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厌新文苑

播讲：慧觉

草长莺飞，春回大地。在即将到来的植树节，你恐怕不曾了解“植树”的前世今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悠久的“植树史”，值得我们去探究一下，关注一下为妙。

植树活动历史追溯的话，最早可以寻觅至古代中国，植树历史可追溯至舜帝，当时专门设立了虞官来管理（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林业部部长”）。夏禹时已经明确颁布了保护林木的法规。西周特设山虞、林衡之职专门管理山林，规定孟春和季夏“禁止伐木”，宣布“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者死后不给棺材），用来调动底层百姓植树的积极性。

北魏取消了山泽之禁，给百姓分田植树，明确规定：“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

《资治通鉴》明确记载，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2年），韦孝宽因军功被授予雍州刺史。韦孝宽上任后，发现官道上用来计算道路里程的土台，经风吹日晒，特别是雨水冲洗，很容易崩塌，需要经常进行维修。为节省国家开支，免除百姓受劳役之苦，韦孝宽下令雍州境内所有官道上设置土台的地方一律改种一棵槐树。不仅无需耗损人力修补土台，还能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因此韦孝宽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在路旁提倡植树的第一个政府官员吧。

政府积极鼓励种植果树（比如桃、李、杏等）和经济林木（比如漆树、茶树），以增加农民收入。皇家园林（如大明宫、华清池）中种植了大量观赏树木（比如松、柏、梅、竹等），均体现了当时民众的审美情趣。

唐代文人此时也不落伍，已经在庭院中种植花木，如柳树、梅花、竹子等，借以寄托情怀，形成了独特的园林文化。佛教在当时盛行，寺庙周围已经种植大量的松柏等树木，象征清净与永恒。植树也被视为一种功德，许多寺庙还组织信众植树造林。当时道教高调宣扬人与自然和谐，唐代道士常在道观周围种植树木，营造清幽的修行环境。民间有在清明节前后植树的习俗，认为植树可以祈福消灾。民众相信植树可以改善风水，因此在住宅周围种植树木以避邪纳吉。

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时，他诏令民间种植柳树，每成活一棵就赏细绢一匹，以至于“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

到了宋代，宋太祖为鼓励植树，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缴田租，植树成绩好的官吏还可以晋升一级。

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谁敢“非理砍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清时期，植树规模超越历代。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本业，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清朝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劝导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至于古代名人对植树的热爱，也反映通过植树改善环境、造福百姓的智慧和情怀。植树在古代不仅是一种环保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临终前嘱咐后人种植桑树，以示不忘农耕之本。桑树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养蚕织布），也象征了诸葛亮对农业和民生的重视，体现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在隐居的庭院中种植了许多柳树，并在诗中多次提到柳树，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通过植树表达了对自然和田园生活的热爱，柳树也成为了诗文中隐逸生活的象征。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修建西湖堤坝（即“白堤”），并在堤上种植了大量树木，以固堤防、美化环境，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还为后世留下了“白堤春晓”的美景，成为杭州西湖的重要景观之一。

宋代名臣范仲淹在担任地方官时，提倡植树造林以改善环境。他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对民生和环境的关注，反映了“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古代名人对植树的热爱，也反映了他们通过植树改善环境、造福百姓的智慧和情怀。植树在古代不仅是一种环保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植树造林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改善生态环境、防治荒漠化、增加森林覆盖率等方面。

 通过植树造林，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识，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它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举措。随着森林资源持续增加为后代提供了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中国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生态财富，为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纵观历史长河，不难看出植树造林确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不仅体现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还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和全球生态治理的探索方向。

2021年3月受邀参加榆阳区“两会”；2022年7月应邀参加榆阳区政协、榆阳区人大组织的乡村振兴调研活动；2023年3月6日至10日，香港特区政府驻成都经贸办李蕴妍主任一行来榆调研考察暨“港澳资源赋能市县发展直通车”以嘉宾身份出席，并承担全程新闻采访报道的撰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