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们村又有一个人被“封神”了，一个连自理都不会的人却在这短短一两天之内粉丝就突破几千万，各种热搜排队上，主播竞相吹捧，把他又抬上了神坛。这种现象我们并不陌生，一尊又一尊“神”的诞生，不断地被制造、被供奉、被人们膜拜。可我想问一句，这样的“神”，到底带给我们什么？真的是榜样的力量，还是麻醉现实的幻觉？是激励人心的信仰，还是让我们继续忍受命运的精神鸦片？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深层的文化机制，就是一旦有人在苦难中活了下来、有了一点成就、坚持了一点点，就立刻被拔高成全民楷模，把个体的挣扎包装成时代的美谈，把个体的不幸变成全体的情怀，人们的神一般的榜样。

我们村几千年以来，我们从来不是在反思苦难的根源，而是在一遍遍地歌颂苦难中的个体。于是苦难就像潮水一样，一代一代地袭来，我们在苦里感动，在苦里麻木，在苦里教育下一代“这就是榜样”。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这么苦？我们从来不追问，为什么这个人、那代人都需要活成这么苦？我们也从来不揭开制度背后的手，是谁制造的这些苦？我们只知道，这个人很苦，这个人还坚持了下来，这个人就是“伟大”的。

这一次被封神的是韦东奕，一个数学很好但基本生活无法自理、谈吐混乱、形象颓废、眼神恍惚的年轻人。我没有任何人身攻击的意思，只想问一句：一个人连自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仅仅因为数学好，就可以成为全民偶像了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树立的榜样吗？如果他真的是你的孩子，你真的会为此引以为傲吗？如果他是你的伴侣，你真的会接受吗？我们不能把极端个例当作正常人群的精神楷模，更不能因为他在某一方面的突出，就遮蔽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能力和人格独立的缺失。这种行为，说到底，还是在包装苦难、消费苦难、歌颂苦难。我们不是在歌颂能力，而是在利用一个人的异样制造神话。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张桂梅身上。她年复一年地被包装为“苦难教育的圣母”，去年苦，今年苦，明年还是苦，媒体每年轮流炒作她的故事，让人一次次地被感动、被震撼、被洗脑，可我就想问一句：为什么那些学生一直苦？为什么她也一直这么苦？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地苦？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吗？不是，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是一个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是一个边缘地区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可是我们不去解决问题，只去歌颂一个人的苦难，把她塑造成苦难里的“光”，然后继续让苦难存在，继续让更多人变成“张桂梅”。

这种文化，把苦难当荣耀，把悲剧当教材，让整个社会陷入对苦难的膜拜与感动中，无法自拔，更无法前进。而真正让我感到绝望的是，这一切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被推动的，是有系统地策划和引导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突然之间粉丝破千万、话题铺天盖地？没有平台资源的倾斜，没有主流话语的操控，这种全民热度是不可想象的。问题是，谁在推动这些苦难人物成为“神”？谁在用这些“榜样”来麻醉我们？谁在引导我们继续沉溺于忍受、拼搏、感动中，而从来不是反思、觉醒、追问、改变？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答案，我们只是太习惯于被奴化，甚至发展出了一种感动上瘾症。我们不但被PUA了，还要为PUA我们的人歌功颂德，还要告诉孩子：“你看，这才是好人，这才是榜样，这才是你该学的样子。”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下一代继续忍、继续苦、继续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像祭品一样活着。而这个系统的最终代价，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都被一点点牺牲掉。我们不是不配拥有幸福的生活，我们只是被教导去习惯苦难、接受剥夺，并且为此感动。

我庆幸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醒了过来，更庆幸我在两年前带着孩子离开了那个重复苦难的环境。我们在外面生活了两年，加上过去人生中受到的苦难的折磨、还有我长期学习与思考的原因，还有与我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多了，我清醒了。随着我的清醒后我逐渐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课，而是启蒙，是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自己要什么、孩子应该怎样被培养、怎样活出人的样子。在这两年里，已经有十几二十个家庭因为我的分享而走出去，去看世界、选学校、给孩子更自由的空间。我从没想过做教育者，但我在做的，其实已经是教育者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唤醒、引导、护航。

所以当我看到村里无望的景象，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决定，今年正式开始做海外教育的工作，不是做“出国留学中介”，而是做真正有思想的、负责任的教育导航者。我会组建专业团队，用我实地踩过的坑、看过的学校、走过的路，给更多人提供真正的选择方案，避免更多家庭走弯路，让更多孩子拥有不被苦难定义的人生。我想做的，不是去让别人感动我多伟大，而是让每个人都可以活成应有的权利与样子。不再被苦难奴役，不再以苦难为荣，不再把牺牲当成光荣，而是回归人本身，活得真实、自由、有尊严。

就像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我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让孩子做回“人”本应有的样子而已。因为我们，配得上正常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也该拥有真正自由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