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实而有证     拾遗以致远

——读李高田先生《关中见闻·关中见闻·西京逸史》

             杨焕亭

西安这座城市，因先后有21个朝代和政权在此建都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历来为史家所瞩目。关于西安城市研究的著述珠玑璀璨，辉光耀目，除有著名历史学家武伯伦先生的《西安历史述略》外，近数十年来，先后有贾平凹的《老西安》，朱文杰的《记忆老西安》等，分别以散文笔法记述西安城市沧桑步履，展示古城民俗风情。然而，当我读了李高田先生的《关中见闻·关中见闻·西京逸史》后，顿然便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受。这不仅因为先生作为来自杨虎城将军故里的文化学者、《陕西老年健康报》特邀副总编、《陕西老年人》杂志执行总编，长期以来在这方古老而又富于生机的土地上抱椠怀铅，对其发生的历史风云、时代风景、人物风华倾情关注，烂若披掌，更因为他以史家的严谨学风，对这些与中国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探颐索引，详细考证，揭示其历史真相；以文学的思维和语境，形象而又质感地实现了对历史存在的审美表达，从而为读者读解老西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本，无论是对于开掘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文化，还是赓续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弘扬中华人文精神，都有着积极的镜鉴和启迪。

注重揭示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与西安城市历史的内在联系，是《关中见闻·西京逸史》在题材选择上的文化自觉。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在提出当代性不是某类历史的特性，而是一切历史的特性后，就需要把历史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关系”。对于明以前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向来有着相对集中的共识。然而，对于近、现代以来西安的认知，却是屡有歧见的。例如在光绪年间（1898），面对列强侵略下的北京危机，清廷曾经生过迁都西安的动议。当时一位叫陈澹然的学者就极力反对，上书光绪，极言关中水运不便，“自汉都关中，漕车辄入黄河，设砥柱、三门之险以达渭，败亡烦费不可胜穷……”，认为“李唐以来，关中无帝王之业。”批评“议者辄谓徙都关中，是震古往之陈迹，而遗眉睫之巨患也”。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也有过把陪都放在西安之议，同样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关中素称旱地……明清两代就是枯府之乡，连政治经费，都难以取于当地，直到现在，这情形似乎也没有改。”这些观点，虽然不免偏颇，然而，却影响了人们对近、现代西安的印象，淡化了她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的分量。因此，相对于《老西安》和《记忆老西安》侧重于反映西安市井生活、民俗风情，李高田先生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逸史”、“逸事”的追溯探寻上，体现出独辟蹊径的文化视角。从《吴三桂大战曲流川》到《王鼎尸谏存孤忠》；从《康有为‘盗经’轶闻录》到《鲁迅讲学入秦记》；从《于右任关门多悲歌》到《长安才子王独清》；从《蒋介石北巡西安》到《铁血秦声铸国魂》；从《井案扑朔多迷离》到《八勇士智取华山》……这些题材的共同点：一是所选西安史事都与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节点紧密黏连。或因应民族复兴步伐，书写了恢弘壮观的地域史乐章；或因西安作为事件发生地，成为政治风云的轴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二是所选人物俱为近现代中国史上的精英俊哲。他们有的因为留迹西安而以思想之光烛照三秦大地，发蒙启蔽，化育人文；有的从关中怀抱中走出，致力于秦人优秀文化品格与时代精神的融合，成为站在中国社会变革前沿的革命家。三是所选史事和人物都是可稽可考的的真实历史存在。“历史学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这一点，尽管不是它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罗素语）

所有这些，或作为近现代中国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而钩元提要，失于简疏；或因岁月风雨磨砺而散失隐没于史籍以外。李高田先生通过鸠集稽备，摭实博考，发掘其自在的资源，梳理其时空逻辑关系，再现鲜为人知的细节，还原被岁月蒙尘的事实真相，为读者重塑西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地位与价值的理性认知，提供了一个沿流溯源的文本，以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这正是《关中见闻·西京逸史》的史学、文学和美学价值所在。

言说的多样选择，结构的多样布局，是《关中见闻·西京逸史》的文体特点。有专家认为：“文体的本质不过是一个表达方式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言说的问题。不同的问题对应着人类不同的文体的表达欲求。”在中国文学史上，批评界往往把《逸史》之类的文本定义为“小说类”，却又肯定这些作品以“史”为名，以“摭实”、“补阙”为宗旨。这当然与古今文学理论对“小说”概念的不同诠释有关系。在我看来，纪实性是《关中见闻·西京逸史》的总体风格，散文叙事是它的总体语境，同时体现出作家在审美表达方式上的多样性探索。

