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山下》是以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前后，五六十年的西海固社会发展变迁为背景的一部反映山乡巨变的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变迁、讴歌劳动人民奋斗精神的主旋律作品，全景式展示让这本书有了西海固农村农事社会百科全书的味道。”5月13日，在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新大众文艺与当代农村社会生活叙事——以董顺学长篇小说《月亮山下》为例”学术沙龙上，作家闵生裕说。

长篇小说《月亮山下》。

       据了解，《月亮山下》是年逾古稀的董顺学历时两年，几易其稿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讨会上，牛学智、钟正平、闵生裕、赵炳鑫、王嘉俐、尤屹峰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月亮山下》展开深入研讨，董顺学结合自身生活、工作经历与创作动因，分享了写作历程及作品出版后的社会反响。

学术沙龙现场。

       与会专家对《月亮山下》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月亮山下》题材优质、主题鲜明，是一部生动反映山乡巨变的主旋律文学佳作，具备改编为电视剧本的潜力，有望实现更广泛的社会传播 。同时，这部长篇小说填补了西海固文学中知青题材的空白，开拓了西海固文学创作新领域。尽管董顺学并非专业作家，但作品展现出的宏大篇幅与较高水准，令人赞叹。《月亮山下》时间跨度长达50年，作者扎实收集故事素材，唤醒了人们逐渐淡忘的地方历史记忆，赋予作品厚重的历史感与沧桑感。

       “《月亮山下》体量大、内容丰富、结构恢宏，人物塑造典型，实现了主题与历史的深度交融，堪称一部厚重的大西北民俗风情史。同时也引发了理论批评层面的深入思考，如农村社会生活写作中如何平衡作家个人情绪与读者普遍理解，怎样更好地呈现农村社会变迁史，让主题既先行又充分支撑情节；以及如何提炼个体情感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增强细节的艺术感染力与理论阐释空间等。这也正是作品魅力所在，将进一步推动西海固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发展。”评论家牛学智说。（宁夏日报记者 张涛）

生存的坚韧与超越苦难的瞭望 ——论董顺学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

许峰

       许峰，博士，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课题2项，论文获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宁夏文学艺术二等奖。

       长篇小说一直是宁夏文学创作的短板，觊觎许久的“茅盾文学奖”宁夏作家历次都铩羽而归。究其原因，我觉得还是沉淀不够，比起中短篇小说创作，宁夏的长篇小说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离艺术精品还有一定的距离。广阔的精神视野、丰厚的生活内涵、繁复的结构线索和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这都是写好长篇小说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对作家创作精品长篇小说必然的要求。近些年，我一直跟踪宁夏长篇小说的创作情况，撰写了《新世纪以来宁夏长篇小说创作考察》《文化守成中的宁夏长篇小说》两篇不成熟的小文章，对宁夏长篇小说进行了简单地爬梳，可以说，对宁夏长篇小说我还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在新时代，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理应对作家的创作激情有更新的期待。另一方面，值得警醒的是，宁夏长篇小说普遍沉迷于宏大叙事，关注所谓更大的精神母题，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许多长篇小说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特色让小说过早的失去文学作为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功能，因失去对人性普遍意义的观照而没有更多的关注度。据我观察，凡是奔着某个鲜明的主题方向或者迎合某些扶持项目创作出来的作品难有佳作。从这个意义上看出，宁夏长篇小说面对多方面的困境：作家如何处理好真实的生命体验与当下生活之间的关系？小说如何处理好虚构的写作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在作品中重新发现人的价值，重新肯定文学叙事的重要意义？尽管我们一直在标榜生活在消费社会的话语语境中，消解文学作品的崇高意义，但我们始终相信，文学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定位。作家也应该建立起写作的理由，我为什么而写作？作家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为名为利还是为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需要？只有经过这样的追问，写作才会变得深刻与庄重。我为什么要着重论述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去试图说明董顺学及其长篇小说《月亮山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一 写作者的身份及创作初衷

