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所堅持的每日一記的日記，不僅堅持了一個普通中國人的良心，不僅承載了一個普通中國人靈魂和個人記憶，同時也承載了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民族記憶和不滅的靈魂。

——這是我整理和閱讀先生日記後的最初感受。

作為他的弟子，我的成績單實在拿不出手；給先生寫序，也有些膽怯和忐忑不安；我知道自己不配、不是最佳人選；但最佳人選和最恰當的人選卻一直未現，一直未冒泡，咋辦？所以，我必須有站出來，頂住壓力。就像給先生出版日記一樣，我也不得不頂住壓力。雖然膽怯，但我愛先生——這就是一切——我的愛戰勝了我的怯懦；我願意匍匐在先生的膝下，給他整理衣冠，拍灰和清理塵垢，擦拭他的淚痕，召喚先生出來。

關於陳先生的日記的出版，早在二○○五年就有此念，並在當時供職的中國鐵道部麾下的《主流》綜合文化雙月刊上發過一部分，後來又推薦給海南《天涯》主編王雁玲女士，發過一部分。但所發部分，都是反復過過鋼篩的，梳子梳了篦子篦，哪怕有一星半點雜質，一點硬殼，一丁點骨質，甚至軟骨，也都不肯放過。至於啥時出版，一直望洋興嘆，簡直不敢想像。共黨殺人（殺同黨、江西殺AB團、殺地富反壞右、殺知識分子等）的功夫內鬥的功夫本人未有領教，國民黨的書刊審查未有領教，但共黨的審查功夫我算是多有領教的（有人說我是打入敵後的武工隊員，高看了，我還沒這個本事，有時我也怕共黨，也嚇得直哆嗦；這是指本人在中共黨刊《北京文學》月刊供職的十六年時間的感受）。我知道中共的審查網眼密不透風，一直觀風向，等氣候回暖；但幾十多年過去了，一代人又起來了，心都涼了，機會一直沒有等到，且越來越寒冷，從頭到腳從外到內的冷。但陳先生的日記一直擱在我心裡，也一直“折磨”著我。我不得不落荒而逃，逃到美國，換一個國家過活。出，還是不出，何時出，這個問題越來緊迫。出，一定出。但有某党的書記放話，說我這是把先生“放在火上烤，讓他老人家的靈魂不得安寧”，此話名義是關心關愛和保護“老人家”，實則，其辭令明顯帶著警告的意味。意思是中國國內不准出，遠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也不准。你說這共党的書記跋扈不跋扈，權力和權威大不大，邪惡不邪惡（且這位書記，也曾是先生的弟子，言必稱陳××，而不啻是老師，聽說還沾親帶故，但一旦灌了共黨的迷魂藥，人就變成了禽獸，就不說人話了，一口一個黨性階級性，就是沒有人性。表面上是關心，“不要把××放在火上烤，讓他老人家的靈魂不得安寧”，說得好聽，實則是軟禁、查封和封禁）。問題是我這人不是嚇大的，我也不在乎你的什麼權力和權威。——必須出！頂著壓力也要出！看你把我咋樣，難不成把屌啃了？必須把陳所有的文字壓進槍筒，全部射出去。頂住壓力也要射。決不能就這麼讓它隨先生去世而永去，永遠塵封，石沉大海。就像善文恩師當年的寫作一樣，頂住壓力也要寫。可以說，先生一生都是在巨大的壓力下生活、工作、讀書、寫作的，一點也不輕鬆；生的壓力，也有死亡的壓力，他沒當會事兒，一直頂住壓力幹，一直頂住壓力讀書、寫作、生活、工作。幾乎疲於奔命。

