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风云录

                            作者: 杨东

引言

在新疆的天山南麓，有一片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土地，那便是古龟兹国的疆域。龟兹石窟，作为古龟兹文明的璀璨明珠，宛如一面面沙墙与色彩交织而成的史书，静静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它见证了佛教从印度东传的伟大历程，目睹了不同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碰撞与交融，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殿堂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辉煌的艺术宝库

龟兹石窟并非一处孤立的石窟，而是一个庞大的石窟群，涵盖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六处主要石窟，以及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等众多小石窟。这些石窟宛如繁星，散布在约 960 平方公里的戈壁荒漠之中。

克孜尔石窟堪称龟兹石窟的杰出代表。它位于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 7 公里的木扎提河北岸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断崖上，洞窟总体呈东西向绵延三公里。其开凿年代可追溯至公元 3 世纪左右，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开凿年代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的早期洞窟至少早一百年。克孜尔石窟编号洞窟有 269 个，加上未编号洞窟，总数近 350 个。在这里，早期壁画洞窟与大像窟数量众多，充分彰显了其在佛教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步入克孜尔石窟的洞窟，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艺术世界。壁画题材丰富多样，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本行故事、譬喻故事以及供养故事等应有尽有，在数量上居国内石窟之首，部分题材更是独一无二。壁画构图独具匠心，将佛经故事巧妙地绘于山峦围成的菱形格内，每个故事通常以一两个典型画面展现，既蕴含佛教教义的象征意义，又兼顾画面布局的合理性。这种菱格构图的独创性、多样性以及布局的繁密与一体性，成为佛教艺术的卓越成就之一。铁线描与凹凸晕染等技法的运用，使壁画中的人物、景物栩栩如生，充满立体感和质感，生动地展现出浓郁的龟兹地方特色。

库木吐拉石窟同样别具魅力。它位于库车县境内西约 30 公里的渭干河流经雀尔达格山山口处的山崖间，现有石窟 112 个。这里龟兹风和汉风洞窟并存，回鹘风洞窟内汉文、回鹘文和龟兹文供养人榜题交相辉映，这些珍贵资料生动地体现了多元文化在此地的交流与融合，也使得库木吐拉石窟在世界佛教文化遗产中占据特殊地位，吸引着众多学者和文化爱好者的目光。

森木塞姆石窟位于库车县东北约 40 公里的牙哈乡克日西村北却勒塔格山口，洞窟按地理位置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编号洞窟 57 个，中区中央为一地面寺院遗址。玛扎伯哈石窟位于库车县东北 30 公里处的玛扎伯哈村西南部戈壁丘陵上，洞窟沿地势分布大致可分为四个区域，目前编号洞窟 44 个，绝大多数窟形保存完整。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西北 12 公里的盐水沟旁的却勒塔格山脉丘陵地带，与高达约 15 米的克孜尔尕哈烽燧相邻，编号洞窟 66 个，分布在五个单元组合内。这些石窟虽各具特色，但都共同构成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宏伟画卷，每一处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都凝聚着古代龟兹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散发着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历史的沉重伤痕

然而，这座辉煌的艺术宝库在近代却遭受了沉重的劫难。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强的侵略铁蹄踏入这片土地，俄、日、德、英、法等国的探险队接踵而至。他们打着 “考察” 的幌子，在龟兹石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

德国的勒库克等人在克孜尔、库木吐拉和森木塞姆等石窟的行径令人发指。他们使用特殊工具，野蛮地揭取大量精美壁画。那些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的壁画，在他们的粗暴操作下，从洞窟墙壁上被硬生生剥离，惨遭破坏。如今，这些被盗走的壁画大多收藏于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成为了龟兹石窟难以愈合的伤痛记忆。日本大谷探险队也不甘落后，于 1903 年来到克孜尔石窟，率先开启了割取壁画的恶劣先例，随后俄国等国纷纷效仿。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龟兹石窟的无数珍宝被洗劫一空，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坚守者的默默奉献