       近期，以“西吉文学”为代表的“西海固文学”火出圈，作为首个中国“文学之乡”的西吉县又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作为本土90后作家马骏（笔名柳客行）荣获2024年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时，作为从西吉县走向全国的80后女作家马金莲携80万字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进入大众的视野。一时间，大量的镁光灯开始聚焦这个三十万人口的县城，慨叹这方水土的文化厚重。当人们都把目光都集中在获奖和名家名作时，西吉县又出现了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甚至称奇的文化现象。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自费出版了一部长达66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其实，放在西海固文学的版图中，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并不值得称奇，因为，毕竟作为文学创作的重镇，西吉县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之所以我前面定性为一种“称奇的文化现象”，在于其中令人惊叹的地方居多。一是写作者的身份。《月亮山下》的作者董顺学何许人也？我甚至查阅了相关文学期刊与资料，《朔方》《六盘山》《葫芦河》等刊物都未找到此人的名字。也就是说，在创作长篇小说《月亮山下》之前，董顺学从未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实践活动。知晓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月亮山下》的缘故。现在网络上关于董顺学的相关介绍也是缘于这部长篇小说。二是写作者的知识结构。《月亮山下》中的作者简历是这样写的：1955年生，宁夏西吉人，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系。先后在西吉县多个行政部门工作，担任过国营企业厂长，从事文字工作四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丰厚的生活实录，创作过中短篇小说。董顺学作为一名老大学生，其学科背景是学经济的，尽管与文字打交道四十年，但估计都是些公文性的文字，虽说创作过中短篇小说，也基本上都是“潜在写作”。可以说，年逾古稀的董顺学是宁夏文坛的一位新人。

       在俗世生活里，到70岁这个年龄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在享受天伦之乐，吃完饭遛遛弯，保养好身体，一般不会再伏在案前，孤灯一盏，奋笔疾书，把后半生的精力放在写作这项劳心费神的事情上。可董顺学不同，他总觉得不把自己所经历的那些往事记录下来终会是一件人生憾事，而且这种想法由来已久，在小说的后记中，他写道：“十几年前，我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小说的形式比较全面地反映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最初的重心是表现那些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然而，随着时间的介入，记忆的闸门打开后，董顺学又将家乡的变化与风土人情纳入进来，这使得这部小说的主题更加复杂与多元。细看董顺学的创作行为，便不难发现，董顺学的创作初衷是非常单纯的，他的写作是一种自发的，自由的，这是写作的最佳状态。虽然有人把《月亮山下》认定为是书写山乡巨变，归为主流化写作。但据我所知，董顺学根本不是奔着“新山乡巨变”或者“新时代攀登计划”的项目去创作的，也没有得到任何主管部门的项目扶持，66万字的长篇小说完全是自掏腰包出版发行。所以，《月亮山下》不是那些项目化的写作，即便是写了山乡巨变，也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去书写真实的生活变化而已。少了项目和政策化的规训与羁绊，董顺学完全是凭着一股对家乡及生活这片土地上的真挚感情去书写。

二、苦难叙事的价值指向

       20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特定的人类生命，其主要特点是它充满着最终可以当作故事来讲的事件……”当人们将自己点点滴滴的生活经验和不断积累的生活事件，想象和转为故事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简单的生物和动物意义上的生命体，而是拥有了“人类的生命”。年逾古稀的董顺学通过《月亮山下》讲了一个有关家乡的大故事，一个波澜壮阔的动人故事，而读者则在这个故事中分享了人文内涵和生命的意义。用学者牛学智的话便是“它给人的启迪，则绝不仅仅在道德的满足上和一般审美欲望的兑现上，主要在改变人们几成定式的农村社会认知思维上。”

       从表达的内容来看，《月亮山下》并未进行过多的创新，依然在延续传统讲述着“西海固文学”所常讲的苦难故事。与西海固的其他作家一样，董顺学在小说中讲述苦难，是因为他的生命经历与故乡的实际情况是他无法回避的存在。他的童年记忆和成长经历都与这片土地的苦难分不开，与其他成熟的小说家擅于虚构相比，董顺学的故事更多充满着对故乡真实历史面貌的客观书写。当有些评论者质疑《月亮山下》有些情节失真，董顺学出于礼貌并没有进行反驳，但私下里他却很坚定地认为小说里的情节都是有现实出处的，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借用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的名作《故事离真实有多远》的说法，故事离真实有多远？对董顺学而言，初写小说的他似乎还未能将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分辨得那么清楚，所以，我的看法是，《月亮山下》的故事离真实是很近的，只因故事是那么的真实，才让读者尤其那些有着类似人生经历的人有相当多的认同感。

