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力量生死瞬间
张洪生
地下党被判死刑，行刑前他去上厕所，看守却意味深长道：早去早回
1949年4月11日凌晨4点30分，距离行刑还有3小时，范纪曼提出要上厕所，看守打了个哈欠，漫不经心地说："早去早回。"
这四个字，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也留下了一个至今无解的谜团。
潜伏十七年的军统少将
范纪曼的履历表上写着：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军统北平站站长。没人知道，这个掌握核心机密的高级军官，其实是共产党员。
1906年出生的范纪曼，20岁就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叶挺独立团当排长时，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伤愈后与组织失联，他在迷茫中度过了5年。
1932年，机会来了，重新入党后，范纪曼开始了长达17年的潜伏生涯。
他精通德语、俄语、英语，很快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从普通军官到军统站长，从上尉到少将，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白天，他是国民党的忠诚将领，夜里，他是共产党的情报员。
17年间，有多少份绝密情报从他手中流向延安，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人事调动、作战计划，全在他的掌握之中，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救下无数同志的生命。
直到沈寒涛出现。
沈寒涛原本也是地下党员，被捕后，他选择了背叛，"范纪曼就是共产党。"
短短八个字，17年的伪装瞬间崩塌。1949年1月的一个深夜，军统特务包围了范纪曼的住所。他正在书房翻译德文资料，听到脚步声时，平静地放下笔。
"范纪曼，跟我们走一趟。"
他没有反抗，也没有辩解。整理好桌案，主动伸出双手。
军统以"通共"罪名判处死刑，1949年4月11日执行。
毛人凤亲自批示："此人狡黠异常，宜速决。"
钢铁般的意志
监狱里的审讯比想象中残酷。
烙铁烫在皮肉上，嘶嘶声刺耳，辣椒水灌进鼻腔，窒息般的痛苦，范纪曼的身体在颤抖，嘴唇紧闭。
"说出你的上线。"
"不知道。"
"说出你传递的情报内容。"
"没有情报。"
同样的问答，每天重复，同样的回答，从不改变。
伤口溃烂感染，高烧不退。他几次昏死过去，醒来面对的还是无穷无尽的折磨，看守从愤怒到无奈，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顽固分子"一天天消瘦。
他们不知道，范纪曼正在酝酿一个计划。
作为训练有素的特工，范纪曼的观察力依旧敏锐。
监狱格局、看守巡逻、每个细节都印在脑海里，那间厕所引起了他的注意，围墙比其他地方矮，墙外就是通往码头的小巷。
墙角有几块废弃木板，如果架在墙边，或许能翻越，更重要的是看守的作息规律。
每天凌晨4到5点，是最松懈的时候，他们会打瞌睡，会聊天，注意力分散。
范纪曼开始装病，故意表现腹痛症状，频繁要求如厕，起初看守会跟随监视，几次下来发现他真的只是上厕所，渐渐放松警惕。
"又要上厕所？拉肚子了吧。"
"可能吃坏什么了。"范纪曼捂着肚子，表情痛苦。
看守摆摆手："快去快回。"
这种反应正是他想要的。
一次次试探中，他成功将木板挪到隐蔽角落，确认了翻墙的最佳路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机。
1949年4月11日凌晨，距离执行死刑还有几小时。
范纪曼躺在稻草上，表面平静，内心却在做最后准备，成功就是自由，失败就是死亡，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凌晨4点30分，监狱一片寂静。
"报告，我要上厕所。"他压低声音。
值班看守睡眼朦胧，打了个哈欠："又来了？"
起身开锁，伸个懒腰："早去早回。"
就是这句话，多年后回想，范纪曼都想不明白其中深意。
厕所里，他迅速取出木板架在墙边，心跳如雷，动作却异常冷静。
第一次尝试失败，木板滑落，他屏住呼吸等待，监狱依旧安静。
第二次，调整角度，双手撑住墙沿。