出版，即向先生致敬！

談到“火上烤”，誰的“火”，天上的“火”，還是地上的“火”？烤了誰，誰在不安寧？陳在世也不怕“火”，已然離世，還怕“火”烤嗎？說此話之人，究竟衛護誰關心誰，誰的立場？陳的日記出版，誰最怕？——共黨憲法不是一直宣揚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嗎？共党黨魁毛魔穴居中國延安時不是沉天在自己的《解放日報》上叫囂（向國民黨喊話）開放黨禁報禁開放言論自由嗎？不是長期叫囂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嗎？到了自己執政，怎麼樣，變了嗎？中國有民主自由和言論自由嗎？目前，就這麼一個長期被邊緣化的無權無勢的底層學者，且已作古，他要出版一本薄薄的日記，說幾句真話，就害怕了？它妨礙了誰？我們遵守中共憲法聽從黨的號召出版自己的言論有何不妥？你區區一個小縣小部門的小書記也想管事兒，也不照照自己，你在中共的眼裡能算個東西嗎?誰把你當會事兒？你以為你也真的配做“趙家”人？

……很長一段時間，斷斷續續都在看陳的日記，家裡看，地鐵上看，曼哈頓上班看。感覺先生還是那麼生龍活虎，嬉笑怒駡，音容宛然，並不曾離世。他的日記可謂椎心蝕骨、字字血淚；這真是一部血書、血淚史；同時也是一部趨光驅魔史，一部憂憤史、燃燒史，它的熔焰和沸點足夠。熾烈、反諷、辛辣、幽默、風趣，措辭犀利，筆如鋒刀，直中肯綮。陳敏感、敏銳、細膩，深懷大愛、大悲憫、大情懷、大格局，但心如豎琴。他一直很焦慮（或憂慮），猶火山岩漿。他的焦慮有多種，個人的、家的、國的、人類處境的，方方面面。他可謂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有良知、有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批判精神、有擔當。舉凡世界大知識分子所應的品質，他幾乎全有。他沒有一刻不觀察不思考不寫作不讀書（他不願把自己的頭顱交出）；沒一刻不憂國憂民、不憂慮憂憤。他每天行程滿滿，不斷地要接待客人，要外出採訪，要接觸各界人士各色人等。他的接觸面相當廣泛，可謂上至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他博聞強記，博學多才，知識淵博。

    雖然陳所著日記時代是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一九八十年代，也是一直被國內乃至海外認可的中國最好的時代。但由於中共一直治國無方，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土改、四清、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上山下鄉、文革、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反復折騰，民族奄奄一息，人民一直沒有過上一天舒心舒坦舒服的日子；完了，卻唆使一幫御用文人寫頌歌粉飾太平，什麼“北京有個金太陽”、“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什麼“唱支山歌給黨聽”，什麼“山丹丹開花紅豔豔”，全是一些歌功頌德的空話謊話套話屁話），匪氣成性、流氓成性、腐敗成性；這個年代依舊是烏雲翻滾，風急浪高。直到今天，每況愈下，老百姓苦不堪言，苦“秦”久矣。就這個序言雖移至大洋彼岸，但也仍有一種烏雲寫作和烏雲壓城之感。由此可以想見陳當時的處境。

一個人或一部書被另一個人恰巧碰到，並引起共鳴和呼應，這也許有某種命運（神的）因素的暗示和作用，他(它)直接被生命的本質所接納和認可。那因素是必須的！湖北公安一代名士陳善文先生便是我的必須。且他就是我命定中的那個人，是我“關鍵時刻關鍵的一個人”。他的存在就像一盞明燈，他對我的人生和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如果當初命中沒有他的出現和蒞臨，我可能要在黑暗的地帶摸索很久很久。目前，這盞燈雖已熄滅，但光焰依然存在，靈魂不朽。

他對我的影響就像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無微不至。他不僅教你文學、教你讀書、教你做筆記、教你做學問，還教你怎麼做人。

談到陳善文先生，還必須感謝一個人，這就是中國知名作家雪壟（原名黃學農）。雪壟是重要媒介，沒有雪壟，我無法想像、知道和認識陳善文。至少會推遲認識的時間。當雪壟的太陽升起、光芒萬丈，照得人們的頭皮發炸之時，我還在地下黑黢黢的泥土層裡痛苦地呻吟和爬索。且雪壟是陳善文先生發現的，得到陳的扶持和提攜。這就讓我很感慨，也是我尋找陳的強烈動機和動力所在。

雪壟不僅是我認識陳的媒介，也是我的文學蒙師，同時也是我的最重要的貴人之一。在公安生活和寫作期間，雪壟先生對我的文學的指導，對我的文學活動的推動和推力也是巨大的（另文敘）。

