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安徽青年报》

——原安徽青年报记者 左朝胜

那是1979年的春天，我身着没有帽徽和领章的一身六五式军装，背着三横压两竖的军用背包，走进了合肥市长江路405号大院。在大门西侧团校的一座四层小楼上，问到还没有挂牌的《安徽青年报》编辑部，掏出了行政关系介绍信，向总编辑曹桂森、副总编万韵报到，后来得知万韵同志，也是军队转业女干部。

就这样，我以军人的姿态进入了筹备复刊《安徽青年报》的战壕。其实，那时我已经离开部队两年多了。调来筹备复刊《安徽青年报》之前，我在安徽省濉溪县文化局搞诗歌创作，并且发表了诗作累累，在安徽诗界小有名气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当时全国各省的青年报刊都被取缔了。“文革”结束后，各省的共青团组织纷纷复刊青年报刊。安徽团省委也迅速地组建了《安徽青年报》的复刊机构，并在全省各地遴选编辑记者，两位来自安徽团省委的年轻人来到濉溪县找到了我，他们俩一位是后来当了《安徽青年报》总编辑的蒋正萌，最后在安徽省出版局领导的位置上退休。另一位女同志王瑛琦，在报社期间就写出了电影《李清照》的剧本，后来成为安徽文联大名鼎鼎的女散文家。蒋正萌温文尔雅，王瑛琦快人快语，我们一见如故，没有聊多久，就把商调函给了我。好像在我家吃了碗面条，就匆匆挥别了。从铁道兵战士到县文化局的创作员，再到《安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似乎是转瞬之间，就完成了人生的几步转折。这也许就是“文革”后那个时代的风貌。后来，我也去皖南山区考察调人，同样是风风火火，来去匆匆，甚至连对方的一顿饭都没有吃。看看几十年后的今天，求职招聘考察面试，程序严密手续繁杂，之中还不乏各类潜规则……

初生牛犊不怕虎。

一群几乎没有接受过专门新闻事业的年轻人，被派到《中国青年报》学习考察了几天，回到合肥撸起袖子就开张了。没有经验也就没有包袱，大家凑在编辑部里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如何办好报纸。当时青年报分为四个组，采编组（组长蒋正萌），理论组（组长左朝胜），通联组（组长王昌明），文艺组（组长李先轶）。蒋正萌是老五届的大学生，王昌明“文革”前就在团省委工作，李先轶是安徽省颇有名气的少儿文学作家。惟独我这个既不懂理论，也没有当过干部的复员大头兵，居然也任命为科级的理论组组长。也许，这就是共青团。

安徽青年报从一开始，就把利用报纸策划各类青年社会活动作为办报的主要风格。比如，我们看到社会上对清洁工的不尊重现象，就策划了“表彰城市美容师”活动，评选出合肥市优秀青年清洁工，在当时合肥市最大的江淮大剧院举办轰轰烈烈的表彰活动，清谁来表彰奖励这些年轻的“城市美容师”呢？跑到省委大楼敲敲门就找到了省委书记张劲夫，把事情一说张劲夫书记满口答应。于是，江淮大剧院的“城市美容师”表彰大会一炮打红！

紧接着，针对社会上年轻人结婚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现象，我们又组织了几百对年轻人的集体婚礼，从合肥开专列去苏州旅行结婚，两地共青团集团操办，婚礼专列披红挂彩，又是找了省委书记张劲夫作婚礼主婚人……今天回头看看，那时来自战争年代的老一辈革命家省委书记也太“不严肃”了吧，怎么和这帮共青团的小孩们如此“打成一片”。放到今天，你去请一位市委书记试试？

时势造英雄。

《安徽青年报》一口气又组织了“青年歌手大赛”，那是我国较早组织的歌手大赛，参赛的青年歌手们，通过大赛一举成名，合肥市一位参赛的男中音后来成了安徽省文化厅厅长，有的歌手被部队选走，有的被中央文艺团体调走，大部分都成了全国、省、市青联委员，成为各地文艺团体的骨干……当然，对这些歌手的采写，也成为《安徽青年报》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那时《安徽青年报》的发行量高达十几万份，在安徽报业发行量仅次于《安徽日报》。

我们还组织了交响乐团到十几所大学普及交响乐，以抵制来自港台的所谓“靡靡之音”。今天听起来有点极“左”，其实歪打正着，通过交响乐传递的经典音乐，真的可以陪伴年轻的大学生一生一世。