多日折磨让他体力不支，手臂颤抖，想到即将到来的死刑，想到未竟的事业，他咬紧牙关，拼尽最后力气。
翻过去了。
赤脚踩在石板路上，他顾不上疼痛撒腿就跑，20里路程，生死马拉松，天色渐亮时，他混入码头人群，消失在早市里。
身后警报声响彻云霄，已经太晚。
重获自由后的贡献
越狱后的范纪曼藏匿在民盟盟员家中，等待上海解放，这段时间他没闲着，向组织提供了大量军统内部情报。
1949年9月，上海发现一个国民党特务组织。
这个组织隐藏极深，成员分散，单线联系，公安部门束手无策时，想到了范纪曼。
"他们会选择什么联络点？"
"人流密集但不起眼的地方，茶馆、理发店，或者固定的报刊亭，关键是找到他们的'信箱'。"
在范纪曼指导下，这个特务组织被一网打尽。
1950年，一名香港女特务试图策反他。
"范先生，以您的才华，在我们这里能发挥更大作用，待遇绝对不会亏待。"
范纪曼表面感兴趣，实际早看穿对方目的："能具体谈谈什么工作？"
"商业文件翻译，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帮我们了解内地情况。"
女特务终于露出狐狸尾巴。
范纪曼配合演戏获取情报，最终这名女特务被抓获，背后整个情报网络被摧毁。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多次提议安排范纪曼担任重要职务，都被他婉言谢绝。
"我习惯了隐藏在暗处，让我继续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好。"
最终被安排到北京担任俄文教员。
由于历史复杂性和身份敏感性，范纪曼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正式恢复，这种状况持续到1984年，改革开放政策深入实施后，他的冤屈才得到平反，党籍恢复。
在北京的岁月里，范纪曼全身心投入教学。
"语言是沟通桥梁，更重要的是要有诚实的心。"他常对学生这样说。
学生们敬重这位和蔼老师，不知道他的传奇经历，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特殊气质，既有知识分子儒雅，又有军人刚毅。
范纪曼将毕生收藏图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这些珍贵典籍中，不少是他在潜伏期间冒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
"知识是全人类财富，我只是临时保管者。"
永远的谜团
多年后写回忆录时，范纪曼始终困惑一个问题：那个看守为什么说"早去早回"？
语气太特别，不像随口说出，仔细回想看守表情，似乎带着某种暗示，又说不清到底什么。
是组织安排的内应？看守本身就是地下党员？还是历史巧合？
范纪曼多次向组织询问，得到的回答总是模糊："当时形势复杂，很多情况现在难以核实。"
一种推测是，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前夕，许多基层人员已看清形势，不愿再为即将覆灭的政权卖命，这个看守或许就是其中之一，用这种方式暗示范纪曼抓住机会。
另一种可能是，地下党组织确实在监狱内部发展了关系，为保护相关人员，这些信息被严格保密，即使解放后也没公开。
无论真相如何，"早去早回"四个字成了范纪曼人生最重要转折点。
范纪曼事迹逐渐为人所知后，被誉为"红色特工"，他的故事被改编成多部影视作品，最著名的是电视剧《风筝》，范纪曼成为主人公郑耀先重要原型之一。
那块帮助越狱的木板，被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每当有人询问来历，讲解员总会动情讲述那个惊心动魄的越狱故事。
范纪曼本人对这些荣誉看得很淡："历史会记住真正的英雄，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信仰的传承
1990年，84岁的范纪曼走到人生终点，临终前把子女叫到床边，留下最后的话：
"信仰高于生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忘记初心。"
这句话成了范家家训，影响了无数后来人，范纪曼子女继承父亲遗志，有的投身革命史研究，有的从事教育工作，都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孙子范志华成为历史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下工作："爷爷留给我们的不是财产，而是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比任何物质财富都珍贵。"