一是以事件为线索的纪实性叙事。《铁血秦声铸国魂》，虽然以易俗社训育主任封至模的爱国行为贯穿始终，然而，作品所要表达的是西安艺术家在民族危亡时刻敢于牺牲的使命担当，是一种群体的情感和行为。着眼于强化时代感，作家采用了纪实文学的叙事结构，没有从1932年第一次进京写起，而是以“1937年6月5日这一天，对于易俗社来说，的确非同寻常”作为开篇，然后，笔锋回转，插叙1932年进京的难忘岁月。这种“倒金字塔”式的结构，不仅强烈烘托出1937年7月前后浓郁的战争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必然。在这凝重的历史背景下，作家浓墨重彩地刻画易俗社艺术家们胸怀民族大义，投身抗日救亡时代洪流的群像，尤其通过顺叙与插叙的交织，将艺术家的行为提升到浇铸“国魂”的高度。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蒋介石北巡西安》、《张伯英三克潼关》等，都体现出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诚如捷克作家基希说：“作家必须从现在的关联中显示过去和未来。”

二是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叙事。读《长安才子王独清》，会发现作家对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叙事方式的汲取和借鉴。本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原则，着眼于“述故事”（司马迁语），作品以时间为经，以人物行为为纬，从人与环境的相仞相靡切入，生动而又立体地反映了曾经名噪于上世纪三、四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大家王独清少年早慧、投身革命、浪迹欧洲、慷慨归来后“变革”创造社，直至寂寞早逝的命运旅程。情节起伏跌宕，细节真实感人，人物性格丰满。尤其是作者强调“最初听到王独清这个名字，大抵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初乡儒曹春成老伯之口”，具体地体现了纪传体文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宗旨，而其对王独清作品艺术特色的理论概括，让一个“渐失”于岁月风尘的历史名人重新站在读者面前。

在李高田先生看来，“逸史”的功能就在于“补正史之阙”，言正史之疏漏，故而他不追求大而全的宏大叙事，而注重把功夫下在“钩沉拾遗”上，把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给读者。于是，我们透过《于右任关门多悲歌》，感知一代革命元老“不为汤武非人子，  付与河山是泪痕”的悲壮人生，透过《鲁迅入秦讲学记》领略“现代圣人”鲁迅在西安讲学旅程中那些不曾见诸当时媒体的传奇经历；透过《康有为‘盗经’轶闻录》见证“变法”领袖康有为盗取“碛砂藏经”的人生“疵点”。

三是传统章回体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章回体叙事是中国小说叙事的“滥觞”，它起源于宋元街头说书的话本，也是最能代表东方人审美意识的讲述方式。正如有论家所说：“章回小说写人记事的叙述特征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和审美习惯，也更容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据此，著名评论家冯雪峰将之提升到“民族形式”的高度。在《关中见闻·西京逸史》中，李高田先生对章回体给予了当下性的吸收和借鉴。《吴三桂大战曲流川》，充分发挥章回体分回标目清晰、通俗化的叙事语境，单线组合结构故事等优势，又给予其现代叙事语体的浸润，在传统与现代融合统一的基础上给读者以新的阅读愉悦。特别是“起义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县城”；移师文庙，祭奠毅宗皇帝；蒲城绅士乡宦即刻摆宴犒赏义军；王永强擎旗放炮，引兵出蒲邑西门直趋西安，父老送至西门外牌楼下，为义军饯行等在场气氛的描写，以及关键时刻以诗词点题增色，都使得章回体在现代叙事中焕发出时代的魅力和光彩。

张达学术精神，重视逸事考略，使《关中见闻·西京逸史》呈现一个个知识亮点。自有唐一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逸史》以降，历来的逸史编纂都十分强调“摭实”，意思是说，必须依赖于基本事实的支撑，“逸史”才能真正达到“信达”。我们在《关中见闻·西京逸史》中看到的，正是这种“所纪人物多实有，行事斑斑可征”的学术追求。如对鲁迅西安讲学期间是否为易俗社题写“古调独弹”匾额的考辨，就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面对学界的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作家本着“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折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的原则，通过查阅当时的报告，翻阅当事人回忆录、从事实出发的逻辑推理、字迹辨析等方法，从而得出“鲁迅对易俗社只有题词，并无题匾”，所谓“匾额”，乃复制品的结论。虽一家之言，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语）再如关于毛泽东祖籍华县的考证，分别从郡望沿革、世系承继、姓氏演变、地理位置等方面一一加以稽考，从而揭示出湖南毛氏与周族的姓氏渊源，与华县的地望联系，体现了“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的严谨学风和守正创新的学术精神。一卷在手，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获取“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里犹带岭梅香”的审美感受，更可以领受“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知识浸润；不仅对西安这座古老的都城增添了许多新的认知，更从中读出“中国精神”的源远流长，辉古耀今；不仅对曾经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的先贤仰之弥高，更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满怀自信。

2022年5月

作者简介：

杨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