那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在一所鄉村小學當民辦教師，一條腿在課堂，一條腿在農田，很辛苦很痛苦，也很無助。雖然一氣訂了十多種雜誌，雖然喜歡讀書寫作，但仍看不到一丁點希望。所有的投稿都是退稿，要不就石沉大海，沒有一個退稿說你好的。可是，就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鎮文化站楊繼泉站長的通知，他的通知不是假郵遞員之手、不是很官僚地假手下員工之手；而是風塵僕僕親自遞送，他騎著腳踏車來到我所在的當時灰塵霧繞的民辦小學（全校正在清潔大掃除）。說鎮文化站要“舉辦文學音樂培訓班”，要我去學習(同去的還有學音樂的龍繼海同學，現在的公安縣民樂團團長，二胡演奏家)，我聽了欣喜若狂，心都快跳出來了。楊是一個非常熱情的辛勤文化人，來通知並跟學校校長劉某協商，希望他支持我的學習、支持我的文學創作，說我是一個人材（並逢人就講，還對我的姐姐姐夫講，說得我的姐姐姐夫半信半疑，問，搞文學能吃商品糧嗎）。因此這個通知書具有某種命運的色彩，同時帶有那個時代的特徵，也是那個時代文獻，故，放在下面，供參考。

通 知[1]

鄭公五星學校

為了進一步落實中共中央8月15日發出的《關心群眾文化生活》的指示，努力辦好集鎮文化中心，活躍和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教育生活，培養一批文藝骨幹，在縣文化主管部門的支持下，我社準備辦一期文學、音樂培訓班，時間十二月四日至十日（七天），授課時間每天晚上六點半至十點。望接通知後，即時通知你單位丁世林同志，在十二月四日下午到公社文化站報到，按時參加學習培訓。

