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爸爸单位分了新房,面积只有30多个平方,但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记得房子分到手后,一家人带着喜悦的心情,就开始忙禄了起来。当时的墙壁还没有粉刷,在爸爸的带领下,我和大弟一马当先,克服困难,把房间刷的雪白。记得那时还没搬家,每次去收拾房子就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唱起:"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那时爸爸身体不太好,大弟就担起了重任,(也只有十三丶四岁)先后夹好了杖子,盖好了仓房,挖好了菜窖,一切就绪只等搬家!
《老屋回忆》(二)
在搬到老屋之前,我们家住在县城的中心地段,紧挨着当时颇有名气的县副食品公司。(妈妈可是个能人,在计划经济、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她总能有办法经常给我们买熟菜和肉制品。正因如此,我们家从不缺大米、面粉、豆油和猪肉,在饮食方面,比大多数家庭都要富足。真的要特别感谢我们心灵手巧、神通广大的老妈。)家的位置在县供销社西面。那时,一条通往江边的南北主马路,将同江清晰地划分为东区和西区,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东面。而我们家这次的搬迁,便是从东往西。
踏入西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整齐排列的砖瓦房,红砖搭配着白瓦,简约而不失美感,格外漂亮。一条条笔直的马路向前延伸,路旁是整齐干净的排水沟,还有刚刚栽种成活、充满生机的小树。这里处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用如今的话来说,就像是“同江开发区”。每次走在前往新家的路上,都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之感,仿佛闯入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当时这片区域汇聚了水利局、电业局、粮食局、机械厂等多家单位的家属宿舍,居住着数千人口,热闹非凡。
在一番精心整理与仔细打包后,那年九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迎来了搬家这个喜庆的日子。全家上下都兴奋不已,尤其是我们姐弟四人,激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围在爸爸身边,迫不及待地询问什么时候装车(用的是自家的木板车),什么时候出发。二弟文刚更是急不可耐,早早抱着他的“百宝箱”先装上了车。说起这“百宝箱”,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二弟从小就是孩子王,那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在小伙伴当中,他极具号召力与凝聚力,周围的小伙伴都乐意在他的带领下玩耍。小伙伴们有了什么好东西,也都愿意与他分享。要是有人不太情愿,只要是二弟想得到的,就很难逃过他的“手心”,他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将其弄到手。也正因如此,他收集到了不少颇具“文物价值”的宝贝,像纯银的袁大头、清朝的香炉、铜钱、玩具手枪,还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玩具。二弟的经济头脑也十分超前,后来他用这些宝贝和大弟、小弟积攒的零花钱交换变现,再后来又拿去换成了好吃的,好好地满足了一把口福。
言归正传,继续说搬家。吃过早饭,我们先把家里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的两件家具装上了车。一件是材质优良、油漆锃亮、款式精美的木箱,上面还配有一把闪闪发亮的银锁;另一件是一个皮箱,这两件可都是爸妈在大连结婚时的物件,后来又跟着爸妈不远千里来到了黑龙江。东西装载妥当后,我们便出发了。爸爸在前面驾辕,大弟文阁在一旁当“副驾驶”协助,我和二弟则在后面用力推着。小弟文江那时只有三四岁,坐在车子上,身上还背着爸爸在部队当连长时的皮公文包,里面装着爸爸的军功章以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虽说才刚到9月初,东北的天气却已经很冷了。记得刚走没多远,天空就飘起了小雪。当走到同江中学附近时,我的脸和手就被冻得生疼,那种刺痛感时隔多年依旧记忆犹新。就这样,靠着自家的小木板车,一趟又一趟,我们终于把所有东西都拉到了新家。
《老屋回忆》(四)
东西全部搬到新房后,如何布置、安排与装扮新家的重任,便毫无争议地落在了身为大姐的我肩上。毫不夸张地说,在审美方面,我还是有点小天赋的,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担当起了总设计师的角色。
当时家里有一个炕琴(就是文阁拍过照的那个),那是二舅在乐业工作时帮我们家做的。摆放在炕上,它无疑是一件高档又时尚的家具。不过,那时家里没有立柜等其他家具,要让房间既整齐美观又实用,就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我灵机一动,决定在靠西面的墙壁下搭一排木架,然后把几只箱子整齐地摆在上面,木架下方还能用来存放东西。
