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阜敏
民间文化学者杨青云的学术轨迹,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导向。这位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学者,早期以诗歌批评和文化随笔崭露头角,文字中已显露出对传统文脉与当代精神耦合的独特敏感。
在当代艺术研究领域里,范曾研究备受关注。某些官方研究凭借资源与学术体制优势,一度在范曾研究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然而,杨青云以民间研究者身份,凭借独特的“范学有道”视角及《范曾研究》成果,在大众视野和学术领域异军突起,成为民间研究范曾的第一人,缔造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民间文化传奇。
杨青云潜心撰著的《范曾研究》,能为艺术研究提供新视角,也让我们从“这一个”的角度重新审视民间学术力量的价值。与遵循既定学术规范和框架的某些官方研究不同,杨青云在五万字的《范曾研究》中,展现出鲜明的精神价值向度。他不满足于对范曾艺术作品表面的赏析,而是对范曾“诗魂书骨”与“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理论价值及意义进行终极追问。在论述范曾艺术与诗、书、画以及文、史、哲的关系时,他不断突破常规研究边界(如对范曾作品《锦文掇英》的变法极限不惮深研),这种超越性视角打破了某些官方研究的模式化、套路化倾向,为范曾研究开辟了新维度。例如,某些官方研究多聚焦于范曾作品技法分析,杨青云则能从精神层面深入剖析,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追求,使范曾研究上升到对艺术精神与文化传承的深度思考。
新世纪初,范曾艺术引发广泛社会讨论。杨青云敏锐捕捉到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学术富矿,认为这位争议与赞誉并存的艺术家,是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绝佳样本。在《范曾论》开篇,杨青云点明研究初衷:“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将范曾置于二十世纪文化转型的多重语境中,解析其艺术创作与文化思考的内在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使其研究超越了一般艺术评论的窠臼,形成“艺术文本 - 文化语境 - 时代精神”的三维阐释框架。
杨青云深入梳理了范曾从“新古典主义”到“庄子哲学绘画”风格嬗变的历程,其《范曾新传》曾引发热议。学者吴中彦认为,“新”在作者将范曾、八大山人和李苦禅这画坛三座山峰比较得恰到好处,诠释了一种在老庄美学思想影响下呈现的素朴之美。杨青云认为范曾崇拜八大笔墨、八大丰厚的学养及受抑后的宣泄,既有着冲决地狱魔障的心灵渊源,也有着中国文人画历史渊源的大家气象。他归纳范曾用“冷逸”所概括八大的“开拓”造诣,“冷”指八大精神特立独行、寂然自守的人格,“逸”是八大对困境心灵超越的“道法自然观”之心灵折射,这铸就了他艺术上卓尔不群的气质和清峻绝俗的笔墨。而李苦禅处于中国画学乃至世界画学环境急剧变化的时代,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画界传奇的演绎者,其画作“充实而光辉”。他理解范曾的认知,以李苦禅为代表的高峰,作品中既有启蒙中国画学的高度,也有自省中国画学的深度以及悲悯美学的广度。
其中,杨青云以“铁屋里呐喊的启蒙画学”作论述,围绕“人文画学”“责任担当”“老庄哲学”“个人觉醒”“自我追问”“人道情怀”等老庄美学思想影响下,《范曾新传》诠释了范曾作品中整体流动着的强烈生命意识。尽管老庄思想有否定一切、逃避现实、具虚无主义或神秘主义色彩等负面评价,但范曾艺术意识认为,若去除其消极落后的糟粕,揭去其玄虚神秘的外衣,能发现其中蕴藏着极其丰厚的思想资源,如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细密的思辨方法、丰富的想象能力、生动的比喻艺术,以及对人类思维形成的某些认识等。《范曾新传》所以深刻启示,认识一个美术大师,也需打破儒家思想教条的束缚,开拓新的思想领域。范曾的画,结合老庄哲学的高大上画理画意,追求一种生机勃勃的童心趣味。这是《范曾新传》对范曾评价的客观事实,也是范曾匠意无限的巨大动力。八大山人和李苦禅艺术的传承为现当代画学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范曾成了中国现当代画学的主流代表之一。
杨青云发现范曾的艺术语言,始终在传统笔墨程式与现代审美需求间寻找平衡点。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努力,恰是中国艺术家们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典型回应。因此,他的《范曾研究》,将“范学有道”具象化为对审美崇高的追求。他不仅在《范曾新传》《<范曾新传>导读》《范学有道本体论注》《范曾诗魂书骨美学思想窥探》《范曾研究学何以成学》等作了逻辑自洽的阐述,更从范曾的诗、书、画中提炼出“诗魂书骨”的境界,对中国画学进行追问与思考。而相比之下,某些官方研究更侧重于从艺术史角度定位范曾,较少从精神价值高度阐释其作品。杨青云通过崇高性视角,为读者引导崇高感思考,让范曾的艺术形象在精神层面更加立体丰满。他的研究让大众认识到,范曾的艺术不仅是视觉享受,更是精神的引领和启示。杨青云的范学研究有着以下突出的个性标识:
一.方法论突破:跨学科视野下的立体解读
杨青云的研究方法论具有鲜明创新性。他打破艺术史研究的学科壁垒,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熔于一炉。在分析范曾的“历史人物画”系列时,他不仅考察画作的笔墨技法,还引入历史叙事学理论,展现出深厚学术功底和多元研究视野。
