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外 头 条总 编 火 凤 凰 (海外)
海外头条总编审 王 在 军 (中国)
海外头条副编审 Wendy温迪(英国)
图片选自百度
序:北京诗派的前世今生
孔庆东
本人今年又一次在北大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基础课,35年来,这已经是我第10次讲授该课。讲到现代诗歌,我一般是从龚自珍和太平天国讲起,经由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和洋泾浜怪胎诗,引出幼稚可笑的胡适之体,再经冰心宗白华的小诗,郭沫若磅礴大气的真诗,冯至成熟的抒情诗,渐次进入到百花齐放的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派……但是,新诗似乎跟更易于形成地域特色的小说不同,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不曾出现过类似山药蛋派、白洋淀派那样的流派,也没有诸如陕军东征,晋军突起之类的运动式浪潮,因此,对于当今被命名的“北京诗派”,我先是颇有一点隐隐的不自信,随后便以文学史学者的惯性思维去想,正如“京派文学”的作者都不是北京人,而北京土生土长的大作家老舍先生却不是“京派作家”一样,所谓“北京诗派”,也应该超越地域和出身,以一种中国文化的视野和高度去理解和看待。正如钱钟书认为唐人可以写出“宋诗”,宋人可以写出“唐诗”,又如毛泽东所讲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都不是物理性质的时空概念,而是气质和神韵所形塑的美学风范也。
如果放眼全球,在当代诗歌版图中,北京诗派如一道兼具东方神韵与世界视野的独特风景线,其崛起并非无本之木。回望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从郭沫若《女神》的狂飙突进、戴望舒《雨巷》的象征幽深,到朦胧诗对集体话语的艰难突围,再到“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激烈碰撞——这条充满反叛与重构的道路,为北京诗派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勃发埋下了伏笔。虽然被罗列在内的诗人们早就开始了创作,但真正命名始于新冠疫情结束的2023年,这是汉语诗坛对全球化浪潮与本土文化自觉双重激荡的回应,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主动参与世界诗歌对话的崭新阶段。
北京诗派标举的鲜明旗帜是其对“后现代内核的深度拥抱”。正如童年先生所言,这绝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当代精神的必然选择。在本人深受鼓舞的尼采“酒神精神”的映照下,本诗派以颠覆既定规则为使命,追求一种超越现实规范的自由表达。童年先生对谯达摩的《西西里庄园》有过精彩的分析:“透过玻璃旋转门,太阳正在落山。透过玻璃门,我发现万物静止”,正是这一精神的绝佳体现。旋转门这一现代符号,被赋予了打破时空界限的象征力量;“万物静止”的瞬间捕捉,则是对传统线性叙事与确定性的消解。这种对“后疫情时代”不确定性的拥抱,契合了当代人面对信息洪流时的精神困境,为汉语诗歌犁出了更为复杂、真实的表达维度。
北京诗派与其所容括的诗人及诗风,具有多重的交合关系。如同本诗派的创始人之一君兮所吟咏的:“诗人,/是北京诗派的编码者,/如鲲鹏般在语言的云端翱翔。/胸怀大志,是对传统的颠覆欲望,/破云霄九重,/是对边界的挑战。/虽遇险阻,/是叙事的转折节点,/从不曾退缩,/是态度的坚硬内核。/往日豪情,/是过去时态的能量源,/化前行动能,/是未来的不确定驱动。” 这可以说是北京诗派群像的生动写照。
北京诗派的生命力更在于“多元文化在诗歌熔炉中的创造性转化”。北京诗派深谙“根深方能叶茂”之理,在《白鹭湖》这样的作品中,传统山水意境与现代科技符号奇妙共存:“我的左边是山水画/我的右边也是山水画……朋友告诉我,此刻我的旁边,是高铁北站,是大数据,是茅台大厦”。这种古今意象的并置,既非简单的拼贴,亦非对传统的怀旧凭吊,而是通过张力性共存构建了一种全新的非物理空间。它实现了尼采所推崇的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理想状态,使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下既保持鲜明的“中国气派”,又具备普遍的可沟通性。
在“颠覆与创新”的维度上,北京诗派展现出厚积薄发的先锋姿态。众诗人大胆解构传统诗歌潜藏的格律枷锁与题材藩篱,将目光投向当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谯达摩《空港》中以口语化、碎片化的语言罗列各地美食:“穿过人群,上楼,有西域美食,兰州/牛肉面,阿拉伯/烤羊肉串”,看似随意,却精准捕捉了现代都市的多元与速朽感。这种对语言和形式的实验,如同酒神精神对既定秩序的大胆破除,拓展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审美边界,让诗歌真正呼吸到了当下时代的空气。又如江耀进的诗句:“从头到脚来一次清洗等到干净的时刻,诗歌就胜利了就像尖绿的嫩芽饱含一颗露珠。”
