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

          的历史借鉴与现实战略价值：

             基于逻辑链的理论重构

                          作者: 杨 东

屯垦戍边作为中国治理边疆的重要实践，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然而，既有研究往往陷入 "结论先行" 的阐释困境，缺乏对历史经验传承逻辑、现实战略必然性及实践创新机制的深度论证。本文将以严密的逻辑推演，系统回答 "为何屯垦戍边成为历史遗产"" 兵团建设如何继承发展历史经验 ""当代屯垦超越传统的深层动因" 等核心问题，构建从历史基因到现实实践的完整理论链条。

一、历史遗产的逻辑生成：屯垦戍边作为边疆治理的必然选择

中国古代屯垦制度的形成绝非偶然，而是基于边疆治理的客观需求与地理环境约束的理性选择。从汉代张骞 "屯戍以制西域" 到清代康乾时期大规模屯田，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治理始终遵循着 "军事威慑 - 经济自给 - 社会稳定" 的三阶逻辑。这种历史经验的形成，源于三个层面的必然要求：

地理空间的治理约束决定了屯垦戍边的经济合理性。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中原政治经济中心，古代运输条件下 "从内地运粮至西域，耗费竟达粮价七倍" 的成本困境，迫使中央政府必须寻求边疆经济自给的路径。汉武帝时期在轮台、渠犁的屯田，正是为解决 "贰师将军征大宛，岁费数巨万" 的后勤难题。这种地理约束在当代依然存在 ——1949 年人民解放军进疆时，同样面临 "粮食运输成本高昂" 的困境，迫使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与古代屯田形成了跨越两千年的历史呼应。

边疆治理的安全逻辑构建了屯垦戍边的军事必要性。从匈奴侵扰到准噶尔叛乱，新疆历史上长期面临边疆安全威胁，单纯的军事驻防存在 "戍卒岁更，劳费不赀" 的弊端。唐代在西域推行的 "军屯" 制度，将军事防御与农业生产结合，形成 "以屯养军、以军护屯" 的良性循环。这种安全逻辑在现代演变为兵团 "劳武结合" 的特殊体制 ——1962 年 "伊塔事件" 中，兵团迅速组织民兵执行 "代耕、代牧、代管" 任务，正是对古代 "且耕且守" 经验的创新性发展。

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结构要求屯垦戍边发挥文化整合功能。西域作为多民族交汇地带，单纯的军事压制或经济掠夺难以实现长治久安。清代屯田制度特别注重 "招徕民户，与本地民族杂居"，通过经济互动促进文化融合。这种社会治理智慧在兵团建设中体现为 "嵌入式" 社会结构 —— 兵团团场与地方州县交错分布，形成 "边疆同守、资源共享" 的发展格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兵团与地方共建 400 多个文明单位，正是对历史上 "屯垦促融合" 经验的时代发展。

历史周期律的经验总结强化了屯垦戍边的治理合法性。从汉代 "屯垦兴则西域稳，屯垦衰则西域乱" 的历史教训，到清代乾隆皇帝 "武备与农功，二者不可偏废" 的治国理念，历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屯垦戍边是维护边疆稳定的根本之策。这种历史认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化为制度创新 ——1954 年兵团的成立，并非简单复制古代屯田，而是基于 "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 三位一体的现代治理理念，实现了对历史经验的创造性转化。

二、历史经验的现代转译：兵团体制对传统屯垦的继承与超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绝非历史经验的机械照搬，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屯垦制度的系统性创新。这种 "继承 - 创新" 的逻辑链条，体现在治理理念、组织形态、功能定位三个维度的现代转译：

治理理念的范式转换实现了从 "军事附庸" 到 "多元治理" 的跨越。古代屯田本质上是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如汉代 "置校尉，屯垦校尉，秩比二千石，掌西域屯田"，其核心功能是服务于军事征服。而兵团体制则构建了 "党政军企合一" 的复合治理体系，既承担 "戍边固疆" 的军事职能，又履行 "经济建设" 的发展使命，更肩负 "民族团结" 的社会职责。这种多元治理理念的形成，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 清代屯田后期因过度强调军事功能，导致 "民屯与兵屯争利" 的社会矛盾，而兵团通过 "不与民争利" 的原则，在 "两圈一线"（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边境线）的边缘地带开发绿洲，实现了发展与稳定的统一。