我刚下达指令,爸爸就带着弟弟们行动起来。先是四处寻找合适的木料,接着便开始锯木、钉钉。大弟虽然个子不高,但干起活来有模有样,比起同龄孩子更是技高一筹,拉锯、钉钉子的活儿,做得比爸爸还要出色。直到如今,他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仍在不断发扬。今年夏天,他又干劲十足地为爸妈改床铺、调整小房间、改造卫生间,这与他小时候的磨炼密不可分。二弟和小弟也不甘落后,帮忙搬木板、递工具、拿钉子,一家人忙得热火朝天。
木架搭好后,就轮到我大展身手了。炕上铺上崭新的苇子编的炕席,一条条被子整齐地叠放在炕琴上,再罩上漂亮的床单。搭好的木架,我用图钉挂上精心挑选的布帘。在铺着漂亮塑料台布的箱子上方墙壁,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鸳鸯戏水,恩爱非常。箱子上摆放着一个鱼缸,里面的小鱼是弟弟们从江里亲手捕捞来的,水面还漂浮着嫩绿的白菜叶。在当时的同江,由于取暖等条件较差,一到冬天,家里很难看到一点绿色,用这种方式增添一丝生机,倒也别有一番情调。
南面窗子下面,放着一张书桌和一台上海产的“无敌牌”缝纫机。这缝纫机可是当时的名牌产品,还是“四大件”之一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以及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照。一架“三五”牌挂钟被挂在醒目的位置。门窗上,挂着我利用课余时间钩织的白色纱帘。房间地面铺着红红的砖头(那时,一般家庭的地面都是泥土地)。一只小喇叭挂在门边上,每天晚上5点,同江广播站便准时开播,这可是我们接收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
经过一番精心打造,我们家的新房变得整洁宽敞、明亮大方。记得同学们来我家玩时,都对这温馨的布置赞不绝口。
——挖菜窖
在计划经济年代,同江地处边境,交通极为不便,物资极度匮乏。市场上很少能见到卖蔬菜的商贩,尤其是到了冰天雪地的冬季,蔬菜供应更是少之又少。那时候,北方地区一到秋季,各单位帮助职工集体购买萝卜、白菜、土豆等蔬菜,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衡量一个单位职工福利待遇好坏的标准。因此,冬季储藏蔬菜便成了每家每户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保证秋季购买的蔬菜足够一家人吃一个冬天和春天,又得有合适的地方存放,这样一来,每家每户的菜窖就必不可少。
可别小瞧这菜窖,从设计、施工到最终顺利竣工,其中的门道可不少,堪称一门技术活。它呈直径2米、深3米,下大口小的坛子形状,既要保证安全,又得耐用。要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有中途坍塌的风险。在别人家,这种活儿一般都是由大人来干。而在我们家,爸爸是军人出身,很小就离家参加革命,南征北战,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身体落下了不少伤病;二弟和小弟年龄又太小,于是,这个技术含量颇高的工程,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大弟的肩上。
那时大弟只有十四岁,个头也不高,但他心灵手巧,无人能及。挖菜窖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为了顺利完成,大弟找来了好伙伴李建、李波,还有几个同学前来帮忙。那时帮忙的伙伴们年龄都不大,要从两三米深的底部把沙土扔到地面,着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便找来土筐,用绳子往上吊,二弟和小弟也在上面帮忙搬砖、运土。大弟自己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一边挖土,一边砌砖。砌菜窖不用泥浆,直接用砖挤住,而且还要砌成圆形,上面逐渐缩小,最后收口。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这活儿的难度着实不小,现在的孩子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历,真的是十分丰富。
经过一天多的奋战,菜窖终于挖好了,而且里面还搭好了放白菜的架子,就等着存放蔬菜了。后来,这个菜窖一直被我们家使用了好多年。
——怀念姥姥
1960年,我年仅2岁,大弟也即将呱呱坠地。妈妈为了能够继续工作,费尽周折,终于把姥姥从山东老家接到了抚远。在那个年代,从佳木斯到抚远的交通极为不便,通信设施也十分落后,人们只能依靠电报和书信来传递消息。由于无法知晓姥姥抵达佳木斯的准确时间,妈妈便怀着身孕,带着年幼的我,每日在佳木斯船站与火车站之间来回奔波,苦苦寻觅姥姥的身影。夜晚,我们就只能在车站将就露宿。就这样,整整等了三天三夜,却始终未能接到姥姥。后来,还是爸爸的同事去佳木斯出差,机缘巧合在火车站遇到了姥姥,这才把她带回了抚远。
姥姥初来我们家时,还不到50岁。她身材不高,一双小脚是旧时裹就的模样,头上总是挽着一个纂儿。记得小时候,我满是好奇地问她:“你盘头发用的东西怎么这么亮,这么好看呀?”姥姥笑着回答我,那叫簪子,是银的,还是她结婚时的嫁妆呢。岁月流转,那银簪子已经被摩挲得很薄很薄了。