从精神资源看,杨青云融合了中国书画传统文化资源、五四启蒙思想先驱者的精神资源,并自觉与西方反中心、反理性、反功利、反世俗化的现代主义接轨。在美学思维方式上,他情绪激昂、观点果断、思想奔放,直面范曾诗魂书骨美学旨意。某些官方研究虽注重艺术理论分析,但往往受囿于单一学术传统或理论框架,缺乏多元文化融合视野。杨青云的研究方式使范曾诗魂书骨理论的内涵得到更全面深入的解读,为范曾研究注入新活力。例如,他通过对比中西艺术理论,为范曾艺术在全球文化语境中的定位提供独特见解,这是某些研究难以企及的创新之处。此外,他还通过《考证‘范学有道’的九种方式》等,揭示画家如何通过艺术想象重构历史场景,这种“以诗证史”的创作手法,实则是对传统文人画“成教化、助人伦”功能的现代性转换。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文化资本”理论的运用。杨青云借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概念,剖析范曾在艺术市场与学术场域的双重实践。画家通过学术著作出版、高校讲座开设、国际展览举办等文化社交活动,构建起独特的文化资本网络,这种“学术产业化”运作模式,既突破了传统文人“耻于言利”的观念束缚,也引发关于艺术纯粹性的讨论。这种将艺术现象置于社会结构中考察的方法,为当代艺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二.时代镜像:《范曾研究》中的文化焦虑与精神突围
在杨青云看来,范曾现象始终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紧密相连。他指出,当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传统文化根基时,范曾的艺术创作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通过《老子出关》《庄子梦蝶》等作品,构建起充满诗意的精神乌托邦;另一方面,以“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试图在现代性语境中重建传统文化的价值坐标系。这种矛盾性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精神困顿焦虑与求索反思。
尤为深刻的是杨青云对范曾“国学热”参与的解读。在《<范曾新传>与当代文化认同》中,他分析画家通过电视讲坛、大众出版物传播国学思想的实践,指出这种“学术通俗化”的努力,既是对精英文化边缘化的回应,也暗含着通过传统文化资源重构民族精神认同的深层诉求。然而,这种传播方式在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学术思想被扁平化、娱乐化的风险,杨青云对此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
三.学术价值:建构“范曾研究学何以成学”的学派文化坐标
杨青云的《范曾研究》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方法论,其“《范曾
研究》”公众号已发布了33期,收录有《揭秘范曾的绘画秘籍与“老子出关”的完美融合》等系列研究文章。其“范学有道”体系涵盖多个层面。“范曾书道”和“范曾画道”从艺术创作角度,展现范曾在书法和绘画领域的独特造诣与艺术风格。由此,可洞察范曾个人艺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中国传统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以“范学有道本体论注”从哲学层面为范学奠定理论基础,探讨范学研究的本质、范畴、方法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价值与意义,为整个范学体系提供系统性理论框架,使研究者能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深入剖析范曾的学术、艺术与文化贡献。在争议中,杨青云建构了“范曾研究学何以成学”的学派文化坐标。四.传承考究:范曾艺术中传统元素与现代性有机立体融合
杨青云发掘了范曾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规律,总结为传统元素与现代性的多方面有机融合。
1、笔墨程式的现代转译:从“十八描”到“简笔哲学”。杨青云认为范曾对传统笔墨的革新,始于对“线”的解构与重构。他深谙“骨法用笔”精髓,却拒绝困守“十八描”的程式藩篱,提出“简笔胜繁笔”的创作理念,在减省中寻求线条的现代表现力。在白描人物画中,他将吴道子的“莼菜条”与梁楷的“减笔”技法熔铸一炉,创造出“铁线游丝描”。以中锋行笔勾勒轮廓,线条如青铜器铸造般刚健,在衣纹转折处融入速写式的顿挫,使传统线描呈现出动态的韵律感。这种线条既保留了“高古游丝描”的凝练,又注入现代设计的构成意识。在《屈原行吟图》中,屈原的冠带以三根弧线概括,通过粗细变化,在二维平面上构建出三维空间的纵深感,暗合现代视觉心理学的“格式塔”原理。
范曾水墨技法的创新更具突破性。他借鉴西方水彩的透明性,改良传统“积墨法”,创造“泼写结合法”。先以淡墨泼出背景氤氲,再用浓墨勾勒人物,通过墨色的干湿对比,使画面既具传统水墨画的“墨分五色”之妙,又产生类似现代摄影的“高反差”视觉效果。在《赤壁怀古》中,他以花青泼染江面,待半干时用焦墨写出苏轼的背影,湿墨的流动感与干墨的苍劲感相互碰撞,恰似古典诗词的平仄韵律,在传统笔墨中激活了现代艺术的张力美学。
2.题材重构的文化对话:从历史叙事到当代精神。杨青云认为范曾的历史人物画绝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以现代性视角重新诠释传统题材,在古今对话中构建新的文化叙事。他擅长从典籍中提取具有现代性共鸣的母题,如“庄子梦蝶”“屈子行吟”等,赋予其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的当代阐释。在《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中,他打破传统文人画的闲适意境,将庄子的手势处理为“OK”手势,惠子则以现代西装革履形象出现,二人辩论的姿态如现代知识分子的学术争鸣。这种穿越式构图并非戏说,而是以符号学手法解构经典。庄子的手势既呼应宋代画院“折芦描”的程式,又暗合维特根斯坦之“语言游戏”理论,传统哲学命题在此转化为对现代性认知困境的隐喻。画中流水以抽象线条表现,既保留“水纹十八描”的笔意,又接近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传统山水的“留白”美学与现代抽象艺术的“极简”理念在此达成奇妙共振。