鄭公公社管委會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

這樣，我就認識了雪壟。地點設在醫院後面的一個辦公室。雪壟講小說講詩，講詩的空間、詩的跳躍、詩的節奏、詩的旋律，他也講縣文化館的陳善文。主要講他與陳的交往，以及陳的掌故。比如他講他跟陳對對子，陳說他“黃學農學農不務農”，他就說“陳善文善文不作文”。我很感興趣。我的興奮點在於陳對雪壟的發現，這個很要命。看來陳是個了不得的人物，有神通，同時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伯樂，我一定要去見見他，接受他的“陽光雨露”，我也要被發現，我也要去縣文化館（上班）。我甚至想通過陳善文鯉魚跳龍門；當時很狂躁狂熱，我靜不下來。血不在心臟，血的沸點在腦門那裡跳動。一心想的就是如何通過文學擺脫現實（環境）改變現實（環境）。當時我有一百二十個理由想離開農村，砸碎架在我肩上我脖子上的一切的重軛和一切的枷鎖。在農村裡，這也不能那也不能；在民辦學校，也是這也不能那也不能，規矩多如牛毛。極不自由。當時的想法就是，文學等於翻身，文學等於自由；我要翻身，我要自由。農民就是農奴，而我不能是農奴。我明白我自己，我的心底埋藏著十分危險的黑色火藥，其烈度可以無數次摧毀和粉碎世界。但我不願透露給任何人。我是一個想要辦的事就一定要辦的，且竭盡全力、不惜代價的人。我有這個決心和勇氣。記得二○○○年七月去雲南，好友金泳勸我別去，他給我蔔了一卦，說你去雲南還不如待在家裡，去雲南不會比待在湖北公安老家好，收入低，且還有風險（磨難）。我問，風險有多大，會死人嗎？他說那倒不必。——既然沒大到要死人，那還是要去，我堅信任何磨難都不會是無用功，對一個詩人作家來說，磨難不是壞事。最後，帶著一家人去了雲南宣威，三個月後又輾轉雲南硯山，在雲南底層摸爬滾打一年之後，又去了雲南省昆明《生活新報》、雲南省教育廳《雲南教育》雜誌，吃盡苦頭，寫下了滿滿的幾本“雲南筆記”和一部小長篇《我怕你看見我冰涼的眼睛》，沒白跑。二○○五年七月去北京，這次的壓力和阻力就比去雲南大多了，可說是壓力山大，壓得我眼冒金星，頭頂發黑。在一片漆黑的土地，明明看不到一丁點希望，他們要你待下去，就像我的父輩們一樣世世代代這麼永久地待下去，與黑暗在一起。非常痛苦。這裡有來至家庭、單位、親戚、朋友等多重大山的壓力和阻力，給我潑了一瓢又一瓢的涼水。老婆是一萬個不同意，一直拖我的後腿。親戚主要是姐姐姐夫，他們的意見是“家有老不遠遊”，用腐朽的倫理觀道德觀等舊思想舊觀念綁架我禁錮我。已故好友X兜頭一瓢涼水，說，都四十來歲了還去個雞巴，三十而立，四十而萬事休。嗤，四十而萬事休，休，休，老子休你的媽，——這當然是腹誹。我嗅出這“萬事休”裡有一種歇斯底里的惡毒，有一種中國傳統的平均主義的排他性，要死一塊死要活一塊活，處境不好都不好，誰也別跑誰也別出頭。有供職在廈門一家內刊的我的一位當主編的同學C說，北京清華北大（人才）一畚箕，你搞得進褲嗎？語言很不中聽很粗痞。那種對你的貶低，那種高高在上，壓得你喘不過氣來，我身微言輕不敢大聲，就像他曾貶損我的幾個不通俗的實驗小說一樣，我只能像一隻夜蚊一樣呻吟。還有一直支持我給我發稿的《長江文藝》編輯李建春（現湖北美術學院教授），他竟然也說你不要去，現在這個歲數了去北京打拼犯不上，一沒有像樣的文憑，二沒有年齡的優勢，兩個優勢你都沒有；勸你還是安分守紀教書育人，就待在寧靜的校園寧靜的故鄉業餘寫作，不是挺好嗎。我心口實在堵得慌，家鄉就是不好才要出去的，你以為校園寧靜故鄉寧靜嗎，太天真了！——同樣聲音小得像一隻夜蚊。就這樣，所有這些朋友，當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我一不要他們的金錢，二不要他們的物質，我只要他們說一句鼓勵的話，為什麼就不說一句鼓勵人奮發有為的話呢，為什麼都不贊成到外面的世界到開闊的地界走走呢？哪怕他們違心的空洞的騙人的說一句，一句空無一有的精神氣泡，我也要，那個時候在人生的低谷裡我是多麼需要，但是沒有（我的陳老師也去世了，他是支持我的，我像一個無娘的孩子，此刻真有一種“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2]之感），幾乎都是異口同聲一個腔調，不要去；且一切的勸告，都是“為了你好”才這麼說，要我原地不動，待在家鄉，安心教書，哪裡也不用去，別折騰了。我最怕的就是“為了你好”甚至是為了“愛護你”，因為他們擺出的都是一副“過來人”的姿態，過的橋比我走的路還多，吃的鹽比我吃的飯還多。叫我這也不去那也不去。這樣逼迫和圍堵，要死人的。我的年齡有啥問題，我最反感有人拿年齡說三道四；教書有什麼好，那是瞎眼驢子推磨，是人幹的事嗎；家鄉，有什麼好，吃好喝好玩好，今天你的生，明天我的酒，後天他家的滿月……磨死你，我內心有一種對故鄉既定秩序的強烈不滿和抵禦。過去，我曾有“一百二十個理由想離開農村”；現在，我同樣有一百二十個理由想離開湖北公安。我說過，“我的心底埋藏著十分危險的黑色火藥，其烈度可以無數次摧毀和粉碎世界”。所以，誰也攔不住，誰也別想把我攔住。待在家鄉的後果，是平庸，什麼也別幹，什麼也幹不成；家鄉會把你磨平的，把你所有的棱角、脾氣、個性全磨去，磨得什麼都不是，別說成才了。我絕對不能像一顆釘子一動不動地“鏽”在那裡的。現在才真正地認識到，一個詩人作家，最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勇氣和勇敢，它甚至比人的才華更重要，沒有它們，人的精神境界和作品的思想底蘊，不會有質的飛躍。他們那時可以鎮住我的年齡、鎮住我的低學歷、鎮住我的低能（低才華）、鎮住我的卑微出身，但終究沒有鎮住我的個性和勇氣。