可贵的是,在形式革新的浪潮之下,北京诗派始终“将人文关怀作为诗歌的压舱石”。如同童年先生所言,其创作背后是对“人性、自然与灵魂内核的交媾全过程”的深入探索。在个体经验被普遍尊重的时代,诗派鼓励诗人勇敢表达独特的生命体验,将诗歌作为个体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珍视,呼应了尼采对“超人”精神的倡导——诗歌成为承载个体生命重量的方舟。在物质丰盈而精神易陷困顿的当下,北京诗派诗歌为灵魂提供了栖息与反思的港湾,让诗歌在喧嚣中依然保有深沉的精神力量。
展望未来,北京诗派的发展或许面临着双重叩问:如何在锐意创新的同时避免滑向形式主义的深渊?如何让“后现代”真正抵达“更真、更善乃至更美”的境界?其答案或许深藏于童年先生提出的五大展望中——尤其是对“诗性电磁波”这一母语天然诗性的守护,以及对“人性、自然与灵魂内核”的持续勘探。唯有扎根于汉语的丰厚土壤和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形式实验才能避免沦为几十年来诗坛大量昙花一现的空洞炫技。
在国际诗坛的布满交叉小径的棋盘上,北京诗派凭借其融合东西方智慧的独特路径,为中国当代诗歌赢得了实至名归的关注。它有力地证明,中国的诗歌探索可以超越“东方奇观”的刻板想象,直接参与并丰富世界性的诗学建构。正如其名所寓,北京诗派——这座以古老都城为基、向世界投射光芒的诗歌灯塔,正以其鲜明的辨识度与蓬勃的创造力,向全球诗坛证明:汉语诗歌不仅拥有辉煌的“前世”,更在“今生”的探索中,以其独特的东方智慧与现代敏感,为世界诗歌版图贡献着不可替代的“风景”。恰如温皓然的诗句所昭示的:“混沌初分,/耀眼的光明,/已经闪烁在,/缥缈的西弥洞外,/虚空神在洞中呼阴吐阳,/阴阳二气在洞外,/凝结了亿万年灵山,/开始现形。”在这里,北京已经不是一座空间意义的城市,而是一个胡风意义的时间的开始。
美术家出身的诗人旺忘望写道:“我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历经千辛万险弯路无数/我始终没有舒畅/舒畅只有在你身旁”。这一诗派的挺身而出,或许可以提醒我们,诗歌最深的根脉,永远深植于对母语的敬畏、对现实的关切、对灵魂的倾听之中。在形式与内容的永恒平衡中,在个体与宇宙的深刻共鸣里,北京诗派的航程才刚刚启锚,而它的坐标,注定驶向汉语诗歌越来越辽阔的未来深海。
孔庆东,1964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费县。1983年,自哈尔滨市第三中学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师从北大中文系的两位名师:是钱理群先生的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两年。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从事现当代小说戏剧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兼及思想文化批评,尤其对鲁迅颇有研究,著有《黑色的孤独》《井底飞天》等多部文集,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金庸和鲁迅。代表作《超越雅俗》《谁主沉浮》《国文国史三十年》《47楼207》等。孔庆东对武侠小说的深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全社会对武侠小说的重视,曾获中国武侠学会学术奖。在本专业之外,孔庆东在传统文化研究、语文研究、教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武侠)研究等领域均有学术成果问世。孔庆东还是被誉为东方世界第一奖的孔子和平奖的创始人之一和该奖的首席评委。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总顾问。
谯达摩,1966年6月5日出生,贵州沿河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先后供职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诗刊》编辑部。代表作有短诗《穿睡衣的高原》《狐狸炼丹》《后现代日记》等,长诗《凤凰十八拍》《毕竟空十八拍》《中国十八拍》《世界十八拍》《后现代十八拍》等,歌剧《王阳明》(剧诗,中央歌剧院2024年5月世界首演),出版有诗集《摩崖石刻》等。“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创始人,“北京诗派”创始人。多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讲授本科生必修课外国文学史。与温皓然共同主编《世界文坛》(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与伊沙共同主编《后现代之光——近40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九州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与孔庆东共同主编《诸神醉了——北京诗派代表诗人作品选》(长江出版社2023年9月版)。自2015年起,担任爱国工程研究院(中央宣传部主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