姥姥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只是思想上有些封建,脾气也不太好。爸妈工作忙碌,我们姐弟又都年幼,家中的大小事务便都落在了姥姥一人肩上。洗衣做饭、照看我们这些孩子自不必说,她还养着鸡、鸭、猪、狗,每日里从早忙到晚,总是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很晚才休息。
姥姥特别会讲故事,每天睡觉前,她总会给我们姐弟讲“火烧郎”“鬼梳头”等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姥姥总会融入一些做人的道理,告诫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也不能轻信他人。只是那些鬼故事太过生动,每次听完,我们都吓得不敢入睡。那时候冬天寒冷,需要烧炕取暖,姥姥就会利用烧炕后炭灰的余热,把土豆埋在里面,烤好后给我们当作点心,那带着烟火气的香甜,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姥姥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格外喜欢男孩。但凡有什么好吃的,总会多分给弟弟们一些,弟弟们犯了错,她也从不打骂。有时候爸爸管教弟弟,她还会因为护着弟弟和爸爸争吵。不过,姥姥对外孙女婿(沈兴)却是一见就喜欢。她常说小沈有礼貌,长得精神,还爱看书学习。有一次,沈兴从街津口到同江办事,住在我们家,和姥姥睡在一个炕上。沈兴走后,姥姥还直夸他睡觉都很安稳,一整夜都不怎么翻动。
姥姥对二弟更是疼爱有加,二弟小时候一直跟姥姥睡,都四五岁了,还非要叼着姥姥的奶头才能睡着。姥姥的厨艺也十分了得,她蒸的馒头、烙的发面饼,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同学们来家里玩,总是抢着吃姥姥做的面食。去年我回家,碰到大弟的同学,他还对姥姥做的馒头念念不忘,说又大又软又好吃。
姥姥也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爱漂亮。每次上街或者去看电影,她都要精心打扮一番。从下午就开始洗头、擦身、洗脚,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穿衣搭配更是讲究,上衣总是一件立领白衬衫,外面套一件灰色绸布中式斜大襟外衣,还会特意把袖口挽起来,露出里面的白边,显得格外精神。下身穿黑或灰色裤子,用黑绑腿扎着裤脚,再配上“三寸金莲”样式的黑鞋子,露出洁白的袜子,在当时看来,那可是相当时尚,整个人看上去干净利落。每次外出回来,她都会仔细地把衣裤鞋子整理好,收起来下次再穿,节俭得很。
然而,长期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巨大的生活压力,让姥姥的脾气变得愈发急躁,她会定期发脾气,这在邻里间都小有名气。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人都知道,姥姥是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
姥姥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我们对她的感情深厚无比。只可惜,在她晚年的时候,还是回到了山东老家。后来,在她最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我们却没能在身边尽孝,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因为非典时期的种种限制,我们甚至没能送她最后一程……
亲爱的姥姥,我们全家人永远怀念您,愿您在天堂安息,那里再没有劳累与烦恼。
1930年农历6月30日,爸爸出生于山东省曹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他年幼时,爷爷便不幸离世,奶奶带着爸爸和姑姑,艰难地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年仅八九岁的爸爸,就被迫给地主放牛、放羊,根本没有机会走进学堂。
直到共产党来了,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家乡得以解放,爸爸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折。十二三岁时,他加入了儿童团,积极为八路军送信、站岗、放哨。1946年1月,不满十六岁的爸爸,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未来的憧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爸爸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投身八路军,奔赴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场。刚到部队,他就参与了多次激烈战役,战斗场面异常惨烈,一同入伍的同乡战友都相继牺牲。爸爸所在部队隶属“刘邓大军”,历经诸多著名战役。在那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爸爸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毫不畏惧牺牲。