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唯识廨院记》碑的讨论
这两天同HappySea网友就《复唯识廨院记》碑(以下简称复唯识院碑)进行了讨论。
HappySea,蓝田名族出身,其家族历史悠久。该网友对复唯识院碑的研究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和观察,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经过交流,彼此受益匪浅。下面就是我们交流思考的结果。
第一个问题,是现存于碑林的复唯识院碑来自于长安还是蓝田。
众所周知,复唯识院碑是一体双碑。正面为皇甫诞碑,背面才是复唯识院碑。而皇甫诞为隋时人,死后葬于长安区鸣犊镇的龙首原上。而为皇甫诞碑书写的欧阳询,为唐楷大家,传名于世。故该碑实际上是因皇甫诞碑闻名于世。尽管复唯识院碑书法水平也很高,但声名并不显著。所以谈到该碑来历,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来自于长安鸣犊。书法界多数人持的就是这种观点,鸣犊当地人也有此说。但如果详考论证,结论是否定的。论证过程如下:
如果该碑只是皇甫诞碑,自然应该来自于鸣犊。但碑林现存的一体双碑,应该从进入碑林时即就如此。碑林自从宋代开辟以来,就是专门保存传统碑石的。皇甫诞碑为重量级国宝,如果该碑仅为皇甫诞碑,断无在背面篆刻《复唯识廨院记》的可能,这样做是对文物的犯罪。所以,该碑甫入碑林,即为双碑无疑。
而双碑的复唯识院碑明显是蓝田龙泉寺所立之碑,碑文为确凿证据,无可辩驳。如果该碑是从鸣犊发现的,那肯定立在皇甫诞墓前。而皇甫诞碑是墓碑,试问蓝田龙泉寺有何理由、有何条件跑到鸣犊,在人家墓碑后面刻上《复唯识廨院记》呢?即使该碑脱却皇甫诞墓,保存在鸣犊私人手里,情况亦复如此。
我还想到一种可能性。鸣犊属于咸宁,会不会黄庶的《复唯识廨院记》将咸宁的龙泉寺误记为蓝田的龙泉寺。如果是这样,皇甫诞碑也成了咸宁龙泉寺的复唯识院碑,最终从鸣犊一带移至西安碑林的说法就顺利成章了。于是查嘉庆《咸宁县志》和《长安咸宁民国续志》,看鸣犊附近是否有龙泉寺,答案是否定的。在长安城南四十里,到是有一龙泉寺,但无移碑记录,而《咸宁县志》在龙泉寺旁边又登记了兴福寺,有“断碑移到碑洞”的记载。同理,如果该碑从咸宁的龙泉寺移到碑林,也一定会有记录。因此,该碑与长安无关,一定是从蓝田移入碑林的。
第二个问题:该碑何时从蓝田送至碑林保存起来呢?
关于这点先看一个公案。
明朝万历乙酉举人,盩厔的赵崡曾撰《石墨镌华》,将皇甫诞碑和复唯识院碑于唐宋分别收录。其中对两碑分别介绍如下:
“隋皇甫诞碑:皇甫君名诞,殁于隋,而碑立于唐,以子无逸贵也。于志宁撰,欧阳询书,王元美谓比之信本他书,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发源。余谓其劲而不险。特用笔之峻,一变晋法耳,可为楷法神品。碑旧在鸣犊镇,今在西安府学,戊子余君房督学作亭覆之,丙申亭圯压碑中断,故剥二十馀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馀字,余所收乃未断时拓本,深宝惜之。”
“宋复唯识廨院记:唯识廨院者,蓝田故龙泉寺也。有洪集者与姚氏共复之,而为之碑。碑文寥落耳。书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笔小篆分隶。其草又时作渇笔,极奇怪遒伟,似鲁公,诚县而时复出入。但记者为豫章黄 ,阙其名书者为琅琊 元,阙其姓名。二字题额者为郑 ,阙其名。立石者为 大雅,阙其姓。诸人名姓无一全者,独刻者张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按照赵崡的说法,在万历年间,皇甫诞碑就到了碑林,当时的督学余君房(兰注:经查,此人确为万历时人)作亭覆之,后亭圯压碑中断,故先前剥二十逾字,至是又遗失五十余字,幸亏他保存了未断时拓本。他也未说明当时保存在碑林的碑是否一体两碑。
清代乾隆时人,朱枫撰《雍州金石录》,对赵崡进行了批评。
朱枫认为:皇甫诞碑“今在西安文庙棂星门内右首,与庙堂碑对……立碑年月顾宁人考为贞观初立,明万历年间亭圯碑断,亡五十余字。又按此碑故在咸宁之鸣犊镇墓前,不知何时移入文庙内。”下来又介绍了复唯识院碑的情况,批评赵崡“未尝亲至碑下,既载皇甫碑在西安府学,又载唯识碑在蓝田”。
