
作者：马守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在中华大地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带着它的泥沙，带着它的故事，时而怒吼，时而咆哮，但那绝不是简单的水流撞击声，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绵延不绝的心跳。古往今来，在中国诗歌的星空中，黄河母亲始终是一颗璀璨的恒星，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这条母亲河承载了太多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当代诗人郝俊凱先生新近创作的《黄河颂》一诗以当代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一永恒主题，通过九章结构层层递进，构建了一幅多维度的黄河审美图景。黄河母亲在诗人郝俊凱笔下化作一条腾飞的“九曲巨龙”，成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活态史诗。
《黄河颂》以宏大的艺术视角，通过多重审美维度的交织，构建了一个既具自然神性又富人文精神的黄河意象系统。这首诗不仅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以象立意"的传统，更在现代语境下重构了黄河作为民族精神图腾的审美价值。本文拟从崇高美学和史诗性品格的维度，深层解读《黄河颂》一诗独特的审美特征，揭示其如何通过诗歌艺术将一条自然河流升华为民族的精神符号。
一、自然意象构造的崇高之美
《黄河颂》一诗开篇即以"你如九曲巨龙腾飞天上来"的惊人自然意象，给人带来震撼心灵的崇高感，为全诗奠定了雄奇壮美的审美基调。这条九曲巨龙“携着凌霄云雷裹挟亘古尘埃”，将空间的高度与时间的深度浓缩在一个画面中，让读者感到，诗人笔下的黄河不是温顺的溪流，而是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自然伟力："涛涛骇浪拍碎千山硬岩峭壁，滚滚急流卷起万载厚重年代"。“拍碎”、“卷起”、“咆哮”、“怒吼”等这些极具爆发力的动词描写，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几乎无法被人类尺度衡量的自然奇观。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夸张抒写并非单纯的修辞技巧，而是诗人有意营造的崇高审美体验。
在美学理论中，自然意象的崇高感是审美体验中通过自然物象激发主体精神超越与心灵震撼的复杂情感，它往往产生于主体面对压倒性力量时的复杂心理过程。德国十九世纪著名哲学家康德将崇高分为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两个维度，数学的崇高关乎规模的不可度量，力学的崇高涉及力量的不可抗拒。诗人在《黄河颂》中塑造的"雄浑之气势磅礴在九域八荒"的黄河形象，恰恰同时具备了这两种崇高特质。就数学的崇高维度而言，诗人通过"千山"、"万载"、"九域八荒"等无限扩展时空的词汇，挑战着读者想象力的边界；就力学的崇高维度而言，诗人运用"狂奔"、"骇浪拍碎"、"滚滚急流"、"咆哮怒吼"等充满力度的词语，塑造了一个充满原始生命力的黄河形象，唤起了读者内心深处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消极的恐惧，而是通过艺术距离的构想，转化为一种审美愉悦——正如英国美学家伯克所言，崇高感的本质在于"安全的危险"，即我们在意识到对象威胁性的同时，也确认了自身的安全位置。《黄河颂》成功营造了这种审美张力，使读者在语言的保护下，得以体验黄河那几乎超越人类承受极限的崇高之美。
为了在诗中进一步强化这种自然意象构造的崇高之美及诗歌的审美表现力，诗人在《黄河颂》中构建了丰富的比喻系统。黄河时而被喻为"母亲"（"乳汁般的涓涓长流"），时而被比作"砥柱脊梁"，时而又变成"不落幕的长歌"。这些比喻不是简单的修辞装饰，而是构成了理解黄河多重身份的关键密码。尤其是"母亲"与"巨龙"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意象并置，恰恰揭示了黄河在中华文化中的双重性格——既有滋养万物的温柔，又有震撼天地的威力。这种对立统一的意象构造，使诗歌获得了丰富的审美张力。
二、民族苦难与重生的崇高之美
《黄河颂》一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黄河双重性格的深刻把握上。诗人并未一味歌颂黄河的崇高壮美，而是以惊人的历史勇气，直面黄河作为"洪水猛兽"的破坏性一面。诗人在第三章中对"河殇"的描写尤为震撼。“恶浪浊流肆虐碾碎万千人家，惊涛躯赶无数人逃荒走天涯。黄沙漫过坍塌的城墙与庄稼，白骨在淹没地里诉说着挣扎” 等诗句，描绘了一幅幅令人心悸的苦难图景，直面了黄河作为灾难之源的历史。这种对创伤记忆的保留，体现了诗歌叙事的辩证性，避免了民族主义话语中常见的选择性记忆陷阱。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关于"否定辩证法"的思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叙事策略——真正的认同需要包含对自身苦难历史的承认与超越。这种直面伤痛的勇气，恰恰体现了健康的民族心态——真正的自信不是回避阴暗面，而是在认识全部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它非但没有削弱黄河的崇高感和诗歌的审美价值，反而因其真实性而增添了思想的厚重感和历史深度——正如黑格尔所言，真正的崇高是"绝对"在自然现象中的显现，即使这显现伴随着破坏与痛苦。
