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我已退休。然而每当回首激情澎湃的高中时代,那段求学路上的艰辛与奋斗便浮现在眼前,而在我心中最深处,始终闪耀着一盏明灯,那就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孙秉英老师。
孙秉英老师出生在山西省沁源县的一个乡村。沁源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太岳军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1942年秋,沁源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战——史称“沁源围困战”,历时883天,成为抗战史上的奇迹。战斗中,全县无一人当汉奸,展示了沁源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场战役是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在县域范围内的成功实践,也深深影响了这一片红色土地上后来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孙老师正是这片英雄土地的女儿,从小耳濡目染,身上自然带有一种坚韧、刚毅而温和的力量。
1980年代孙秉英老师在县底中学
1964年孙秉英老师高中毕业后,在沁源县王和中学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1966年,随丈夫侯毅老师奔赴新疆建设兵团,在农十师181团三营学校任教。十年后,调回山西,在临汾县底中学继续从事语文教学。她讲课时总是激情满怀,语言优美,声音轻柔动听,既有思辨的深度,又富有情感的温度。她落落大方,气质优雅,是我心中真正的“师者”:传道、授业,更解惑。
1985年代孙秉英老师在备课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家里兄弟姊妹八人,五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排行老八,九岁那年父亲因病早逝,家中重担便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却用她的坚韧和勤劳,独自把这个大家庭支撑了下来。
年幼的我,亲眼见证了母亲的辛劳与兄姊们的付出。尤其是我的两位嫂子,她们既要操持家务,照顾家庭,又要下地干活,挣公分补贴家用,还对我关爱有加。在我求学的关键阶段,像亲姐姐一样关心我、支持我。正是她们的无私奉献,和全家人的齐心支持,让我能够安心读书,心无旁骛地坚持自己的理想。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目标,对当时的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为激励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拼搏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1976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们这代农村孩子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对我而言,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参军,要么考学。因个头瘦小,与军营无缘,求学之路成了我唯一的出路。
我们那时小学初中实行七年制,高中是两年制。1978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临汾县(现尧都区)县底中学重点班(当时临汾县划分为河东河西片,分设5个重点班级,其中县底中学设2个重点班,我被录取在河东片的县底中学33班)。1980年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由于离高考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心有不甘,我选择补习。然而命运并未眷顾我,第二次高考还是没有够着分数线,再次名落孙山。那时的我,心灰意冷,几乎无法自拔。前景迷茫,前途无望。
1980年7月12日,县底中学33班同学毕业合影。孙秉英老师(第二排右一)、高生记(最后一排右七)
高考连续两次失利,不仅打击着我的自尊心和信心,也让我在家乡的环境中倍感压力山大。与同龄人相比,我没有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里作出任何贡献,却依旧在花家里的钱坚持着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尤其是偶尔回家,常常还会听到一些人的嘲笑和挖苦:“还考啊?是不是不想干农活?”“唉!就那么几本书,背也该背会了!”一声声叹息,一句句话语,像针一样刺进我的心里,让我羞愧难当,让我无地自容,甚至怀疑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选择是否太过固执。
正在我最迷惘、最孤独的时刻,是孙秉英老师伸出了温暖之手。她没有放弃,而是耐心地与我谈心,分析我的学习状态。理科考试的几门课程,物理、化学课成绩偏差,而语文、数学、政治课成绩基本稳定且分数较高。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不是不行,只是选错了方向。理科不适合你,应该转文科。”老师的一句话,如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那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我还是听从孙老师的话,鼓起勇气,毅然转考文科,重新出发。
我决定转学文科,但这条路并不轻松——历史、地理知识对我来说几乎是从零。历史、地理共计十本书,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学习。那一年,我拼尽全力。早起床、晚睡觉,节假日不休息,背水一战。
高中复读的学习生活是艰辛的。每一本书、每一道题、每一页笔记,都是咬牙坚持的见证。孙老师始终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她不仅在学习上悉心指导,更在生活中给予我极大的温暖与关怀。由于我家离学校较远,节假日附近的同学们都回家了,而我常常留在学校,继续苦读。由于当时学校食堂简陋,每天萝卜白菜就玉米面馍馍,基本没有肉,能吃饱已经是同学们的奢望。孙老师常常把我叫到她家里吃饭。那时大家经济都不富裕,多一个人吃饭,就是多一份负担。而那一个个热馒头、一碗碗面条、一盘盘萝卜辣椒,是在我的艰难岁月里对心灵的最大慰藉。
1980年7月12日县底中学33班师生毕业留念。孙秉英(第一排中)、高生记(第一排左一)
孙老师常常提醒我:“你要努力学习,不负母亲的艰辛,也不负哥哥、嫂子对你的期望。”她还强调:“语文是基础课,文科生更应该多记多背经典名著中的经典语言和语言技巧。”她在课堂上讲授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传》、司马光的《赤壁之战》、苏洵的《六国论》、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诸葛亮的《出师表》等等,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秦朝的历史地理、汉代经济社会发展及历史典籍,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至今难于忘怀,也激发了我对历史和地理的浓厚兴趣。在她的引导下,我背诵名人名言,既励志,也提高了语文水平,也为后续的文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我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山西大学历史系,实现了多年的求学梦想。这份喜悦,不只是属于我一个人,更属于一直支持我的家人,也属于始终鼓励我的孙老师。
但我与孙老师的缘分与感恩,并未止步。四年大学时光即将结束,我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深造考研,还是接受国家分配回老家当一名老师?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就能安排工作,考研意味着冒一个不确定的风险。我彷徨、犹豫,不知何去何从。
就在此时,我再次向孙老师倾诉困惑。她耐心倾听,深情地对我说:“眼前的稳定固然可贵,但如果你还有追求,就该放手一搏。趁年轻,有能力、有梦想,就不要轻易停下脚步。”孙老师的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我再次找回了前行的勇气。我毅然报考并如愿以偿,1986年顺利考取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开启了我人生的新阶段。
2013年6月高生记拜访孙秉英老师
高中毕业四十多年了,昔日往事已经模糊。虽然很少见到孙老师,但她对学生的关爱与责任感,她严谨的教学态度,她温暖的人格魅力,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孙老师不仅是我最敬佩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更是我命运三次转折的引路人,是那个让我从迷茫中站起来、从失败中出发、从选择中坚定前行的人。她不仅教会我知识,更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坚定前行。
回首那段艰辛的求学之路,我深切体会到,正是坚持读书、坚持理想,才让我从农村走进大学,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代人。那时候,书本就是我通向外面世界的桥梁,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而如今,国家提倡“全民阅读”,鼓励人们多读书、读好书。我深知,读书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更能开阔眼界、滋养心灵、塑造人生。对读书的坚持和热爱,正是当年孙老师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如今已深深扎根、枝繁叶茂。
谨以此文,深深致谢恩师孙秉英老师!祝愿孙老师身体安康,桃李芬芳,春满人间!
作者简介:高生记,尧都区人。硕士学历,编审职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原二级巡视员、山西省年鉴研究会会长。先后获得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山西省优秀出版工作者、山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