       西海固这个地区，素以贫瘠著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认定“西海固”地区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如今的“西海固”地区早已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但放在70年前，“西海固”地区一定是苦瘠甲天下。生活在这里的人要忍受自然环境的恶劣导致的物质生活的贫困。然而，生活的贫困只是苦难的表现之一。在小说中，董顺学为我们展现了苦难的几种类型。当然，首当其冲的是物质贫困造成的苦难。这种苦难具有普遍性，每个人都在为吃饱饭而努力奋斗，但问题是，无论是周思甬、何凤治、曹庆儿，还是他们的父辈，都可谓是典型的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可谓不努力劳动，可是在那个年代，依然食不果腹。人高马大的何凤治无不感叹：在挨饿的年份，饭量大的人真是太遭罪了。小说的上半部，集中书写了周思甬、何凤治、曹庆儿等人为了吃饱饭所做的努力，离开家乡外出当麦客，修水库，当矿工等，吃了非常人所能吃的苦。作为年轻人尚能在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中忍受下来，即便有的人伤痕累累（何凤治）。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思甬的父母从城市被下放到榆树湾，“他们两个吃了不少苦，生命的艰辛难以想象”，“吃饭适应不了”“重体力劳动适应不了”，以至于周思甬的母亲得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这批知青或者“右派”在贫瘠的农村中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

       与物质贫困带来的苦难相比，精神层面的绝望也是苦难的另一表现。辛勤的耕地劳作，费力地制作石磨与水窖，外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工等，依然都无法改变生存艰难的现状，谁之罪？尤其是作为主人公的周思甬，随着家里人口逐渐增多，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周思甬家的孩子个个瘦骨嶙峋，营养不良。作为父亲的周思甬内心五味杂陈，想要改变现状却苦于找不到方向。作为一家之主的周思甬身上的担子与日俱增，这种生活艰难带来的精神绝望感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对于其他人物，周思甬还多了一份精神的绝望，由于身份的问题，作为高中生的他多次失去考大学的资格。每一次都信心满满地上交材料，而每一次都因为身份的问题被拒之门外。作为读书人的他，那种失去高考资格的绝望要远比生活的困难来得更甚。对于周思甬的塑造，我不知道董顺学是否受到张贤亮小说的影响，周思甬一定要遭受非常人所能承受的人间苦难，才能“凤凰涅槃”。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引用阿·托尔斯泰的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来体现知识分子改造的艰巨性。而周思甬何尝不是经过“苦难的历程”？

       社会学家郭于华在她的著作《倾听底层》这本书中强调“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如何看待、理解他人的苦难”。苦难的历史对于1955年出生的董顺学是生命的记忆，是挥之不去的经历。前半生岁月的沧桑构筑了董顺学追忆的基石，他沉潜几十年，用小说的形式去讲述一段苦难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有知识分子的落难史，也有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艰辛史。小说用大量生动可感的细节，真实地记录了普通人生命的历程，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从底层视角出发，为沉默的大多数呐喊，使苦难超越了个体意义层面，进入到一种普遍意义的社会性。同时，小说也无意识地揭示出弥漫在乡村社会中一种权力的文化网络，一套微妙的权力技术，像一张无处不在的大网，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能力可以冲破大网。这种描写或许非作者有意为之，然而真实的生活经历与切身的生命体验让这种权力对人的压抑更为直观，从最小权力单位——各村队长的行为就可以洞察到权力的网络对普通老百姓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或许也是造成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董顺学的苦难叙事并不是迎合读者的猎奇心态去展现这片地域的独特，而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情怀出发，真实地去书写这片土地曾经所发生的故事。他把笔触伸向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农村，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俯瞰与扫描，他书写着那个时代农民背负苦难的日常生活，然而这种日常生活的背后又无不浸透着作者的家国情怀，他以周思甬一家的遭遇写出了命运之重与时代之重，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百废待兴，有苦难，也有理想和斗志，他呈现的是西海固人民迈着坚实的步伐不断前进的故事，也是经历了苦难后的中国人民迎接新时代的奋斗故事。

三、善与恶：乡土情感的真实表达 

        理查德·卡尼在《故事离真实有多远》中说：“虚构的叙事作品旨在按照某种美、善或崇高的理想标准重新描述事件。这在传奇方面就实现了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其实小说也是如此。好的小说一定是讲述人世间的真善美，真善美让小说的故事变得伟大，伟大的故事不仅使人解脱于日常的黑暗，也给人以愉悦与魅力。读《月亮山下》，最让人难以割舍的就是小说里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而且这些情感的展示让人体会到人性的本善，感受到乡村世界淳朴的人际关系。

