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连载（二十四）

作者：张坚

                     唐太宗与魏徵

       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魏徵，一个因其善纳谏言，一个因其犯颜直谏，而称为明君与贤臣，在中国历史上名垂青史。

       魏征，这位被唐太宗视为自己人生一面镜子的朝廷命官，不仅辅佐李世民成就了“贞观之治”，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各国的向往中心，而且在其辞世之后，仍然令贵为天子的李世民念念不忘，痛心疾首之际。为后人留下了至深至理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殁，朕亡一镜矣。”

       谏官，又称谏臣，是中国古代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孔子有“为 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中国古代的文臣武将都深知“武以战死，文以谏死”的官场规则。而把谏官做到生前令皇帝敬而不舍，畏而不弃，死后依然赞誉不绝的，恐怕只有唐代的魏徵。

       在皇帝大人龙颜大怒之时，就会有人头落地的封建时代，魏徵之所以能先后进谏二百余事而毫发无损，且官职从小小的詹事主薄一步一步升至宰相之位，这固然与魏徵忠心耿耿辅佐皇帝治国理政，且以理服人，以事议政的才能有绝大关系。但唐太宗李世民的虚心纳谏、知错即改的风范和胸襟，才是魏徵“一路顺风”的护身符。正如魏徵袒露心声所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这句话道出了进谏的要害。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君主拥有至高至上的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身为一国之君的李世民始终有着一般皇帝难以做到的自知之明。他“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惶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 他非常清楚王公大臣们“龙可扰而驯，然喉下逆鳞”的顾虑心态，因而鼓励大臣直谏的胸襟溢于言表：“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不仅如此，他还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李世民即位之前，魏徵在太子李建成门下做事，他曾多次建议李建成趁早除掉李世民，以保太子之位，但却没有被采纳。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徵成了李世民的俘虏。李世民当面质问魏徵：“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弟兄之间挑拨是非？”魏徵的回答却出人意料：“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朝堂上的气氛异常紧张，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以为魏徵是死到头了。可李世民却转怒为喜，夸口称赞魏徵的刚正不阿，然后以礼相待，以官相封。李世民的胸襟就在于不计前嫌，礼贤下士。当他看清楚魏徵是一个辅国理政的良臣贤才时，曾经有过的恩怨便会风吹云散。李世民这种有容乃大的胸怀，是他面对谏言能够宽容吸纳的主要缘由。在他即位之初，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罪被判死刑，司法官孙伏伽认为判刑太重，上前进谏太宗：依据现行法律，元律师不该处死，法官不能因为憎恨而滥加刑罚。唐太宗听后，觉得孙伏伽依法维护正义，不仅没有责难，还把价值不菲的兰陵公主园奖赏给孙伏伽。一些大臣表示不解，李世民解释道：我刚刚即位，需要在朝堂上下形成敢于直谏的风气，孙伏伽是我登基以来第一个敢批评朝政的人，当予以重赏。

       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曾经有过“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 开元之治”、“ 康乾之治”。“ 开元之治”是“贞观之治”的延续，但真正称得上“太平盛世”的唯有“贞观之治”。政治清明，官吏清廉，民丰物阜，是其显著的特征。而成就 “贞观之治”的核心，在于李世民的民本思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众观点”，即“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以民为本”。当然，这种民本思想，比之于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比之于今天的群众观点，依然逃不出“官为民之父母”的匡子，但李世民践行民本思想的气量和视野，则是历代帝王所不能比拟的。李世民少年时期奉行的是“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诸练”。当他主政之后，仍然以感恩之情，抚慰百姓，取信于民。曾四次回归故里武功，下诏赦免罪犯，免征租赋，赏赐闾里，宴飨父老。他听从魏徵的劝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从而告诫侍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饱而身毙。”，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李世民站在巅峰亦能聊望到“四海无闲田，农夫忧饿死”的民间疾苦。

       隋末唐初，突厥民族崛起在欧亚平原。他们能征善战，多次骑兵南下威胁长安，势不可当。公元六三零年，朝廷派出名将李靖率领三千铁骑破定襄、阴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被俘，投降者多达十余万人。如何处置这么庞大的降众，朝廷官员意见不一。有的大臣认为，对于突厥这样的少数民族，不可以仁义交，当赶尽杀绝，以除后患。有的大臣反对，认为对战败的种族进行清洗，必会导致以后的敌方抵死反抗。又有大臣建议将他们迁入内地山东半岛，与当地人杂居通婚，促其汉化归顺。但有的大臣执疑，这样做突厥人原住地漠北如何管辖，劳民伤财的大迁徙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魏征则奏请朝廷，施以仁政，不如全其部落，顺其土俗，将其安置在边境，使其继续生息繁衍，可以让他们替大唐戍边，免除边患。这样一个很有气量的措施为太宗所采纳，兴灭继绝这种仁义之举，也为唐太宗赢得了突厥民族由衷的拥护和爱戴。

       其后在突厥族原住地，太宗在军事上设立了都护府，首领仍归由原贵族担任，经济上鼓励各民族通商。突厥皇室、可汗一族，也都迁入长安，并给他们封官加爵，有的甚至封给一品高官。太宗对这些归顺的突厥贵族用之不疑 。有一位皇室贵族名叫阿史那社尔，深得太宗信任，太宗寝宫每晚均由他佩刀站岗保卫。对于一个已有亡国丧家之恨的人，太宗却敢以性命相托，这种坦荡和胸襟怎能不换来他人的肝胆相照。阿史那社尔后来晋升为国公，死后陪葬昭陵。