他的腰腿多处负伤,一只耳朵也被大炮震聋。岁月流转,直至今日,他的腰依旧无法挺直,那只耳朵也再也听不见外界的声音。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爸爸所在部队被派往大西北剿匪。一次,爸爸外出执行任务,当晚他所在的连队被土匪包围,战友们惨遭毒手,被土匪扔进水井活埋。等他完成任务归来,全连战友已全部牺牲,那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五十年代初,我国组建中国人民海军,爸爸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海军。他先后驻守青岛、大连,与支援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并肩工作。后来,他进入大连海军学校深造。看着爸爸当年身着洁白海军军装,与战友们的合影,那意气风发、英俊潇洒的模样,仿佛能看到他当年的壮志豪情。六十多年过去,那些承载着爸爸光辉岁月的多枚军功章和海军军装,至今仍被家人悉心珍藏在家中。1998年秋,我有幸陪伴爸妈重返他们阔别40多年的大连海校。漫步在美丽的校园,他们的目光中满是眷恋,仔细寻觅着往昔的记忆,诉说着当年的故事。妈妈不时回忆起他们走进图书馆、礼堂的场景,还有一起品尝海鲜、在海边嬉戏的美好时光。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承载着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恋爱直至结婚。军人礼堂、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都留下了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里是他们美好生活的起点。故地重游,他们感慨万千。此时的大连海校,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学院”。
1958年,爸爸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组织上为他提供了大连市多个机关的众多工作岗位任他挑选,像大连民政局、甘井子区政府等。然而,爸爸毅然放弃了城市里的优越条件,主动要求到农村、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小时候,妈妈常忍不住埋怨爸爸,把我们带到这么艰苦落后的边远县城。长大后,我们也问过爸爸,为何不留在城市,而选择前往偏僻荒凉的黑龙江。爸爸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革命,就是为了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我有多少战友都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现在革命成功了,理想实现了,我就想着能去为更需要的地方出份力,哪怕回家种田也心甘情愿!”这番质朴的话语,饱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彰显出他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令人动容。
当时佳木斯地区急需干部,爸爸便与三位战友一同来到了黑龙江省最边远、与苏联一江之隔的抚远县。初到抚远,组织安排爸爸担任武警中队队长。1962年同江县组建,爸爸又来到同江,先后在水利局、供销社等单位任职。
爸爸为人忠厚老实,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一心为公,毫无私心杂念。无论在何处工作,都备受同事们的认可与好评。小时候,爸爸经常外出开会,每次临行前,妈妈都会提前为他蒸好馒头或烙好饼,他便带着这些干粮,作为外出开会期间的口粮。那时涨工资、分住房都有指标限制,爸爸每次都把机会让给他人,从不与人争名逐利。我和大弟毕业后下乡劳动、参加工作,爸爸从未想过找人走“后门”。记得爸爸在街津口供销社担任主任时,大弟、二弟还小,暑假去街津口玩耍,住在供销社里,隔壁就是商场。晚上睡觉前,二弟看到柜台里的糖果,馋得想吃一块,爸爸却坚决不允许,严肃地说:“公家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拿!”爸爸在水利局工作时,家里盖仓房需要几根木料,尽管他分管的堤防站修江堤的木料充足,但他却一根都不让动用。他这种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如今的许多干部与之相比,都自愧不如。
爸爸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的好干部,一生对党忠诚,心怀感恩。是党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让他过上幸福生活。所以他始终不忘初心,常想起那些一起投身革命的战友,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壮烈牺牲,却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没能享受幸福生活。爸爸很知足,心态也格外好。他从不抱怨国家和社会,这或许也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