       小说在描写情感方面最动人的莫过于爱情。主人公周思甬年轻帅气，有文化，可谓才貌俱佳。小说里有三个女人（齐梦鹭、杨春燕、许桃花）都真心实意的爱过他，其中与齐梦鹭的爱情最为动人，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无论是家庭背景还是文化背景，周思甬与齐梦鹭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有过山盟海誓，也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盼盼。当周思甬外出打工时，齐梦鹭通过书信表达了对周思甬无尽的想念。然而，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如此美好的爱情以齐梦鹭的自杀而告终，作为小说面人物的吴有德利用手中队长的权力，玷污了齐梦鹭，“齐梦鹭是一块洁白无暇的碧玉，容不得有任何一点玷污：她有一颗像水晶石一样纯洁透明但容易破碎的心。”当周思甬得知齐梦鹭自杀的消息后，“瞬间不省人事，顺着墙倒了下去，平躺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小说开始是周思甬与齐梦鹭两人回家的浪漫场景，小说结尾处却是两人的坟墓静静地躺在野花丛中，这种情境的鲜明对比导致的情感落差让读者唏嘘不已，也让周、齐之间的爱情变得更加凄美。

       除了爱情，小说中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所展现出来的乡村感情和亲情的魅力也着实让人动容。《月亮山下》中图绘了农村质朴的感情、亲情，在萧山县的农村里，善良和真诚是生活在这里的农民的共性。周思甬的父母作为下放的右派分子，本来是被当地农民嫌弃的对象，然而，在王坪公社，这里的百姓并没有对他们有过多的成见，反而给予他们俩无私的帮助。因为周思甬的母亲林颜茹患腰间盘突出不能干重活，作为队长的张余粮就给她安排给生产队放羊的轻活，而且还有安排两个年轻的小伙帮助她。权世才夫妇无偿地收养周思甬与齐梦鹭的孩子，后来又收养周思甬与许桃花的孩子。周思甬、齐梦鹭、何凤治由于贫困无法过年，曹庆儿慷慨解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另外，张俊花、杨鹞客、张存花、麻石匠、白秀才等人都是宅心仁厚的人，虽然自己不富裕，但当乡亲们遇到难事时，总会伸手帮一把，体现了民间传统中的仁厚的精神以及其中生成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周思甬好不容易考上大学，正在为生活所愁，村里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去帮助这个遇到困难的小伙子。乐于助人、古道热肠成为本地农民的一个美好的品德。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村子中，善良、真诚、美好的气息始终在空气流动和飘溢，他们几乎也都在完美的结局中获得了最美好的归宿。董顺学所着力书写的和受众所主要接受的，是属于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一种温暖、温馨、温情、温和的情感脉动，健康淳朴的人性、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规范正常的道德伦理和自然自在的生命状态共同建构起乡村文化精神的积极面向。

       当然，按照陈思和先生对于民间文化形态的解读，民间也是政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所以，乡村世界不仅有温暖和温情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保守、落后、阴暗的因素。在乡村世界，既存在善良与真诚，也存在邪恶与伤害。基层权力的异化现象导致乡村社会始终延续着传统宗法社会的治理模式，作为队长的吴有德依仗当官的亲戚横行乡里，打击报复村民，利用手中的权力玷污村里的妇女，逼死了年轻的齐梦鹭。邪恶的本质在吴有德这个人物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恶有恶报，最终吴有德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但像吴有德这样的邪恶因素在乡村世界还是比较普遍的，董顺学揭示出了基层权力的运作机制。

       另外，小说中所揭示出来的伤害主题也令人唏嘘不已。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而在乡村社会，封建家长制所形成的野蛮、霸道的风气严重扼杀子女的天性，其本质就是野蛮残忍，毫无人性。杨春燕爱上了身为右派儿子的周思甬，其父杨振忠为了阻止女儿与周思甬之间的交往，把女儿的一条腿打瘸，一只眼睛打瞎。“致残自己的不是别人，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让她有怨无处申、有苦无处诉、只有把一肚子的苦水默默地装在腔子里。”同时，杨振忠为了能获得高价彩礼把女儿嫁给了康胜利，葬送了女儿的幸福。杨振忠对待亲生女儿的残忍，揭示出人性的恶。鲁迅在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指出了“父亲”就是个符号而已，是专制社会中一种统治符号。这样家庭专制是造成了伤害的根源，子女、妻子都在这样的家天下中成为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