诗人对"河殇"的描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创伤美学"。当诗人写道"决堤的悲怆凝成血泪的史话，黄泛区的深痛烙进民族年华"时，他将自然灾难转化为民族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这种转化过程本身就具有崇高的性质——它体现了人类面对自然暴虐时的精神抗争，展示了民族精神对自然暴虐的超越，呼应了席勒关于"崇高是人性在痛苦中的自由"的美学观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边界处境”的概念，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底色，但雅斯贝尔斯赋予其积极意义——唯有在深渊边缘，人方能挣脱庸常，以自由的勇气锚定“本真存在”。认为正是在面对死亡、苦难等极端体验时，人性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展现。《黄河颂》中的“河殇”描写，正是通过呈现这种"边界处境"，唤起读者对生命韧性的深刻思考。
《黄河颂》并未一味渲染血色创伤记忆，黄河带来的苦难并没有让这个民族沉沦，反而如"决堤的悲怆凝成血泪的史话"所言，转化为治水的集体智慧。诗人强烈的意识到，黄河宁，天下平。治理黄河是安民兴邦的大事，黄河安澜也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业”（习近平语）。这种从"河殇"到"安澜"的叙事转折，展现了诗歌审美情感的升华过程。第五章描绘的"座座堤坝巍峨锁住肆虐洪峰"、"综合治理重绘河川安宁脉络"等场景，记录了人类与黄河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征服自然，而是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诗人用"海晏河清"这一传统意象来形容治理后的黄河，巧妙地将工程成就转化为审美意境，使实用性的水利建设获得了诗性的光辉。
抗战时期的黄河意象则展现了另一种崇高美。第四章中"战旗猎猎卷起你的汹涌澎湃，烽火烈烈燃起你的雄浑挺坚"等诗句，将自然力量与民族气节融为一体。黄河在这里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河流，而成为抗战精神的物质载体。当"英雄儿女以血肉之躯筑长城"时，人体与河流、自然与人文的界限被彻底打破，创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这种将人体景观化的处理方式，与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提出的"吸引力蒙太奇"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看似不相关的意象并置，产生新的象征意义。
三、多种艺术手段强化下的崇高之美
在艺术表现上，《黄河颂》通过多种手法强化了崇高美的表达效果。
《黄河颂》一诗虽采用自由体形式，但保持了内在的节奏感，尤其是大量使用排比句和对仗结构，如"涛涛骇浪拍碎千山硬岩峭壁，滚滚急流卷起万载厚重年代"等句，具有排比气势，又用词准确，对仗工整，既增强了语言气势，又形成了视觉与听觉上的震撼效果。
诗中夸张手法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黄河崇高之美的艺术特质。诗人吟出"震耳欲聋的岁月节拍"、"雄浑之气势磅礴在九域八荒"等这样的诗句，显然超越了客观描述的范围，进入了一种主观审美的狂喜之态。这种夸张不是事实的失真，而是情感的真诚——当诗人说黄河"绽放出五千年璀璨绚丽光彩"时，他表达的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明源泉的集体礼赞。在这里，修辞的夸张与情感的强度达到了高度统一。
意象的选择上，诗人偏好宏大、具有扩张性的物象，如巨龙、凌霄、八荒、砥柱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维象征体系，其中巨龙连接天地，凌霄界定天界，八荒框定地界，砥柱则锚定人间秩序。它们本身就能唤起人的崇高感。
动词的选择上，诗人运用了充满力度和极具动感的词汇，如腾飞、裹挟、咆哮、狂奔等，使整个诗篇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前进态势，给人以极强的崇高感。
此外，诗歌从自然到历史、再到现代与未来的递进结构，如同黄河本身一样具有奔流向前的动力感，这种结构上的设计也参与了崇高美的整体营造。
四、比较思维下的崇高之美
文学史上对黄河的歌咏作品不计其数，而郝俊凯的《黄河颂》继承并发展了黄河抒写的传统。与李白笔下作为自然奇观的黄河相比，郝俊凱的《黄河颂》承载了更为明确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与光未然《黄河大合唱》中作为抗战象征的黄河相比，这首诗又增添了现代化建设和生态文明的当代视角。这种继承与发展使《黄河颂》的崇高美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时代新鲜感，构成了黄河诗歌谱系中的重要一环。
与西方崇高美学相比，《黄河颂》的崇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同于西方崇高美学中常见的个体面对自然时的孤独体验，这首诗中的崇高感始终与集体记忆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黄河作为"母亲河"的意象，使自然与民族之间建立了一种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养育之恩，也包含成长之痛，最终升华为共同的精神追求。诗中反复出现的"民族"、"中华"、"神州"等词汇，强化了这种集体维度的崇高体验，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当诗人写道"同十四亿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时，黄河的崇高美已经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完全融合，展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宏大美学境界。
五、时空交响中的史诗品格