组织形态的制度创新突破了传统屯垦的分散化局限。古代屯田多采用 "军屯 - 民屯 - 犯屯" 的分散管理模式，如唐代在西域设置的 "营田使" 与 "支度使" 分属不同系统，缺乏统一协调。兵团则建立了 "兵团 - 师 - 团" 三级垂直管理体系，这种组织化程度的提升，既继承了古代 "寓兵于农" 的组织智慧，又通过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截至 2023 年，兵团形成 14 个师、174 个农牧团场的规模化布局，其组织效能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屯田规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师市合一" 的体制创新 —— 在石河子、五家渠等 9 个城市实行 "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将军事组织与城市治理有机结合，这是对古代 "屯垦建城" 经验的现代化升级。

功能定位的时代拓展超越了传统屯垦的单一经济属性。古代屯田的核心目标是 "足食足兵"，如明代新疆屯田 "每年收粮可支军饷"，经济功能占据绝对主导。而兵团在继承经济自给功能的同时，拓展出维稳戍边、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多重现代功能。在维稳方面，兵团建立 58 个边境农场形成纵深 30 公里的边防带，2009 年 "7・5" 事件中迅速组织民兵执行安保任务；在民族团结方面，兵团医疗机构常年深入地方农村开展巡回医疗，1999 年以来培训 2000 余名南疆少数民族干部；在生态保护方面，兵团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营造防护林带，创造了 "人进沙退" 的生态奇迹。这种功能拓展，本质上是对历史上 "屯垦 - 戍边 - 安民" 三位一体治理逻辑的时代发展。

制度基础的根本变革赋予现代屯垦新的生命力。古代屯田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不可避免出现 "屯田官欺压屯丁" 的阶级矛盾，如清代新疆屯田后期 "屯丁逃亡过半" 的困境。而兵团体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了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种制度优势使得兵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 从 1950 年代大规模开垦荒地到 21 世纪发展现代农业，兵团职工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劳动热情。正如王震将军所言："我们的屯垦是人民的屯垦，是为了各族人民共同幸福的屯垦"，这种制度本质的差异，正是当代屯垦能够超越历史成就的根本原因。

三、现实战略的多维支撑：兵团作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载体

在新时代边疆治理体系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略作用不仅源于对历史经验的创造性继承，更在于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价值。这种现实战略作用的发挥，依托于以下四个相互支撑的逻辑维度：