在龟兹石窟遭受磨难的岁月里，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保护和研究龟兹石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25 年，韩乐然与任弼时派遣的吴丽实、李大钊派遣的任国祯共同组建了中共奉天支部。他怀着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深厚热爱，于 1946 年、1947 年两度考察克孜尔石窟，积极开展编号、临摹、拍摄等基础性研究工作。韩乐然以艺术家的敏锐视角，深刻洞察到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独特价值，他赞叹道：“不要说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也难找到像这样的佛洞”，并指出壁画 “已注意到光的表现和透视”，“人体的描画不唯精确而且美”。然而，他的研究计划因种种原因被迫中断，但他的努力为后来者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一批又一批的文物工作者怀着对龟兹石窟的满腔热忱，扎根于此，默默奉献。陈世良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物资匮乏，工作环境简陋。陈世良却一心扑在石窟保护工作上，不畏烈日酷暑，不惧风沙侵袭，日复一日地对石窟进行巡查、记录。他仔细观察洞窟岩体的变化，关注壁画的保存状况，哪怕是细微的裂缝、褪色迹象，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没有先进设备的情况下，他凭借着简单的工具和坚韧的毅力，为石窟保护积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

史晓明在克孜尔石窟工作了 13 年之久。1978 年，他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此后便与龟兹石窟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 年，他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在克孜尔石窟的岁月里，他全身心投入到佛教壁画艺术的临摹与研究工作中。石窟内阴暗潮湿，光线昏暗，他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专注地临摹着每一笔线条、每一种色彩。为了精准还原壁画的神韵，他反复揣摩古代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和技法，不断调整自己的临摹方式。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临摹龟兹壁画百余平方米。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出版了《克孜尔石窟艺术论集》《克孜尔石窟岩画研究》等多部专著，为龟兹石窟艺术研究贡献了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理论成果。

张爱红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坚守者。1984 年，她和丈夫来到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次年成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第一批壁画临摹师。每一幅壁画临摹前，她都会深入研读壁画中的故事，认真读画，力求理解其中的深刻内涵。为了画出龟兹壁画原有的神韵，她倾注了全部心血。在石窟内，她常常不顾环境的艰苦，一画就是数小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她的努力得到了广泛认可，2010 年 3 月，她应邀赴东京艺术大学举办丝绸之路龟兹石窟壁画临摹展览会，引起了轰动。她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的新疆文物大展中亮相，让深藏在沙漠边的克孜尔壁画得以 “走出” 洞窟，为更多人所熟知和欣赏。作为新疆艺术学院副教授，张爱红还将教书育人和传承克孜尔艺术紧密结合，先后出版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线描集》等 11 本画集，为培养新一代的艺术人才和传承龟兹石窟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龟兹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十二五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大对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实施了石窟岩体加固、壁画保护修复、馆藏文物保护修复、环境监测系统、安防、防洪、展示系统、壁画数字化保护等 30 余个项目，累计投入资金 2.6 亿元。2001 年至 200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日本政府文化遗产保护信托基金对库木吐喇石窟进行保护，在管理、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14 年 6 月 22 日，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 “丝绸之路：长安 - 天山廊道的路网” 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使得龟兹石窟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如今，龟兹研究院承担着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多处龟兹石窟的研究与保护重任。研究院的研究员赵莉花费近三十年时间，出版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她致力于调查清楚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考证其在石窟中的位置，并进行数字化复原。这项成果意义重大，为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书和参考资料，也让我们在相关研究领域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技术在龟兹石窟的保护与利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积极引进数字化概念和技术，运用三维扫描、立体摄影、多光谱技术等手段，对石窟和壁画信息进行详细收集、整理和保存。龟兹石窟数字展示中心也在建设中，未来将通过虚拟现实体验空间、数字展示空间、公共文化（艺术）教育空间等功能区，让观众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感受龟兹石窟的魅力。

在文化传承方面，新疆艺术学院的年轻师生以石窟壁画形象为原型，以中国古典舞审美范式再创作龟兹歌舞，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形成了多部精彩的舞蹈作品。舞蹈编导张鹏多次前往克孜尔石窟采风，深入梳理龟兹乐舞史料，通过创新编排，让古籍中、壁画上的龟兹乐舞 “活起来”，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使古老的龟兹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龟兹石窟，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艺术宝库，正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从古代的辉煌创建，到近代的沉重磨难，再到如今的精心保护与传承发展，它见证了无数的风云变幻。在新时代，我们有责任继续守护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龟兹石窟的艺术魅力永远绽放，让古龟兹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闪耀光芒，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