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庶与《复唯识院记》碑
黄庶是《复唯识院记》的作者，了解黄庶的生平，对于理解碑记甚有裨益。
《伐檀集》是黄庶的诗文集，他在《伐檀集》自序中说，他前面的仕途是“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序作于“皇佑五年十二月”，此时黄庶在青州任职。此前仕途，按照詹八言《黄庶年谱考略》所说，黄庶曾在凤翔府、京兆府和许州作幕，加上青州，这是两府两州，不合黄庶自述。黄耀南于《黄庶从仕经历之浅述》推证，此前黄庶先后任职江南东路信州、京兆府和许州，正好和黄庶自述相同。
根据黄耀南推断，黄庶于京兆府任职时间为皇佑元年左右至皇祐三年冬。
黄庶有《登扶风王宗元山亭》，当于京兆府任职期间，去扶风公干，与王宗元相识甚欢，以后王宗元书丹《复唯识院记》，一定是黄庶代为介绍。
黄庶写碑记的时间是皇佑二年，但他是在皇佑元年九月去蓝田，与唯识廨院主洪集相识，我一直疑惑他因何去蓝田。
读《伐檀集》，其中有《祭神文》一篇：“九月日祭於金山风后之神。生为豪杰而死为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来守兹土，四方或大水，或饥，或疾疫，至於死亡流离。凡陕以西之民，无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报。尚飨。”于是恍然大悟，文中“九月”正合碑记“予九月自鄠之蓝田”，《长安志》卷十六《蓝田》记载，“金山神庙在县南十里辋谷口金山之前。旧图经曰，黄帝时风后灭蚩尤之众于此，盖风后之祠。”由此可知，黄庶是皇佑元年来蓝代刺史拜祭金山之神，夜宿唯识廨院路旁结识洪集的。
黄庶在碑记中有“儒不如僧”之叹，在崇尚程朱理学的明清两代，非常刺耳，以至该碑与僧相关的字眼都被磨去。黄庶如何有此“背经离道”之言，我从黄庶的从政经历中也找到了答案。
黄庶有《上杨舍人书》，其中说：“……某庆历初进士也。时阁下司文之轻重，而某以浅薄随四百人落阁下网中……某诵此而慕已久。得一官六年，视职才五月，入俸才三万，而困扰百端交来。其姓名隶于国，而身实居于闲无用之处，故未能忘乎笔墨也。” 根据黄耀南的考证，黄庶庆历二年三月中进士，中式后的六年里，曾任职于江南东路的信州，为一属吏，中间一度为父丁忧，结果实际任职时间只有五个月。以后在京兆府先后为吴育、杨察等作幕僚，在许州为文彦博幕僚，以后由文彦博推荐，为青州通判，最终做了两年康州刺史。16年宦旅，作属吏幕僚长达11年。
升迁如此之慢，可见黄庶不遇于人，这同他的为人和性格有关。
黄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黄庶在《伐檀集》自序中说， “少而学也。观诗书以来，至於忠臣义士、奇功大节，常恨身不出於其时，不得与古人上下其事。每辄自奋，以为苟朝得位，夕必行之。当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这是一个要作忠臣义士的人。
他的性格可以从《谢青州文相书》窥得一斑，节录如下：
“某妄庸无所可，凡世俗之所操持以奔走於进取之途者，非独不肯为，是亦不能。直胶於古人之说为可信而不疑，故走三州之幕，而所事者数公其知之者有矣，其不知之者亦有矣，知之未尝喜，不知之未尝不乐。何也？知之恐不能报以为忧，故未尝喜。不知之自顾其中所有者犹在，故未尝不乐。窃自惟念得一官十年，其连蹇龃龉居其半书，所谓吏考者才三岁而已，其身之困也如此。仕宦之所欲恃以为助者，则故旧亲戚无一人，其地之寒也如此。夫王公大人之门，天下士莫不能欲抠衣裾而觑末光，其迫於贫贱而不得进者盖十常八九。某也持如此困之身而走如此寒之地，乃一日猝然得出於大君子之门，以为吏，兹非其可遇之遇也。”所以文彦博推荐了他，他非常感激，才写了这封感谢书。
如此性格的人，加上非贵族世家，长期无人援拔，自是当然。
他有《宿赵屯》一诗，“芦花一股水，弭棹日已暮。山闲闻鸡犬，无人见烟树。行逐羊豕迹，始识入市路。菱芡与鱼蟹，居人足来去。渔家无乡县，满船载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听秋雨。”又有《怪石》诗：“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禄辟邪眠莓苔。钩帘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唐池馆来。”由此可见他的心境。
久曲下潦，自然对上层权贵看不惯，其诗文集取名《伐檀集》，其意可知。说些“儒不如僧”的悖逆之言，也就在情理当中。
这样的一个人，要说他伙同王宗元，将碑林里的《皇甫诞碑》阴磨平，来刻《复唯识院记》以附骥尾，我是不相信的。与其如此，不如去给上司谄媚。
查北宋熙宁九年的《长安志》，鸣犊所在的万年县已经无皇甫诞墓和皇甫诞碑的记载。而北宋末年赵明诚的金石录中记载，他收集到了皇甫诞的墓志铭。既然皇甫诞入葬早于立碑，碑石和墓志铭都有，那么碑阴还有何内容可刻，最终让黄庶不得不磨去？
墓志铭的出现，说明北宋末的皇甫诞墓已经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皇甫诞碑》去哪儿了？
如果存于碑林的话，那为何元代的《类编长安志》卷十，记录了文庙里保存的众多知名古碑，而无《皇甫诞碑》？
最终又回到了我的结论：现碑林的《皇甫诞碑》是复制碑，是明代时从蓝田龙泉寺运去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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