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回老家了。七十三岁的人，偏要独自住在陕南那个山坳里的老屋。我和弟弟在电话里劝了又劝，说城里看病方便，说老家湿气重，说山路崎岖难行。母亲总是笑着应和，却依旧每日挎着竹篮，在山径上走得稳健。直到端午节前那个电话，我才忽然明白，她回去，原是为了那些槲叶。

"我打了二十斤江米，红豆红枣都备好了。"母亲的声音穿过电话线，带着山间特有的清亮。我能想象她站在老屋门前的柿子树下，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叶，在她青布衫上投下细碎的光影。她总说城里的粽叶不行，非得是老家后山那些野生的槲叶，蒸煮后会渗出琥珀色的汁液，裹着米香能渗到人的骨头缝里去。 

母亲包粽子是极讲究的。六片槲叶要错落叠放，糯米需提前三小时浸泡，红豆得煮到刚好开花却不烂。她粗糙的手指在青绿的叶间翻飞，像两只经年的竹蝶。我见过她包粽子——先将叶片弯成小船，舀一勺雪白的米，点两三粒红枣，再盖一层米，最后把叶尖折下来，用白棉线捆扎。那线要勒得紧，又不能太紧，像对待初生的婴儿。包好的粽子棱角分明，碧玉似的缀着红宝石，摆在竹匾里，活像一尊尊微缩的宝塔。 

老屋的灶台还是我小时候的模样。砖砌的灶膛里，柴火噼啪作响，大铁锅上白雾缭绕。母亲将粽子一个个码进去，水要没过三指。她守着灶台添柴火的样子，让我想起三十年前，我发高烧时她整夜用湿毛巾为我敷额头的夜晚。水汽渐渐蒸腾起来，槲叶的清香混着枣香，在梁间游走，最后凝结成水珠，从房檐的蛛网上滴落。

端午节清晨，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她揭开锅盖的刹那，整个院子都醒了。墨绿的粽子躺在琥珀色的汤里，叶缝间渗出晶莹的米粒。她用井水湃凉，剪开棉线，叶片剥落时带着细微的撕裂声。糯米已经染上淡淡的青黄，红豆绽开成小花，红枣像裹了蜜的琥珀。第一口总要蘸白糖，牙齿陷入糯米的瞬间，山野的清气便在唇齿间漾开。

今年我带着女儿回去。小丫头蹲在井台边，看外婆将新采的艾草扎成束。"这是驱邪的。"母亲把艾草挂在门楣，转身从陶罐里取出雄黄酒，在孩子额头画"王"字。女儿咯咯笑着躲闪，酒液顺着她的眉骨滑落，像一滴迟到的晨露。我突然想起三十年前，母亲也是这样，用她沾着糯米香的手指，在我眉心点上同样的印记。  

午后，我们坐在柿子树下吃粽子。山风掠过槲树林，送来沙沙的响动。母亲说起我五岁那年，偷吃生糯米胀了肚子，她背着我走三里山路去找赤脚医生。说着说着，她忽然沉默，只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阳光透过叶隙，在她银白的发间撒下细碎的金箔。  

回城那天，母亲执意送我们到村口。她往我包里塞了十几个粽子，每个都用干槲叶裹着，系着崭新的白棉线。"明年..."她顿了顿，"明年还回来包粽子吧？"汽车发动时，我从后窗看见她站在老槐树下，青布衫被山风吹得鼓胀，像一面褪色的旗。 

如今城里的粽子花样百出，有蛋黄馅的、海鲜馅的，甚至还有冰激凌馅的。但每到端午，我总会想起老屋灶台上那锅朴素的红豆枣粽。想起母亲说，屈原投江那日，汨罗江边的百姓怕鱼虾啃噬他的身体，便往江里投粽子。两千多年了，那些用苇叶包裹的糯米，承载的何止是一个诗人的魂魄，更是千万母亲沉甸甸的牵挂。

山里的槲叶年年新绿，而包粽子的手终将苍老。但每当端午的熏风拂过，我依然能听见老屋厨房里，棉线勒紧粽子时发出的细微声响，像时光轻轻咬合的齿音。

注：本文于2025年6月4日首发于公众号《秦岭文学》。

作者简介：刘春芳，中共党员，陕西洛南人，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未央区作协会员。闲暇之余喜爱用文字记录生活，记录美好。在市级以上报纸、网络平台发表新闻稿件、散文千余篇。喜欢唱歌、朗诵和诗意生活，痴迷于唯美的文字意境，陶醉于曼妙的文字声音，徜徉于美妙的文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