歌舞升平的《安徽青年报》其实也有着对社会青年更深层次搞关心和引导，深入工厂农村，采写一批优秀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为最基层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分忧解难奔走呼号，也是《安徽青年报》的一大特色。后来，我在广东工作时，有一天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是一位嗓音清亮的姑娘，她试探着问“您是左朝胜记者吗？”我纳闷地回答“是啊。”对方听到我的回答后，竟然哽咽的说不出话来。这下把我吓坏啦，连忙劝道别哭别哭，我并不认识你啊？就在我摸不着头脑的良久，她才在电话里抽泣着说道“左记者，我找的你好苦啊！”原来，她妈妈是安徽边远农村的一个农民，在怀着她的时候被人欺负的痛不欲生，我正巧去那里采访，得知此事义愤填膺，找到当地的党团组织就去抱打不平，解救了那位农村孕妇。这样一件小事我早已忘记了，打电话的姑娘就是那位孕妇肚里的婴儿。后来这姑娘读了大学分配在合肥工作，她妈妈就委托她一定要找《安徽青年报》的左朝胜记者。我早已调离安徽，先后周游北京、海南、江苏、广东等地。这位姑娘就到处打听，前后几年居然找到我在广东的电话。听到我的声音，就泣不成声地代表妈妈感谢那位几十年前的《安徽青年报》记者……这沉淀了几十年的感谢，一下子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了安徽青年报记者的意义！

中越反击战时，赴广西友谊关、法卡山前线的战地采访，深入前线战壕通过狙击枪的瞄准镜观察对方越军阵地；在两军相持的阵地空间，单车独行勇闯无人区；在炮击阵地拍摄火炮怒吼;在战俘营里和越军俘虏深入交谈。当我采访一位中尉俘虏得知他是六八年入伍的老兵时，我立马起身敬礼。他感动得声泪俱下……后来，我在飞机上拍下了白云滚滚，回来后在暗房利用加大反差做成了乌云，再利用接片技术做成一个长条，将长条乌云倒过来做成通栏标题衬底，乌云下面手书“战云滚滚访南疆”，图文并茂地发了一个整版的战地访问文章。

本来都算是挺圆满的一次采访，只是我留在广西军区招待所里，一份给太太王凤琴的“遗书”，不知怎的被北京的朋友得知了，通篇没有一句诸如“甘愿为国捐躯、为青年报事业献身”的豪言壮语，而是我还欠了谁的多少钱，谁还欠我多少钱的“狗肉账”。最丢人的是对太太说“你可以改嫁，儿子不可以改名。”把我北京的朋友们乐得捧腹大笑，当成段子流传颇久……后来，太太王凤琴也调入《安徽青年报》工作。真正成了“夫妻双双把家还”……

忘不了，在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当天，我和摄影记者傅维勤在合肥街头访问激动的市民，抓拍群众欢欣鼓舞的镜头。回到四楼的暗房处理照片时，突然停水了。后来发现一楼的厕所有水，我们就在一楼的厕所里一边啃着面包，一边漂洗着照片，还兴奋得不要不要的……

忘不了，我眼含热泪采写了利辛县一位农村信用社的临时工姑娘朱利华，在遇到歹徒抢劫信用社时，紧紧地抱着信用社的一大包现金，身中数刀也死不放手。长篇通讯“比金子还珍贵的”，被《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还入选了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读者文摘》。后来，朱利华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并成长为银行的一名领导干部；

忘不了，每次写出自己得意的文章后，请美术编辑胡玉泉为文章插图。如今已经是著名画家的胡玉泉，当时根据拙作边看边评，快速画出插图令文章增色。当然，老胡看不上眼的文章，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根本不顾你的脸色……

忘不了，唯一在“文革”前办过《拂晓报》的王中义，也是“文革”前的名校大学生，一手持稿一手持笔，半倚在椅子上眼睛盯着天花板的神态。后来他被调到大学成了名教授……

忘不了，和爱人分居两地的我，经常到好朋友蒋正萌家里蹭饭。嫂子开朗豪爽，也经常对我们的报纸提出评价。那一盘又一盘的好菜，就是亲属读者的评价。看着一直被我视为师长的正萌兄，在嫂子辛辣的评价之下，一面做心悦诚服状，一面和我大快朵颐。这也算是难得的乐子……

忘不了，那年五四青年节前后，位于长江路四零五号的团省委大院弄来了许多水杉树苗，安徽青年报的兄弟姐妹们成为大院里抢种抢栽的主力军。在完成了大院的植树任务之后，还剩了一些小苗，我们就顺手种在了刚刚分配住房的五层大板楼下。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苗，如今已经长成超越五楼的参天大树。仰天望去，顺口溜出了一首打油小诗：

长江路上四零五，

大院代有才人出。

难忘那年青年节，

仰看参天水杉树。

窗前金桂夜阑灯，

桌上纸笔枕边书。

不见苟苟钻营去，

但闻铮铮敲瘦骨。

以此小诗结尾。并向曾经一起战斗，如今已经作古的同事们致以深切的怀念！

（左朝胜系安徽青年报原记者。后来调入安徽日报、科技日报海南、江苏、广东等地记者站任站长。曾获“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新闻奖等。现在退休返聘在东莞中科云计算研究院工作）

槛外人 202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