地缘政治层面的稳定器功能体现了屯垦戍边的传统智慧与现代国防的有机结合。在古代，屯垦的军事价值主要体现在 "以农养兵"，而兵团则发展出 "民兵常态化轮训备勤" 机制，形成 "兵团值班民兵 - 驻军 - 武警 - 地方民兵" 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马军武夫妇在中哈边境 50 多年的义务巡边，魏德友被誉为 "活界碑" 的坚守，本质上是古代 "烽燧制度" 在现代的人性化演绎。这种边防模式的创新，既降低了国家防务成本，又实现了边防力量的常态化存在 —— 截至 2024 年，兵团在边境地区建立的 "金边工程"，使边境团场的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改善，增强了戍边吸引力，这与清代 "因屯丁逃亡而废屯" 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区作用彰显了现代屯垦对传统自给经济的历史性超越。古代屯田虽能实现粮食自给，但受限于技术水平，难以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兵团则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2023 年兵团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8%，高出新疆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棉花单产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陈学庚院士团队研发的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机，使新疆棉花种植实现全程机械化，这种科技赋能的屯垦模式，远超历史上 "木犁牛耕" 的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兵团通过 "兵地融合" 机制，将先进技术辐射到地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兵团向地方推广农业技术，帮助地方建立经济联合体 87 个，形成了 "兵团带地方、地方促兵团" 的良性互动，这是对历史上 "屯垦与地方割裂" 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民族团结工作的大熔炉效应实现了传统屯垦文化整合功能的现代化升级。古代屯垦虽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但由于封建统治的阶级局限性，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兵团则依托 "嵌入式" 社会结构，创造了多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新型民族关系 —— 在兵团农场，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职工共同劳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这种场景与清代 "民屯与回屯分治" 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尤良英帮扶维吾尔族群众脱贫的事迹，李梦桃为哈萨克族牧民行医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屯垦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独特优势。兵团还通过 "双语教育"、干部挂职等机制，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99 年以来，兵团接收 2156 名南疆少数民族干部挂职培训，这些干部回到地方后成为民族团结的骨干力量，这种 "培养一个、带动一片" 的效应，是对历史上 "屯垦促融合" 经验的创新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的试验田价值凸显了兵团体制在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探索意义。古代屯垦制度始终未能突破 "王朝周期律" 的局限，而兵团作为 "党、政、军、企合一" 的特殊组织，在边疆治理中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在经济领域，兵团作为 "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探索了国有经济在边疆发展中的实现形式；在社会领域，兵团建立了覆盖教育、医疗、文化的完整社会事业体系，为边疆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实践样本；在生态领域，兵团在沙漠边缘实施的大规模生态治理工程，创造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边疆实践模式。这种多领域的制度创新，使兵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的 "末梢神经"—— 习_近_平_总_书_记强调 "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正是基于兵团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从历史上的 "屯垦戍边" 到当代的 "边疆治理现代化"，兵团的实践标志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四、古今屯垦的深层分野：当代成就背后的系统性变革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所以能够取得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屯垦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经济模式、文化理念发生了系统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体现在以下五个维度的根本差异：

政治基础的革命性变革使当代屯垦摆脱了封建王朝的历史局限。古代屯田服务于封建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存在 "屯官剥削屯丁" 的阶级矛盾，如唐代西域屯田 "戍卒多逃死" 的现象。而兵团屯垦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了 "劳动者当家作主" 的本质变革 ——1954 年兵团成立时，转业官兵成为国家主人，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极大激发了劳动积极性。在兵团发展历程中，尽管面临 "地窝子"" 木犁耕作 "等艰苦条件，但官兵们始终保持高昂斗志，正是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 屯垦是为了自己和各族人民的幸福 "。这种政治认同的差异，使得当代屯垦能够凝聚起历史上无法比拟的精神力量，创造出" 亘古荒原变绿洲 " 的人间奇迹。

经济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使当代屯垦突破了自然经济的生产局限。古代屯田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生产技术长期停滞在 "铁犁牛耕" 水平，如清代新疆屯田 "每亩收粮不过数斗"。兵团则依托现代工业文明，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要素升级：在生产工具方面，从 1950 年代引进苏联拖拉机到如今使用北斗导航自动驾驶农机，农业机械化率达 95% 以上；在生产技术方面，从刘学佛创造棉花高产纪录到陈学庚研发精量播种机，科技进步成为屯垦发展的核心动力；在经营模式方面，从单纯农业生产到 "种养加" 一体化、"产供销" 一条龙，兵团农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2023 年兵团人均 GDP 达 8.5 万元，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屯垦经济水平，这种经济质的飞跃，根本在于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跨越。

文化理念的创新性发展使当代屯垦超越了历史上的文化隔阂。古代屯垦中，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往往伴随着武力征服的阴影，如汉代屯田 "徙民实边" 带有强制色彩。兵团则秉持 "各民族一律平等" 的现代理念，创造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新范式：在兵团团场，春节、古尔邦节、中秋节等各民族节日共同庆祝；在文化生活中，兵团职工创作的《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文艺作品，融合了各民族文化元素；在教育领域，兵团学校实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同时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理念的变革，使得兵团成为 "先进文化示范区"—— 梅莲、姜万富等医务工作者为各族群众送医送药，孟二冬等支教教师传播先进文化，这些实践表明当代屯垦已超越单纯的经济生产，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这是对历史上 "文化征服" 模式的根本否定。