       所以，乡村世界并非是诗意的精神家园，尽管乡村世界中不乏温情与温馨，但未受现代文明洗礼的乡村世界依然保存着大量封建糟粕的因素，导致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最终以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害直观再现出来。

四、超越苦难的瞭望

       《月亮山下》到了后半部分开启了现代化的神话阶段。小说中的故事更多是进入了政策性话语的演绎之中，移民搬迁、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乡村政治性话语成为小说努力叙事的重心。周思甬大学毕业之后没有选择留校而是回到家乡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周思甬比任何一个人都想去改变它的落后与保守，时代赋予了他新的历史使命，他像一个英雄一样，带领着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因为有“曾经的苦难”作为他者形成的强烈对比，因此，山乡巨变部分的书写多停留在现象的表面，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乡村现代性已然到来的时候，董顺学采取了更为理想化的处理方式，思考的力度较之小说的前面部分显得弱化，人物形象也变得符号化了。但如果将前面的“苦难叙事”视为他者去构建新的乡村叙事话语的话，后半部分的脱贫致富则是苦难叙事的终极目的和必然走向。

       周思甬作为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的好干部，真正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取得了成功。然而，功成名就之后的周思甬卸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承包荒山发展林果业，盈利之后投资建养老院和学校，开展公益事业，造福一方百姓。

       细数周思甬的一生轨迹，为什么董顺学会这样去塑造这个核心人物？读完整部小说，其中有些原因也逐渐清楚了。作为右派的儿子，从繁华的南方城市下放到贫瘠的西部乡村，最终也并未因国家政策的改变离开这片土地。从周思甬前半生的丰富经历来看，我觉得他也像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中许灵筠一样，已经完全融入到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建立非常深厚的情感。同时，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这片土地之所以有着厚重的文化以及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渗透着一批批从全国各地来宁夏的支宁人的忘我付出。可以说，正是他们给这片荒漠之地种下了希望的种子，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景象。

       周思甬的个人发展史浓缩着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这是董顺学的一个巧妙的创作思维，这个人物身上凝聚着国家话语的历史演变，在国家新政策下，才能“苦尽甘来”，过上幸福的生活，从而彰显出国家的意志。所以，周思甬的一生呈现出的是变革期的中国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奋斗过程，展现出西海固人民在党的政策扶持下走向幸福的光明前景，也是在历史的变化中，歌颂了西海固人民为了改变贫困现状所付出的艰辛以及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的韧性，这些都是这部小说所极力颂扬的内容。

       吃水不忘挖井人，无论小说中的周思甬还是本土作者董顺学，他们所不能释怀的就是这片土地曾经苦难的历史，如今，忆往昔峥嵘岁月，超越苦难的瞭望，更加珍惜这片土地现在所呈现出的繁荣与辉煌。这或许就是作者试图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所要传达出来的深刻主题。

       总之，董顺学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是一部厚重之作，是宁夏长篇小说的一大收获。小说真实再现了西部乡村生活的纯朴与自然，作者用自己饱满的创作热情写活了时代，诉尽了乡情，全面、细致、鲜活地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无穷魅力。小说中的月亮山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时代变迁。小说蕴含着一股坚韧而蓬勃的力量，它来自董顺学先生脚下的大地、故乡和丰饶的民间，在作者温和地讲述中释放出来，热烈绚丽，灼灼其华。尽管《月光山下》是作者的处女作，但却昭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与笔力，希望董顺学以此为契机，在身体健康允许的前提下，笔耕不辍，继续为宁夏文坛贡献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此文发表于2025年第1期《六盘山》）

      董顺学，汉族，宁夏西吉县人，生于1955年10月10日。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先后在西吉县二轻局、统计局、计划委员会、震湖乡政府工作。担任过地方国营企业厂长。从事文字工作四十余年，喜欢读书，热爱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丰厚的生活实录，创作过中短篇小说。退休后，经过三年时间的各项准备，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66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终以抒怀于文学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