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岳阳，我自然是要登岳阳楼。

登岳阳楼，我自然是要再读一回《岳阳楼记》。

在洞庭湖畔，岳阳楼的外貌，是其形，雄伟壮观，承载着历史的厚重；而范仲淹的“忧与乐”，则是其神，赋予了岳阳楼灵魂与深度。这座楼，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朝代的更迭，经历了岁月的风雨，却始终屹立不倒。就如同“先忧后乐”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千古，从未褪色。

对于我这个凡夫俗子来说, 人生是忧，是乐，自是一种天性，也是一种命运。至于去掉忧愁，怀揣快乐，那便是一番姿态与情感了。

《岳阳楼记》中的第一句，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为什么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因何而贬职到巴陵郡做太守？

庆历四年春，也就是公元1044年春天。庆历，是北宋仁宗皇帝赵祯的第六个年号。特别是从1038年到1041年，短短四年间他更换了四个年号。如此频繁地更换年号，确实令人忧心忡忡。

那是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年)十月，对北宋称臣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决定称帝，史称“西夏”。 当年十一月，宋仁宗便改年号为宝元。宝，皇帝大宝之位；元，天下第一。二者合，有皇权无上之意。所以，这一年既是景佑五年，又是宝元元年。

李元昊称帝后，便开始进攻北宋边境。双方最终在延州三川口发生恶战，宋军被西夏军队斩杀五千余人。兴许，宋仁宗觉得宝元这个年号晦气，就迫不及待地于宝元二月，将年号换成了康定，希望宋朝富足与安定。

宋仁宗为找回面子，于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任命他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配合安抚使夏竦共同防御西北边境。九月，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也因西北战事进击，被派遣为泾州知州。

康定二年二月，李元昊率兵十万直抵好水川，采用设伏围歼战法，斩杀宋军一万多人。好水川惨败后，宋仁宗在这年十一月又改了年号，这便是庆历。

庆历二年，李元昊再发大军进攻北宋泾原路，在定川寨占据有利地形，集兵围攻，斩杀宋军近万人。之后，李元昊得知范仲淹率军来援，这才回撤。

三次宋夏之战，北宋元气大伤，史称“镇戎三败”。西夏虽然三次获胜，但作为小国，又刚立国不久，国力也不容许李元昊再与北宋作战。庆历三年春，李元昊派出使臣上书北宋商谈和议，双方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此时，滕子京在泾州，设酒宴犒赏宋军士卒，在大云寺祭祀阵亡将士，抚恤遗族，安定人心。因为这事，他在庆历三年调任京城后，被弹劾滥用公费十六万贯。滕子京一慌，就将账本和抚恤名录等全部烧光。这下罪名坐实，于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庆历四年，是个特殊年份，被范仲淹写进了《岳阳楼记》里。而其中的巴陵郡是古代的行政区划，最早设立于晋惠帝元康元年。隋文帝时，废巴陵郡，改为巴州，北宋改为岳州。这样，滕子京应是贬任岳州太守，尽管他在岳州时间不长，但他修建岳州学宫和重修岳阳楼，为后人所称赞。‌

此时此刻,我望着眼前的岳阳楼, 只见飞檐斗拱，盔顶宛如古代将军的头盔，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檐角悬挂着的风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仿佛在低吟着岁月的歌谣。

是的，战争检验了宋朝的成色，也让宋仁宗清醒，知道靠改年号，赋予再多的美好寓意，也无法解决问题。于是，在宋夏战事和缓后，宋仁宗于庆历三年多次下诏书，召范仲淹回京。

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范仲淹也在西北战场呆了三年多。这期间，他修城寨、置营田、饬军队、募乡勇、选名将、抚羌人，稳定住了边境形势。他在前线，目睹了连年战事，看着被战火蹂躏下萧瑟悲凉的边塞，写下了《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明白，大宋的“祖宗之法”，该改一改了。这，就是由宋仁宗倡导的“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七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等共同推行改革，实行新政，拯救大宋。他们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的改革核心内容：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看后，很快采纳并颁行。