人口结构的历史性突破为当代屯垦注入了持续发展动力。古代屯田人口多为 "谪戍之人" 或 "迁徙之民"，如明代新疆屯田 "以罪谪戍者充之"，人口流动性大且缺乏稳定性。兵团则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了稳定的人口结构：从 1950 年代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到改革开放后大中专毕业生、技术人才，兵团形成了 "军垦一代 - 二代 - 三代" 的代际传承。这种人口结构的稳定性，使得兵团能够进行长期规划 —— 从 1960 年代建设边境农场到 21 世纪实施 "金边工程"，兵团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屯垦事业。截至 2023 年，兵团总人口 270 万，占新疆总人口的 11.9%，这种规模的人口集聚，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屯田都无法比拟的，为屯垦戍边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组织规模的系统性拓展使当代屯垦实现了从 "点" 到 "面" 的战略升级。古代屯田多为分散的 "屯" 或 "营"，如唐代在西域设置的屯田点 "每屯五十顷"，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兵团则通过科学规划，建立了覆盖新疆 14 个地州市的屯垦网络 ——174 个农牧团场、9 个 "师市合一" 城市、7 个 "团镇合一" 建制镇，这种规模化、网络化的布局，使兵团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农业领域，兵团实现了 "连片种植、统一管理"，棉花种植规模占新疆的 40% 以上；在工业领域，兵团形成了食品加工、纺织服装、能源化工等完整产业体系；在城市建设方面，石河子市从戈壁荒原崛起为 "戈壁明珠"，成为屯垦戍边的标志性成果。这种组织规模的拓展，不是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形成了功能完备、相互支撑的系统体系，使当代屯垦具备了历史上无法想象的综合实力。

五、理论范式的重构：从经验总结到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突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实践，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发展，更推动了边疆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这种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突破了既有研究 "结论先行" 的思维定式，构建了从历史逻辑到现实逻辑、从实践经验到理论规律的完整分析框架。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用揭示了屯垦戍边的历史必然性。传统研究往往将屯垦戍边归因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如 "汉武帝好大喜功" 的片面认知。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可见，屯垦戍边本质上是由边疆地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矛盾运动决定的 —— 古代西域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中央集权治理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屯田制度；当代新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兵团体制的创新发展。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超越简单的经验总结，把握屯垦戍边的历史规律性。从汉代 "罢屯田者，以息天下徭役" 的政策调整，到清代 "改屯为兵" 的制度变革，再到当代兵团 "兵地融合" 的体制创新，屯垦制度的每一次演变，都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边疆治理研究中的生动体现。

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阐释了兵团体制的创新逻辑。新制度经济学的 "路径依赖" 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既有对历史的继承，又有对现实的适应。兵团体制的形成正是如此 —— 在组织形态上，继承了古代 "寓兵于农" 的制度基因，形成 “兵团 - 师 - 团” 的军事建制；在功能定位上，突破了传统屯田的经济局限，发展出维稳、发展、团结、生态等多元职能，实现了 “路径依赖” 与 “制度创新” 的统一。这种制度变迁的逻辑，使兵团既不是对古代屯田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现代企业的机械模仿，而是适应新疆特殊地理、历史、民族条件的制度创造。从清代 “回屯” 与 “民屯” 的隔离，到兵团 “各民族职工同田共耕” 的融合，再到 “师市合一” 的治理创新，兵团的制度变迁始终遵循着 “历史经验为基、现实需求为导” 的原则，这为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制度样本。

系统论的分析视角解构了兵团战略作用的生成机制。传统研究常将兵团的作用简单归结为 “戍边” 或 “生产”，忽视了其作为复杂系统的整体效应。运用系统论分析可见，兵团是由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了超越单一功能的整体效能：经济子系统的现代农业为军事子系统的民兵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子系统的党政领导确保社会子系统的民族团结，文化子系统的先进文化传播强化了各子系统的价值认同。这种系统效应在 2020 年疫情防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 兵团既保障了辖区内的粮食供应，又组织民兵参与地方防疫，还通过文化宣传凝聚抗疫合力，充分展现了系统治理的优势。与历史上 “屯垦只重经济” 的局限相比，兵团的系统性治理是边疆治理理念的重大飞跃，为构建边疆治理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启示。