对现实题材的介入更见其融合功力。在《众志成城》抗疫主题作品中,他以传统工笔技法描绘医护人员,却将防护服处理为汉代画像石的“剪影”效果,口罩上方的眼睛借鉴敦煌壁画的“凹凸法”渲染,既有立体感又具符号性。背景以金粉书写《黄帝内经》片段,与前景的CT影像形成互文。传统医学智慧与现代医疗科技在水墨空间中对话,卷轴式构图与现代摄影的特写镜头并置,构建出“传统基因—现代叙事”的双重表意系统。这种题材重构,使传统笔墨成为阐释当代精神的有效载体。
3.精神内核的古今贯通:从“诗魂书骨”到“人文启蒙”。杨青云认为范曾艺术的深层融合,体现在精神内核的古今贯通。他提出的“诗魂书骨”美学,本质是将传统文人画的“写意精神”与现代人文主义对接,在笔墨之外构建精神坐标系。在《老子》系列作品中,他摒弃传统道教绘画的神化倾向,将老子塑造为“思想者”形象。光头造型借鉴罗丹《沉思者》,衣纹的“S”形曲线暗合现代雕塑的“动态平衡”原理,而老子手指的“拈花”手势与《道德经》“玄之又玄”的哲学意境交互,形成跨文化对话。这种形象重构,使传统圣贤从“偶像”还原为“人”,其凝视远方的眼神既具庄子“游心于物外”的超脱,又蕴含存在主义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此转化为对现代性困境的诗意回应。
书法创作更显精神融合的深度。范曾的行书以“二王”为根基,却强化笔触的“书写性”。在《赤壁赋》长卷中,“大江东去”四字以涨墨写出,字形突破传统帖学的秀雅,接近现代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绘画”;而“浪淘尽”三字突然收笔为细笔,如八大山人晚年墨迹的孤寂感。这种“涨墨—细笔”的节奏切换,既遵循传统书法的“计白当黑”原则,又暗合现代音乐的“强弱节拍”理论,使古典文赋的韵律通过现代视觉语法得以重释。题跋中混用繁体字与简化字,则是对文化传承与现代性演进的隐喻性表达。
4.融合的启示:在断裂中寻找文化基因的再生密码。杨青云认为范曾的艺术探索,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提供了三重启示:其一,传统元素的现代性转化,需超越“形”的模仿,直达“道”的重构;其二,现代性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激活;其三,真正的融合应是“有根的生长”,范曾对《史记》《庄子》等原典的深度研读,使其创新始终植根于文化沃土,避免陷入形式游戏的窠臼。
在AI绘画解构传统笔墨的今天,范曾的艺术实践愈发彰显其价值。是的,算法能模拟线条的粗细浓淡,却无法复制“胸中有丘壑”的文化积淀;数字技术能生成千万种构图,却难以传递“笔端有风月”的人文温度。个性创新是AI不能替代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本质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唯有以“守正出奇”的勇气,在断裂处寻找文化基因的再生密码,方能让古老的艺术传统在现代性浪潮中奔腾不息。范曾的探索或许不是终点,却是照亮我们前行的重要路标。在他笔下,传统不是凝固的琥珀,而是流动的长河,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古今碰撞的智慧光芒。
在范学的系统建构中,杨青云完成了从文学批评到范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他的《范曾研究学何以成学》在学术界曾一度引发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其理论打破了传统艺术评论非褒即贬的对立二元思维,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呈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为当代艺术研究提供了“解剖麻雀”式的范例;批评者则指出,对范曾文化资本运作的过度关注,可能导致对艺术本体价值忽视的可能性。这种争议恰恰凸显了范曾研究的学术价值:它将范曾从简单的“名人”标签中剥离出来,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史脉络中考察,揭示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深层矛盾与多元可能。正如杨青云在专著《范曾研究》“前言”中所言:“范曾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他的艺术与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走过的路,也照见我们尚未解决的文化课题。”
在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的今天,杨青云的范学研究彰显出独特的时代意义。他以范曾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路径,这种研究不仅是对一个艺术家的解读,更是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深度思考。当我们翻开杨青云的著作,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学者十七年的学术坚守,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责任担当。
2025.5.12.景行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