新政的实施，触动他人利益。庆历四年，被侵犯利益的朝中之人，不断发起毁谤新政的言论，并将范仲淹等人诬陷为“朋党”，引起了宋仁宗的猜忌。队友欧阳修，送上了“神助攻”，写了一篇《朋党论》呈了上去，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毁于一旦。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知郓州。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北宋错失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范仲淹只能在庆历六年去了邓州，期间写下《岳阳楼记》，将自己的理想抒发出来：“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我一边回想着范仲淹的经历，一边迈步沿着台阶缓缓走近岳阳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岳阳楼的大门。门上的楹联苍劲有力，“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寥寥数语，便将岳阳楼的地理形胜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语道破。

踏入楼内，仿佛穿越时空，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一楼大厅内，巨大的《岳阳楼记》雕屏赫然在目。雕屏由紫袍金带石镌刻而成，字为楷书，笔力刚劲，每一个字都像是有生命一般，仿佛范仲淹当年挥毫泼墨的场景就在眼前重现。仔细端详，那文字仿佛在诉说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

那么，范仲淹忧的是什么？乐的又什么？忧，我在前面讲了许多，边境战争的失利，庆历新政的失败，等等，无不让范仲淹忧心忡忡。如此忧愁，他又怎么能乐得起来？

我这样思忖着，却不知不觉地登到了岳阳楼的二楼。这里空间相对开阔，透过窗户，洞庭湖的美景尽收眼底。此时，范仲淹笔下“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画面真切地展现在眼前。

远处的君山岛，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一颗镶嵌在湖中的绿宝石。湖水波光粼粼，与天际相连。当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仿佛是大自然在这面巨大的镜子上轻轻舞动。

在这样的美景之中，我的思绪仍不禁飘荡。范仲淹虽被贬谪，却心系天下，将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这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在这壮阔的湖光山色映衬下，显得愈发深沉而伟大。

据史料记载，滕子京在岳州，以政绩卓越著称，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在修建岳州学宫和重修岳阳楼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他在给范仲淹的信当中，以及他自己的文章之中，还是有很多牢骚的，既有“忧谗畏讥”，也有心中的不平和忿愤。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是宽慰、宽解滕子京。毕竟在这一批人当中，范仲淹是一个领头人，是一个精神领袖。所以，他就希望滕子京能够“登斯楼也”，要“心旷神怡”。怎么样才能做到“心旷神怡”？要“宠辱偕忘”，不以宠喜，不以辱悲。若实在不行，就“把酒临风”，在这个楼上畅饮，而被风轻拂，“其喜洋洋者矣”。

范仲淹以此劝慰滕子京，希望他不要悲伤，也不要因此而伤身。其实，写《岳阳楼记》之时，范仲淹已经年过半百，他的状况比滕子京更差。其在《乞小郡表》中曰：“窃念臣前在饶州日，因学行气而有差失。遽得眩转之疾，对宾客忽倒，不知人事，寻医救得退。自后久坐则头运，多务则心烦，昨在延安，数曾发动。”范仲淹因其头痛眩晕，只想“守一小州，庶获安静，尚图痊愈。”他主动去邓州，只是想闲下来，安静养病。

因为，范仲淹这些病痛，他不能给滕子京说，他作为庆历新政的领头人，“改革派”的领袖，他必须乐观起来。同时，他也希望与他一同遭贬的人都能够快乐起来，大家喜气洋洋。所以，他作为当时的精神领袖，必须写“乐”，用这个“乐”来鼓励这些因新政而受贬的人。

那么，范仲淹在邓州有没有开心的事情？有一点点，他年过半百，生了一个儿子范纯粹。他在这里平静的生活，而且能够在百花洲办学，心情自然也比较好。后来，他离开邓州时，老百姓都挽留。所以，他觉得与民同乐，还是很开心的。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登上这座楼，就会有一种离开朝廷，怀念家乡的感觉。现实中受了委屈，登上这座楼，据高望远，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这个楼有这样一个作用，看来，滕子京这个楼也没白修。

于是，我也急切地登上了三楼。这里，视野更加开阔，心境也随之变得更加豪迈。在这里，似乎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怀。

岳阳楼，这座屹立在洞庭湖畔的千古名楼，以其内外兼修的独特魅力，将范仲淹的“忧与乐”，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秉持着“先忧后乐”的精神，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登斯楼也，是忧，是乐，都由我们自己来把握！

作者简介：山里人，实名彭昌辉，土家族，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居张家界市。曾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