朱枫认为两碑合一,既然皇甫诞碑在碑林,非唯识院碑又如何在蓝田呢?赵崡未亲自赴碑林考察,结果就将一体两碑断成了两碑各有其地。
从朱枫的叙述看,他是亲自到碑林观摩过,那时一体两碑,由此他推断,万历年间时,情况依然这样。
但是,牛兆濂《蓝田民国续志》的记载为:“碑原在县东龙泉寺址,清末某巡抚移西安,现存西安孔庙内”。
牛志正确指出该碑来自蓝田。但在时间上含糊不详,既无具体年代,又无巡抚姓名,明显是根据民间传说记载。按牛兆濂本身为末清民国时人,移碑如果在其生活时代,时间和人名不至含糊如此。
关于这一奌,我听HappySea网友说,苟家村当地有人说他祖父尚说过碑送碑林的事,且以前庙里还有其他碑石要么以后被打碎,要么被埋在地下。我想,村民的说法一定是上辈人心口相传,加上庙里又有其他碑,所以更相信祖上说法。于是世代流传下来,时间久远,加上民间文化水平低,于是说不清年代和人名。而牛兆镰采集的就是这样信息,照实记录下来。
从蓝田历代县志看,明代隆庆《蓝田县志》既无龙泉寺记录,更不要说碑的记录。雍正年间开始出现龙泉寺记载,嘉庆志开始出现对《复唯识廨院记》的记载,并引用了赵崡的《石墨镌华》、朱枫的《雍州金石录》,以及毕沅的《关中金石录》对碑的相应介绍和评价。
从以上情况综合看,该碑是从万历年间为人所知并移入碑林(所以以前的隆庆志无载),开始为相关学者所闻并记录。到了乾隆年间,毕沅任陕西巡抚,又著《关中金石录》,其中有该碑记录,开始引起蓝田的重视,在县志中的记载逐步具体丰富。同时原产地龙泉寺也逐步进入了地方志的视野之中。
第三个问题是,两碑是如何合一的?
皇甫诞碑既是墓碑,蓝田龙泉寺又如何能搬来人家墓碑来刻记《复唯识廨院记》呢?这明显不合常理。
HappySea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以前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过,那边同时有皇甫诞碑和复唯识院碑的拓片,那边的专家说,拓片同现在碑林保存的碑有差异,说明碑林保存的皇甫诞碑不是原始碑,而是复制品。这个拓片的编号显示它是建国以后收集到故宫博物院的。但这个拓片应该是早期皇甫诞碑的拓片。
由此我们推测说,当初《复唯识廨院记》刻碑时,也不是刻在皇甫诞碑上的,而是单独刻碑的。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原始复唯识院碑毁坏了,于是利用原始拓片重新刻制,同时由于某种原因,或因皇甫诞同蓝田龙泉寺有某种渊源,比如曾在蓝田任职,在龙泉寺曾举行善事,或者复制者从艺术的角度,试图借欧阳洵书法的名声,提高龙泉寺的声誉,等等原因,在复制复唯识院碑的同时,也在另一边复制了皇甫诞碑。
查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其考皇甫诞碑如下:
"右《隋皇甫诞碑》。余尝得《诞墓志》,又得此《碑》,以考《北史》及《隋书·列传》。《传》云“诞字玄虑”,而《碑》、《志》皆作“玄宪”。《传》云:“隋高祖受禅,为兵部侍郎。数年,出为鲁州长史。开皇中,复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迁治书侍御史,为河南道大使。及还,奏事称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迁尚书左丞。”以《碑》、《志》参考,诞自司徒主簿出授长史,俄除益州总管府司法,征授比部侍郎,盖未拜兵部;而其为河北、河南安抚大使,乃任右丞时,皆史家之谬。惟《墓志》称诞尝为司徒主簿,而《碑》不载。《传》与《墓志》皆云“为鲁州长史”,而《碑》作“广州”,则疑《碑》之脱漏。《墓志》乃葬时所述,然《碑》亦贞观中其子无逸追建,不应差谬而不同,何也?"
赵明诚未提及复唯识院碑,是时皇甫诞碑和复唯识碑各为原牌,尚未复制。皇甫诞碑名声而复唯识院碑声名不显,是以单记载皇甫诞碑。
因此,复制时间一定在宋赵明诚后到明万历年间以前。
古宫所存拓片,有可能来自原始碑,也有可能是第一次复制碑。
在此期间到底龙泉寺发生了什么?两碑为何合一,何时合一,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事实上,一些研究者也想到了这奌,研究也是卡在了这个地方。
同道交流,学问日进,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