范纪曼一生，是信仰与坚持的一生，在那个风云变幻时代，无数像他一样的地下工作者，用生命和鲜血为新中国诞生铺平道路。
潜伏17年，范纪曼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身份隐藏意味着孤独，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让他承受巨大心理压力，他从未动摇，因为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
那句"早去早回"，无论背后有什么故事，都象征着历史转折和希望曙光。
在上海那座监狱遗址上，现在竖起一块纪念碑，刻着："献给所有为自由而战的英雄们。"范纪曼的名字就在其中，与其他烈士名字一起闪闪发光。
早去早回"已成为历史回音，在时光长河中永远回响，它提醒后人，无论面临多困难境地，都要保持希望，坚持斗争，因为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
范纪曼走了，精神永远活着，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美好理想奋斗，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留给历史最珍贵的遗产。
奇迹的创造者
81岁教授的73场马拉松
光明网
2024-11-04 16:53光明网传媒官方账号
10月27日，在首届北京海淀马拉松比赛中，一名81岁的老人参赛并以5小时0分18秒完赛一事，引发关注。记者了解到，这名老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教授潘仲英，海淀马拉松是他完赛的第73场全程马拉松赛。
潘仲英说，跑步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跑步让他收获颇多，不仅收获了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有积极的人生哲学。

2024年潘仲英参加首届北京海淀马拉松，图源：北京青年报
66岁物理教授开跑马拉松
1943年出生、今年已经81岁的潘仲英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1995年，潘仲英作为引进人才被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潘仲英年轻时便热爱体育运动，一直保持着运动的习惯。然而，真正接触并开始跑步，却是在他66岁那年。
“2009年，我的女儿留学归国，在她的建议下，我买了一双跑鞋，开始跑步。”潘仲英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跑步带给他的乐趣变得越来越多。2010年，潘仲英的女儿给他报名了一个绕十三陵水库的10公里越野跑赛，并陪着他一同参加了这场比赛。这一跑，一下子就把潘仲英的兴趣带起来了。
2010年10月24日早上8点，北京马拉松的发令枪在天安门广场出发点响起。这是潘仲英第一次参加马拉松，但比赛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起跑后没多久，潘仲英和女儿的衣服就被雨水淋透，他只能在跑动过程中，时不时用手抹掉眼镜镜片上的雨水，以防视线受阻。
从28公里开始，天气逐渐转晴，但潘仲英却感觉到此前受了伤的踝关节开始发沉，出现了不适感。于是，潘仲英放慢脚步，注意落脚放松，以防踝关节再次受伤。就这样，潘仲英以缓慢但稳定的步伐继续前行，潘仲英和女儿一同到达终点，全程用时5小时10分33秒。
“过终点后停下走时犹如踏上铺满厚厚棉花的地面，腾云驾雾一般，但欣喜之情驱走了疲惫和劳累，因为这是梦想、机遇、不懈努力和科学方法的一次完美结合，是追梦的一次成功尝试，是我的第一次马拉松。”潘仲英说。
跑进5小时
完赛“国内最难跑”马拉松
完赛首次马拉松比赛后，潘仲英几乎每年都会参加马拉松比赛。在国内，他的足迹遍布大连、上海、无锡、台北、厦门、三亚、广州、深圳、武汉、青岛、千岛湖、兰州、敦煌、青海湖、银川等地；在国外，他还曾远赴北非摩洛哥马拉喀什和美国波士顿参赛。
