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读陈维超《警路八千云和月》

陈维凤

生命中，总有些人与事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就像那激情彭湃的“警路八千里路云和月”。

偶然间在海东文化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临沂作家陈维超长篇小说《警路八千里路云和月》出版，意外伴着惊喜，急忙给维超大哥打电话道喜并讨要书籍拜读。

与我同村的维超大哥，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也是山东警校（现山东警察学院）的首届高材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公安局工作，历任刑警大队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政法委书记等职。以往回老家时，常听家人和父老乡亲们对维超大哥的盛赞，德才兼备的他更是父兄和众乡亲们拿来教育孩子的楷模。

优秀的人自不会少，但出版长篇小说却非一般人能为，维超大哥居然横空出书了！

带着满腹的好奇与惊讶，我先是一目十行地快速浏览全书，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着我，欲罢不能，竟然三天三夜就看完了第一遍。然后回过头来一遍又一遍地慢慢细品，噫，好书！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本书是维超大哥以其亲历的人与事、亲办的案件为原型，以时代为门，公安为窗，撰写的一部反映公安题材的优秀作品，塑造了齐文滔、柳羽荷、区有利、耿世坤、高施恩等公安干警群英形象。故事根植改革开放初始、法律制度初创这一特定历史阶段，通过人物的感情碰撞、爱恨交汇，通过案件的复杂曲折、延伸跌宕，通过罪犯的贪婪凶残、阴险狡猾，通过时代的背景影象、观念伦理，客观真实地反映折射了沂蒙山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历史画卷。小说描绘了一批公安院校毕业生在与刑事犯罪分子的殊死博弈中，忍辱负重，栉风沐雨，视死如归的热血豪情和成长进步的警路历程。

鲜明饱满的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与载体。主人公齐文滔是公安警校科班出身的首届高材生，他扎根基层，勇克难案，初出茅庐便巧识断木智破爆炸案，开创重证据的刑侦新天地；步法追踪辨嫌犯智破杀人案等，无不显示出他的智勇双全，专业精英。他不慕权势不羡富贵，全局竟选副局长期间他“遁逃”去省培训；无赖人缠访闹访局机关，他迎难而上，全力捍卫法律权威，彰显职业担当；大兵团排查强奸杀人犯时，他雷霆喝骂那些不干活却抢先争吃饭的村干部“滚远点！”粗鲁得憨直可爱；他坚决拒绝女干警进刑侦队，只因她们是要“做母亲的人”！面对小樱和“小荷尖”清纯美好的爱恋，他以普世之爱助她们成长进步，让她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有更好的归宿。多棱镜般的多维刻画，成功立住了一个立体丰满、虽不完美却真实可亲可敬的主人公形象。小说还塑造了敢于担当作为、不惧强权霸势、坚守公安职责，努力改善公安办公办案条件，想方设法提升干警待遇的高施恩局长；还有耿直果敢、大胆创新的耿世坤处长等。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集聚出了一群“进了公安门，埋进公安坟”的“刀尖上的舞者”——可敬可爱的沂蒙公安干警谱系。

最最让人意难平的是普通民警老甄，他爱党敬业，不计名利，逢功必让，最后倒在了追赶嫌犯的路上。临终他还在叮嘱家人“不许为难公安，不得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崇高思想境界、破获了无数刑事案件、抓获了无数犯罪分子的老刑侦，最后却因“从未立过功受过奖，甚至连先进分子都不是”的原因未能申报成烈士！他就像棵籍籍无名的小草，默默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安宁；他是平凡而伟大的万千沂蒙警察的缩影，正是千千万万个齐文滔和老甄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

鲜活生动的语言，是作品的个性特征。作家王威廉在《小说家的声音》中说，生活中生机勃勃的言语，是小说的重要燃料。小说的语言要与它所构建的世界息息相关，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气息，又带领我们能够从中超越出来。本部小说语言简洁明快，生动幽默诙谐，朗朗上口的排比句、对偶句，诗一般对偶押韵，读之令人唇齿生香，尽享阅读的韵律之美，也体现出作者对古典诗词、历史、哲学，甚至社会学的广泛涉猎和深厚底蕴。同时，小说随处可见亲切质朴的沂蒙方言土语：“起来好实说”“快到炕上歪着吧”“断路的（打劫）”“娘乎神！”“大”（父亲）等，又让人物、故事深深扎根沂蒙大地，呼吸沂蒙乡土的芬芳，让作品获得丰厚的滋养，焕发出勃勃生机和熠熠光彩。

严谨和谐的结构，是作品的骨胳与肌理。小说采用章回体系，双线描写，倒叙方式，首尾呼应。明线写“事”——公安事业的神圣与严峻、公安干警的成长进步、法制事业的发展进程；暗线写“情”——世情、人情、亲情、爱情，无一情不美好！明线、暗线交织推进，推动故事跌宕起伏发展。

小说开篇的引子部分，主人公齐文滔清明节祭奠故人“小荷尖”，怀念过往岁月，引出下文，进入正文主题；尾声部分，万人空巷送羽荷，照应开头，首尾呼应。正文中，齐文滔与卫良卉的马路奇遇、学校里的意外相识、车站的擦肩而过、医院里的意外重逢，可谓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处处的伏笔、悬念，令小说富有层次与波澜，让人忍不住一口气读不去。

鲜明的时代烙印，是作品的血脉与经纬。文学作品要书写时代，观照现实，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墙上的计生标语，反映了当时的基本国策；多年未用的显微镜，折射出当时公安机关人才与技术的匮乏落后；“偷鸡案”反映了当时农民落后的经济状况；耿处长下乡自掏腰包请客，与乡下老农交换用餐的温暖场景，体现了“水乳交融、鱼水情深”的沂蒙干群及警民关系。

小说没有偏面追求高大上的歌功颂德，而是敢于直面现实，亮剑揭丑，发声呐喊——公安警力严重不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当事人缠访闹访的恶习，无处遁形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等。这一幅幅真实的社会画卷，写出作品所处时代的历史风貌，展现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沂蒙地区的社会变革、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揭示了中国社会由法制走向法治的发展变革历程，表达了作者对所处时代的认知和思考，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之心。

小说在书写一起起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惨烈场景，纵横于时与势、正与邪、血与火，行走于美与丑、魔与道、智与术之间的同时，小说也充满着唯美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小荷尖”的墓前，文滔梦见羽荷回来了；羽荷牺牲后又托生为小樱的女儿，再回到刑侦队伍，一方面映射出作者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寓意着薪火传承，警魂永在，浩气长存；另一方面也为严肃冷酷的刑侦工作平添一抹明亮与温暖的色彩。

 作为作者的同村妹妹，小说中那熟稔的生活场景，亲切的人物事件，让人备感亲切与怀念，特别是看到齐长书（大爷原型）的描写，备感亲切与感动。忽略人名、地名、时空的转换，这几乎可以说是一部非虚构佳作。

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维超大哥的这部书初稿原本五十余万字，耗时六个月写成，却又历经了三年多的潜心修改，最后缩减至三十七万字，才终成此佳作。文章不厌千回改，好作品是改出来的，这也是这部佳作给予众多写作者的启示。

当喧哗远去，掩卷遐想，《警路八千里路云和月》无愧是一部有呼吸、有声音、有温度、有情怀、有哲思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