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

   一罗培永

巍巍华夏，文脉绵长；浩浩星河，哲光璀璨。溯夫有明一代，阳明先生横空出世，以超凡之智、坚毅之魄，开心学之宗，立不朽之业，其思想如日月经天，其德业若江河行地，泽被后世，辉映千秋。

先生讳守仁，字伯安，阳明其号也。余姚钟灵，四明毓秀，浙东沃土，孕此奇才。幼承庭训，早慧非常，五岁始言，语出惊人；八岁诵经，过目成诵。总角之年，常问塾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师答“科举登第”，先生驳曰：“当为圣贤耳！”此等宏愿，已见非凡之志。稍长，慕武事而习骑射，览兵书而研韬略，观山川而察形胜，于经史子集之外，更具经世致用之思。尝临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模拟战阵，排兵布阵，俨然有大将之风。

弘治十二年，先生登进士第，步入仕途，本欲匡扶社稷、造福苍生。然阉宦刘瑾擅权，朝政黑暗，先生仗义执言，抗疏论救，触怒权奸，惨遭廷杖，谪戍贵州龙场驿。龙场者，万山丛棘，苗僚杂居，蛇虺魍魉，瘴疠横行，生存环境之恶劣，超乎想象。然先生处困厄而不坠青云之志，居蛮荒而更坚求道之心。结草庵以栖身，与苗民而相睦，日夕静坐，沉思圣贤之道。忽一夜，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此即震古烁今之“龙场悟道”。自此，“心即理”之学说破茧而出，如惊雷震醒沉睡之思想界，似朝阳驱散千年之迷雾。

先生之“心即理”，一扫程朱理学向外求理之桎梏，直指人心，强调天理即良知，不假外求。所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自此，学者知反观内省，以心为源，以良知为则，不再皓首穷经于章句训诂，而求明心见性于方寸之间。更创“知行合一”之说，辨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非知而不行，实未知也；真知必能行，不行非真知。此论将知与行融为一体，纠正时人“知而不行”之流弊，开务实笃行之新风，为修身治学、经世济民指明坦途。

正德年间，南中盗贼蜂起，劫掠州县，民不聊生。先生临危受命，巡抚南、赣。至则审时度势，整饬军备，抚剿并用。以攻心为上，先散贼众之心；以谋略为要，后破贼巢之固。不数月，积年巨寇，荡涤殆尽。未几，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势如燎原。先生仓促起兵，出奇制胜，四十余日而平宁王之乱，挽社稷于将倾，救生民于水火。然功高遭忌，谤言四起，先生却淡然处之，不居功，不邀赏，唯以“致良知”三字为立身之本。

功成身退，先生致力于讲学传道，广收门徒，桃李满天下。于龙冈书院、稽山书院，以及舟车旅途之间，皆为讲席。其“致良知”之教，深入浅出，直指人心。谓“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倡导人人皆可为圣贤，无论贵贱贤愚，只要致良知，存善去恶，皆能成德成圣。其学说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不仅遍及大江南北，更远渡重洋，东传日本、朝鲜，成为东亚文化之瑰宝，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理想信念而奋斗。

先生之诗文，亦具大家风范。诗风清逸，意境高远，如“独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处不闲人”，尽显旷达胸襟；文辞雄健，说理透彻，《瘗旅文》以情动人，《传习录》以理服人，皆为传世佳作。书法则遒劲洒脱，笔力雄健，其字里行间，亦见心性修养。

观先生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堪称完人。其以心学为炬，照亮思想之迷途；以良知为剑，斩断世俗之羁绊；以教化为本，培育天下之英才。先生已逝数百年，然其思想之光，愈久愈明；其精神之魂，愈传愈广。时至今日，“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学说，仍为世人修身、治学、处世之圭臬，激励吾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而不懈努力。

龙场悟道破迷津

格物知行主义真

心即理存开大道

良知致用醒凡人

平藩靖乱安邦志

立教传学济世身

千载哲思辉宇内

阳明风范耀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