2010年和2011年，潘仲英分别完成了1个和2个全程马拉松。原计划在2012年春天参加“郑开”马拉松的他，因错过报名时间，不得不调整计划，转而报名参加难度较大的大连马拉松。潘仲英告诉记者，在国内马拉松比赛中，大连马拉松的关门时间最短，为5个小时，且上坡较多较长，被认为是国内最难跑的马拉松。“2010年到2012年，我已经跑了3场马拉松，用时都在5小时以上。跑进5小时是那时我心中的愿望。”潘仲英说。
2012年5月12日早上5时15分，潘仲英坐上了组委会安排的轻轨专列前往“大马”的比赛地金石滩。
潘仲英说，为了这次比赛能跑进5小时，他赛前精心制定了战术，计划在前4个10公里路段分别用时1小时05分、1小时05分、1小时10分和1小时20分，最后2.195公里用时18分，累积用时4小时58分，可提前2分钟到达终点。
然而，在比赛过程中，潘仲英在前40公里累积用时4小时44分，比计划慢了4分钟。为了不被关在门外，他必须在最后2.195公里内追回2分钟的时间。于是，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潘仲英加大了步伐和手臂摆动的频率，力求追回落后的时间。
潘仲英说，他距离终点还有二三十米左右时看到了电子显示屏，电子屏上显示时间为4小时59分51秒，他再次加快了步伐，向终点跑去。“我踏上电子记时屏下方的记时地毯后，工作人员给了我1张领奖红票，然后就对我身后喊，‘关门了，不发票了’。”潘仲英说，赛后他去领取奖牌和成绩证书时才发现他的最终成绩为4小时59分59秒，“看到成绩时我感到特别惊喜，我竟然是在关门前1秒完的赛。”潘仲英告诉记者，每当回忆起那天冲过终点的时刻，激动和欣喜之情就会久久回荡在心中。
“安全无伤”跑到90岁
潘仲英告诉记者，在他的马拉松生涯中，有一个理念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安全无伤”。在他看来，跑步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保持安全无伤，才能跑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快乐。
2013年11月，潘仲英发现，他在跑步时右足跟前内侧出现疼痛，尤以早晨下床第一步踩地时疼痛难忍。原以为休息一段时间即可恢复，没想到疼痛持续不消。经过学习和研究，潘仲英得知，是因为平时跑步结束后放松恢复不够充分，以及跑步姿势不正确，而导致了足底筋膜炎。
为了不让伤情扩大，潘仲英决定用2个月时间来康复，“最开始，我用快走代替跑步，又按摩又泡脚，稍微缓解一些就开始恢复慢跑。”2014年3月，脚伤疼痛再次加重，潘仲英只好停跑。
5月份时，潘仲英的脚伤慢慢康复，这次，潘仲英吸取了3月份因过早恢复慢跑致使疼痛加重的教训，没有马上恢复跑步。“我这次先继续走了1个月路，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开始一点点增加慢跑的距离，直至能够慢跑7公里，完全康复。”
“面对这种需要长时间疗愈的伤病，我没有沮丧和急躁，而以耐心、平和的心态，认真总结经验，这也说明了跑步方式和理念的重要性。”潘仲英说。他不仅在跑步前进行充分的热身和拉伸，还在跑步过程中注意调整呼吸和步频，避免过度劳累和受伤。此外，他还特别注重跑步装备的选择，以减少对脚踝和膝盖的冲击。
如今，年过耄耋的他已经安全健康地跑过了80岁，下一步的目标是安全无伤地跑过90岁。
14年完赛73场全马
脚步仍不停
从参加第一场马拉松比赛到如今，马拉松已经伴随潘仲英整整14年。2017年，潘仲英在千岛湖马拉松比赛中跑出了4小时32分34秒的个人最好成绩。潘仲英还以此成绩报名2019年波士顿马拉松，并成功参赛和完赛。至今，潘仲英已经完成了73场全程马拉松。
“我参加马拉松比赛不是为了追求成绩，而是为了享受跑步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潘仲英说，14年的马拉松经历让他收获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积极的人生哲学，“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经验和心得，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跑步这项运动中来。”