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通过宏大的时空背景和英雄叙事承载民族精神与历史记忆。具有史诗性的文学作品通常具备以下核心特征：一是宏大的历史框架与全景视角，作品往往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轴心，具有时空的宏观覆盖性；二是多线交织的复合叙事架构与集体精神的符号化承载，作品常常以英雄人物（传统史诗）或平民群像（现代史诗）作为民族精神的容器，融入黄河、昆仑等文化符号或神话原型，强化文化认同与身份归属感；三是深刻的时代反思与哲学内核，作品超越事件表象，剖析社会矛盾与发展规律，揭示历史必然性，体现“未分裂的民族信仰”（黑格尔标准），即个人意志与集体价值的高度统一；四是艺术表现的庄严性。史诗性的本质在于：不仅是篇幅或事件的宏大，更是能否以艺术形式凝结一个时代的核心矛盾与精神气质，使个体命运成为民族历史的诗性隐喻。严格来说，郝俊凯先生的《黄河颂》一诗够不上一个典型的史诗性作品，但它具有鲜明的史诗性品格。
《黄河颂》的史诗性品格体现在深刻的时代性反思和对黄河精神核心内涵的揭示上。黄河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显而易见，《汉书·沟洫志》云：“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中国川源以百数"指中华大地上河流数以百计；"莫著于四渎"强调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最为显著；"而河为宗"明确黄河是四渎之首，被尊为"河宗"，象征其作为文明源头和政治文化中心的崇高地位。汉代将"四渎"纳入天子祭祀体系，黄河因孕育夏商周等王朝都城，成为"天下河流宗主"的政治象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毛泽东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 （习近平语）。 黄河厚重多彩的文华篇章，孕育了中华民族璀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黄河精神是黄河之魂，也是中华的民族之魂的重要体现。《黄河颂》从河殇到安澜的抒写，凸显了深刻而博大的黄河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总结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通过前文丰富的意象积累自然升华的结果。
《黄河颂》的史诗性品格体现在其宏大的时间维度上。诗歌从"亘古尘埃"的史前时代，经"五千年璀璨"的文明长河，到抗战时期的烽火岁月，再到"新时代的号角"，最终指向"奔向未来"的永恒流动，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框架。这种跨越古今的时间结构，使诗歌获得了类似《荷马史诗》的宏大视野，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是强调英雄个人的功绩，而是展现民族集体的命运。
《黄河颂》的史诗性品格体现在空间意象的编排所具有的史诗般壮阔感上。"九域八荒"、"九州"、"大河上下"等传统地理概念，与"大桥飞架"、"高铁高速"、"风电场"等现代工程景观并置，形成了一种时空折叠的审美效果。诗人特别擅长运用俯瞰视角，如"数字浪潮漫过九十九道沙汀"，将具体物象提升到象征高度。这种空间处理方式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山水画中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多维空间体验。
另外，诗歌的节奏韵律也强化了其史诗品格。如前文所述，《黄河颂》虽然采用自由体形式，但诗中大量使用排比句，如"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广阔胸襟，百折不挠踏平险滩千重万难"和对仗结构如"昔洪流成旧篇今繁荣谱新曲"，形成了一种庄重典雅的语言节奏。特别是每章以"黄河"二字起首的重复结构，既模拟了黄河奔流不息的运动感，又营造出类似《圣经》诗篇的仪式感。这种语言形式上的精心设计，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震撼人心的音效，增强了其史诗气质。
结语：
《黄河颂》最突出的审美创新在于将传统意象与现代意识完美融合。当诗人描写"生态文明画卷铺展新的盛景"时，他将古老的黄河意象赋予了当代环保理念；当"数字浪潮"与"九十九道沙汀"并置时，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科技文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基于对黄河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黄河之所以成为永恒的精神图腾，正因为它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作为民族精神图腾的艺术呈现，《黄河颂》最终完成了一个从自然到人文、从历史到当代、从现实到象征的审美升华过程。诗中黄河既是具体的物质存在，又是抽象的精神符号；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河流，又是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这种双重性使《黄河颂》超越了普通景物诗的局限，成为一曲讴歌民族生命力的壮丽史诗。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这首诗以独特的审美方式，重新确认了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精神符号的永恒价值，为当代诗歌如何处理传统题材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者马守君，礼泉县烟霞镇人，文学教育、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语文教育改革专家，教育部全国硕士论文评审专家，曾获国家级全国优秀硕士生导师。亲自指导和培养的硕士二百多名，其中绝大部分已成为骨干教师和语文名师。出版著作、发表核心论文、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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