       李世民即位不久，下令征兵。按唐律规定，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方可征兵服役。有大臣建议把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征招入伍。但魏徵坚决反对，皇帝几次催促，魏徵都扣住诏书不发。太宗一怒之下质问魏徵，魏徵从容答道：“我听说湖水弄干捉鱼，虽然也能得到鱼，但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我又听说用火烧光树林捕捉野兽，虽然也会捉到野兽，但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陛下如果现在就把那些未满十八岁的身强力壮者征招入伍，以后还从那里征兵呢？陛下的诏书清楚地写明征招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而现在还不满十八岁的男子也被征召，这不是不讲信用吗？”李世民听罢，心悦诚服地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谈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于是重新颁布招书，免征未满十八岁的男子。后又奖赏魏徵金瓮一只。

       李世民广纳谏言的胸怀气度，来自于他内心的时时反省。他曾说:“我好比山中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铸，就成了宝贝。魏徵就是我的匠人。”在整个封建时代，一国君主中，能这样反省的人，确实没有几个。李世民其所以能做到从谏如流，他和别的君主不同的是他有着博大的胸怀，从保全大唐王朝江山社稷代代相传的大局着想，以隋炀帝“覆舟”的教训而善纳谏言的。历代皇帝以及现代当政者，谁不希望在自己当政期间，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国脉传承、政局稳定、民富国强呢？他们也都能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的道理。但当谏言像一杯烈酒扑面而来，伤及“龙颜”情感的阻塞，就会把这杯烈酒挡在举杯之前，或者掀翻在地，不予采纳，更不改正。而如蔡桓公和曹操一样讳疾忌医的人却比比皆是。而李世民可贵之处却在于：放下皇帝的至尊，抹下皇帝的面子，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听取臣下谏言，即使损及“龙颜”，也不斤斤计较，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理政真谛，才会造就“贞观之治”。

       魏徵能够如鱼得水地进谏皇帝，其大多数治国理政的意见，均能够被太宗心悦诚服地采纳，除过太宗广施仁政的襟怀外，更重要的是他有闻过即改的坦诚。在监督机制的重重压力下，是被动地接受“矫正”，还是主动坦诚地面对劝谏。既是一种价值的取向，也是当政者人生修养的分水岭。当坦诚成为一种境界时，这种人生素养不是每个皇帝、每个当政者都能具备的。李世民的坦诚，体现在对待大臣谏书的珍视，他说：“比有上书奏事，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因为坦诚，即使谏言尖刻刺耳，李世民也能闻过即改。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闻知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年仅十七岁的女子，才貌出众，便上奏太宗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妃嫔。太宗遂下诏拟办。魏徵听说该女子已许配以陆姓人家，便立即入宫进谏：“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家室之欢。现在郑氏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李世民听后大惊，当即收回诏令，深表内疚。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诏发军卒欲修缮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大臣张玄素上书极力劝阻：“臣听说，阿房宫建成，秦国可就散了；秦华台建成，楚国民众就离心了；等到朝阳殿建成，隋朝就解体了。今日陛下的文治武功已超过隋朝了吗？役使处于凋敝之中的百姓，承袭亡隋的弊政，这样看来，陛下的暴政恐怕更超过隋帝了”。张玄素并尖锐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像夏桀、商纣那样，自取灭亡。语言尽管尖刻，却直击问题的要害。李世民不仅果断停止修缮朝阳殿，，还奖赏张玄素彩绢二百匹，并感慨地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十三年（639年），李世民读了魏徵专为他写的《不克终十渐疏》后，不仅表达了“克终善事”的心愿，而且将《十渐疏》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这又一次见证了李世民闻过即改的鉴心诚意。   

       与其说，李世民知遇了魏徵这一位难得的铮铮谏臣，不如说魏徵生逢了李世民这样少有的圣明君主。良臣遇明主，明主得良臣，才能造成臣敢谏，君善纳的和善氛围。只有这样，魏徵才能够心无芥蒂地犯颜直谏，而无所顾忌。后妃越礼，他犯颜直谏；太子越礼，他犯颜直谏；皇上欲上泰山封禅，他犯颜直谏。当犯言直谏成为常态，成为“必要”和“必然”的时候，魏徵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就有了崭新的形象，他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得其妩媚。”这是一个皇帝的内心独白。这种独白，只有李世民能做到，众多的封建君主做不到，众多的当代政要也做不到的。

       唐太宗李世民的民本思想、从谏如流的胸怀，魏徵的忠贞不阿，犯颜直谏的精神，为历史和现实作官做事树立了一面旗帜、效仿的典范，值得我们深思和研讨，或许从中能得到一定的教益。

作者简介：

       张 坚，礼泉县西张堡镇土洞村人，1937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55年5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退休。先后在乡政府、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县革委会生产组、山区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区划办、农村改革试验办等部门及建陵公社任职工作。当选过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第五届县委候补委员。在岗期间，贯以清正勤奋，忠党敬业，求真务实，不鹜虚声。退休后，本色不改，勤劳不息，建园务果，看书习文，所著《心路历程》《乡土情》两本书被连载发表在全国《都市头条》网络平台，可百度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