“已经忘了多少年了，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学校教学区的路上看到潘教授在跑步，风雨无阻，无论暑热冬寒。”在北航教职员中心里，潘仲英对待马拉松这件事的坚持和认真让他们十分敬佩，“他真的像退休前研究课题一样在研究着如何科学跑步。”北航离退休处工作人员王洁说。
虽然已经81岁高龄，但潘仲英并没有停下脚步。潘仲英告诉记者，跑步早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从兴趣爱好逐渐转化为生活习惯。
“我还有很多地方的比赛没有参加过，未来，我还想回到家乡武汉再跑一次武汉马拉松，也想去参加参加长沙、重庆、哈尔滨、长春等地方举办的马拉松，感受下不同地域马拉松比赛的魅力。”潘仲英说
新婚一周的使命召
——一个坚贞不屈的女的女中豪杰张露萍
1939年秋，延安的风已经凉了，张露萍接到命令的那天，结婚刚满七天，没人祝福，没人告别，她走得很快，李清没说话，命令是叶剑英亲自下的，不能拒绝。
任务明确：潜伏重庆，进入军统电讯总台，身份改，婚姻断，音讯绝。
这不是第一次转变身份，两年前，她叫余硕卿，是成都富商之女，那年她才16岁，卷入学生抗日游行，不再回头。
1938年赴延安，改名黎琳，进抗大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没有军人背景，没有刺刀经验，但她具备情报工作者必须的三样：沉稳、冷静、无依附性。
她与李清相识于延安，两人年龄相仿，都刚从知识青年转向党员干部，1940年秋天，二人结婚。婚礼没有仪式，只有一张纸条和一个短暂的合影。
第八天，张露萍便接到调令，任务内容很少透露，只说她将“以社会名媛身份潜入军统，领导一项长期电讯工作。”那是特科最深层的一环。
化名张蔚林，身份设定为富家千金，社会活动频繁，交游甚广。
她没有机会拒绝，没人拒绝叶剑英的调令，任务要求她“与一切旧有关系彻底切割”，包括丈夫李清。
她进重庆前，只见了他最后一面。他没有劝留，也没追问。“照命令办事。”这是他们唯一共识。
入城后，张露萍打入军统电讯总台，她的履历清晰：从成都来的富家女子，善钢琴，懂英文，不问政治，她的人设经得起盘问，她是军统需要的行政人员，清白、安静、懂规矩。
军统对她的信任来自她的“无害”，没人注意她在整理文件时扫了一眼密码纸，也没人看见她借查考勤名册抄下了电台编号。
她以书记身份管理电讯人员档案，职位不高，但调阅权限很大，她把情报一条条复制，用藏在粉盒里的细铁针打孔传给“七人小组”。
张露萍是组长，组员有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以不同身份进入电讯总台，有的做报务员，有的做译电员。
军统电讯系统遍布全国，重庆是总台，向下辐射上千个收发点，密码、电文、联系人，一层层堆在文件柜里，只要掌握出口，就能看到全貌。
张露萍不说废话，她安排组员轮流轮班，固定时间传送信息，每条电文只摘录要点，绝不全文。
最重要的电文，她亲自转送，由地下党交通员藏进药盒、送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没人查到她，她善于冷处理，电台出故障、文件延误、密码错报，她总是最后一个出面。军统信她，信一个“无害”的女子。
叶剑英在后方逐步收到了她的电文，包括“戴笠与胡宗南密电商讨对延安布置特务点”，“川北地下党组织名单暴露风险增加”等。
这套机制稳定维持了两年，直到张蔚林失手。
军统电讯总台的红色风暴
1940年，重庆阴雨连绵，张蔚林在值夜班时，一份残损电文没有销毁，军统审查日志时发现异常，顺藤摸瓜，找到藏匿记录本。
“七人小组”名单落入敌手。
冯传庆提前觉察异常，深夜逃出，直奔周公馆，那是中共驻重庆的公开窗口，他没带行李，只背一只破帆布包，里头是“特别支部”名册。
叶剑英很快作出反应，安排冯传庆化装南下，计划从贵阳绕道至延安，但途中失联。
张露萍没有动，她知道自己已被监视，她选择原地等待“清空渠道”指令。
一天深夜，她在电台值班时收到一条来自“延安”的电文：内容模糊，开头称“黑鹰突击”，她犹豫后打开回文，触发了电文陷阱，那并非延安电台发出的。
半小时后，军统特务赶到将她带走，关押于白公馆，次日转至渣滓洞。
七人小组全员入狱，赵力耕、杨光、张蔚林，无一幸免。
军统对她审讯方式极狠，高压水柱、电棍、灌辣椒水，持续一个星期，张露萍只说一句话：
“我是书记，所有责任由我承担。”
她从未供出任何一名中共上级联络员，也未承认地下党身份，军统知道她不简单，但苦无确凿证据。
押往息烽集中营之前，她被允许带一床旧棉被，她把棉花抽出，缝入一张字条，藏进被角，写的是“军统电台密码已变更，Z编号作废，须启用Y组编号”。