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凸显了当代屯垦的时代优势。通过古今屯垦的多维度比较可知，当代屯垦的超越性并非源于技术或规模的简单进步，而是源于治理体系的整体升级：在治理目标上，从 “维护王朝统治” 到 “实现人民幸福”；在治理主体上，从 “屯官与屯丁的阶级对立” 到 “职工群众的共同奋斗”；在治理手段上，从 “行政强制” 到 “制度激励”。这种比较研究打破了 “厚古薄今” 或 “以今非古” 的认知误区，使我们能够客观认识历史经验的价值 —— 古代屯田在组织形式、边防经验、民族交流等方面的智慧仍具借鉴意义，而当代屯垦在制度基础、技术水平、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创新则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魏德友与古代戍卒同样坚守边疆，但前者是基于自觉的爱国情怀，后者多为被迫的徭役负担，这种主体意识的差异，正是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的生动体现。

实践认识论的理论升华构建了屯垦戍边的发展规律。兵团 70 年的实践表明，屯垦戍边不是静态的历史遗产，而是动态的实践过程，其生命力在于不断适应时代要求进行创新。从 1950 年代 “铸剑为犁” 的初创，到 1980 年代 “改革奋进” 的转型，再到新时代 “强边固疆” 的升级，兵团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对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规律的遵循。这种实践认识论的应用，使我们能够超越 “借鉴 - 继承 - 发展” 的简单表述，深入把握屯垦戍边的发展逻辑：历史经验提供了实践起点，现实需求驱动着创新方向，而人民群众的实践则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刘学佛、刘守仁等兵团人的创新实践，马军武、魏德友等戍边人的坚守奉献，共同构成了屯垦戍边理论的实践基础，使兵团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成为既有历史厚度又具时代活力的精神坐标。

结语：历史逻辑与时代使命的辩证统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实践，以 70 年的持续探索，完成了对中国两千多年屯垦历史的创造性发展。从张骞凿空到班超定远，从盛唐屯垦到康乾拓边，历史上的屯垦虽成就斐然，但始终未能突破封建制度的局限，难以实现边疆治理的长治久安。而兵团在党的领导下，将历史上的屯垦智慧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相结合，创造了 “亘古荒原变绿洲” 的经济奇迹，构建了 “劳武结合、兵地融合” 的治理模式，培育了 “民族团结、守望相助” 的社会氛围，锻造了 “热爱祖国、开拓进取” 的精神品格，实现了对传统屯垦的历史性超越。

这种超越的本质，在于兵团解决了历史上屯垦制度的三大矛盾：一是打破了 “军事戍守” 与 “经济发展” 的二元对立，通过 “党政军企合一” 体制实现了两者的有机统一；二是克服了 “中央集权” 与 “地方适应” 的治理张力，通过 “双重领导” 机制实现了国家战略与边疆实际的精准结合；三是化解了 “文化整合” 与 “民族差异” 的潜在冲突，通过 “嵌入式社会结构” 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是这些矛盾的解决，使兵团成为维护新疆稳定的 “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 “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 “示范区”，在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兵团屯垦戍边的理论与实践启示我们：边疆治理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辩证统一，既不能割断历史空谈创新，也不能因循守旧忽视发展。只有深入把握 “屯垦兴则边疆稳” 的历史规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不断开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正如_习_近_平_总_书_记所强调：“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时代使命的郑重嘱托，为新时代兵团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塔里木河两岸的绿洲到阿尔泰山脚下的牧场，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防护林带到准噶尔盆地中的现代化城市，兵团人用行动证明：屯垦戍边不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更是面向未来的实践课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兵团将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在戈壁荒漠上书写新的传奇，让屯垦戍边的旗帜在祖国西北边疆永远高高飘扬，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既是对历史的最好继承，也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