那被角三年后在息烽被孙达孟翻出，送到延安。
在集中营，她继续组织狱中秘密小组，暗中掩护女童和学生党员。
营中传言四起，说她“曾是戴笠座上宾”，李清听到这些话，沉默，组织也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1945年7月，她被通知“转监”，她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她没有挣扎，她穿上干净衣裙，镜子前梳发三十分钟，抹平眉心皱纹。
走出牢房时，她对身后女狱友说：“我活得亮亮，死得堂堂。”
24岁，消息传出时，李清正在西北野战军后勤部，听到传言“张露萍叛变被枪决”，他没有反驳，只是回到办公室，取出那张结婚时的黑白合影，看了一会。
他不知道，真相要等四十多年后才揭晓。
狱中抗争与45年误解
1945年春，息烽集中营早晨点名，张露萍被单独押出队列。她脸色平静，没穿囚服，穿的是一件深蓝色旗袍，领子整齐，腰带系紧。
她知道，不会再回来。
关押六年，酷刑早过不新鲜，最初在白公馆，军统用电刑逼供；到渣滓洞，用冷水灌体；转至息烽时，她已不再出声。
只是在地下室寒冷墙角，用指甲刻下一串名字：赵力耕、杨光、冯传庆……她的同志，她的“七人小组”。
她从未承认自己是中共情报人员，也从未透露任何电台编号与联系人名字，戴笠数次批示“优待审讯”，也没有突破口，军统开始疑她已被“弃子”。
白公馆里有人说她疯了，因为她每天凌晨起来洗脸、整理头发、练英文，对镜子微笑，他们不知道，她在练习“不让恐惧写在脸上”。
息烽是军统“处理疑案”的终点站，进了这里，活着出去的人极少。
张露萍从不喊疼，被铁夹夹指时只闭眼，骨节碎裂后，仍能写字。
有一次，她偷拿过一小瓶墨水，在旧报纸背后写下：“此处有人，知真不悔。”
这张纸，1949年被解放军接管息烽后从墙缝中找到，墨迹未干，同年7月，她“被转监”，押往山林地带，枪声无人听见。
一同关押的人，三天后才确认她已牺牲，遗体埋于营外石坑，无棺材，无墓碑，多年后，幸存者才回忆起：“她走得像开会一样。”
重庆解放后，关于她的传言四起。
有人说她早投敌；有人说她是“高级双面间谍”；也有人说她临终前供出中共地下网络。
李清听到这些话后，选择沉默，他继续工作，从未公开澄清。
1940年以后，他便失去她全部消息，她的照片从家中撤下，他只在抽屉最底层藏了他们的结婚合影。
组织内部对他的态度开始微妙，他没有被撤职，但在情报系统的调动中始终停留原位。
李清始终坚信张露萍未叛，信念未变，证据缺乏，没人为她说话，这一等，就是四十年。
1983年，雷英夫（时任中共统战部官员）整理抗战史料，在旧档案中翻到一封来自1941年的情报电报，其尾号正是张露萍当年传出的“Y-17”。
交叉比对军统破获密码记录、七人小组身份、息烽笔录及地下党档案，线索汇聚。
雷英夫亲自赴贵州，找出息烽集中营老狱警，找到埋骨地点，确认身份。
报告呈交中央，叶剑英看完后，沉默五分钟，说：“这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我的兵。”她的烈士身份，正式恢复。
历史的迟到与永恒的丰碑
1983年10月，张露萍被追认为中共一级烈士。
1985年，《光明日报》头版刊出她的事迹，标题只有四个字：“她未叛变”。
没有抒情，没有排比，只还原记录，李清看着报纸，整整坐了一夜。
第二年，他独自前往贵州，息烽集中营旧址修缮尚未完成，他穿过铁皮门、破旧走廊，一步步走到石坑边。
墓碑是一块石板，刻着：“张露萍，1921—1945”。
他没带花，带的是她当年写过的英语词典，翻到扉页，那页纸已发黄，能辨认的只有一句：
“Truth is not afraid of time.”（真理不惧时间）
他轻声说了一句：“她是党的好女儿。”
她的名字，从此被刻入历史。
1986年，四川崇州为她立烈士纪念碑。当地小学将她的事迹编入校本教材。
几十年后，党史馆重修展陈，张露萍的档案编号仍为“密档一类”，部分文件至今未公开，因为涉及特殊时期的军统行动细节，至今仍有保密线未解。
她的事迹被评为“最安静的英烈档案”。
历史没有立即回应她的付出，但历史最终没有忘记她，“她活得亮亮，死得堂堂。”
每一次有人翻看这段历史时，都在问：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没人能完整回答，张露萍已走八十年，她留下的问题，比答案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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