那時，我整宿整宿地睡不著，我是一旦有某種重大事情發生就睡不著，我有某種預感；我聽到了內心地尖叫；我感覺人的體內有某種非凡性，不可理喻；我對未知領域充滿了嚮往，我需要它我強烈地趨向它，我要用生命把那裡捂熱，我要用血把那裡點燃；未知領域對我來說充滿了某種理想的色彩和某種神秘色彩，非同凡響；我感覺它在等待我、召喚我；我甚至感到了某種神秘的使命意識，感到有一隻大鳥在我的頭頂展翅；我聽從內心的召喚、聽從神的召喚。

我必須去北京，我一定去北京。

這次去北京完全不同于去雲南，去雲南是透氣去污穢，去雲南是突破是破殼，去雲南是為文學而漂泊和流浪；去北京就不同了，去北京是有某種召喚，帶有某種使命色彩；去北京，後來直接走入南堂，成了一個基督徒，找到了心靈的託盤和歸宿，完成了人生的文學的重大轉折，這是後話。

最終，我去了北京，去了中國鐵道部《中國鐵道報》麾下的《主流》綜合文化雙月刊，去了《北京文學》雜誌。這裡要感謝一個人，就是我的至友金泳（隨筆作家），他用中國的易經給我做了全面的推測，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心和方向，你只管去。並早在二○○○年就留給我兩句偈語。正是有他，我的北上成行；且北京一切順利。當然，縣文聯鄒平、雪壟，也很支持。去時，真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感。

                                     

一個春雨濛濛的中午，我來到了公安縣城，出現在縣文化館的門前。我是騎著腳踏車來的，大約花了四個半小時。本來去縣城跑一個來回，大概也就一塊伍毛錢，但我當時沒有錢。我就是一個窮得丁當響的小學民辦教師，一年的工資才五百五十元，且要等到年底才結帳，大多時候是寅吃卯糧，羊在山上皮就剝的賣了。我哪有錢跑一趟縣城呢？但縣文化館是一定要去的，太吸引我了，它在當時我的眼裡高級得就像美國的白宮。且我從來也沒有去過縣城，不知道縣城是怎麼一回事，也不認識沙市荊州，不知道松西河那邊還有一條正在日夜流淌的松東河，不知道松東河那邊還有一條同樣日夜流淌奔騰一直向東的虎渡河，這些都不知道，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我就是一隻井底之蛙，而且上面還加了井蓋；我要頂開井蓋，我要自由，我要越過那一條又一條喘息的河流，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我要尋找光亮。所以，正好借這個機會去縣城逛逛，無論見得到陳見不到陳，我都要去，哪怕捅破井蓋也要去。——最終我是從井蓋縫隙裡爬出去的。

到了縣城，七打聽八打聽，我終於找到了縣文化館。門衛說陳正在開會，我就等，一直等到散會，終於見到了陳。我膽小地戰戰兢兢地向陳說明瞭見面的根由。陳果然熱情，他說：“走，邊走邊談……”。我也不知道往哪裡走，就跟著走，反正走到後來就走到了一排低矮的房子前，就像走到了一片棚戶區（後來聽說是“蓄洪房子”），上面蓋的是油毛氈和機瓦。進屋是要低頭彎腰的，進深倒有三間房那麼深，但房間很窄、很熱，空氣不流通，好在後面有一小塊菜地（這就是一個底層中國知識分子的住宅待遇，共黨和它的政府給的溫暖就是這種豬窩狗窩牛棚。現在想來仍然是十分傷心，好在陳是一個不怕吃苦的人），透著一絲風。當時，我與陳就在後門的菜地邊說話。後來他老伴向媽喊吃飯。我驚慌失措，起身要走。陳說，不要走，就在這裡吃飯（很爽直）。我哪敢在陳老師家裡吃飯呢，我從來沒想到要在老師家裡吃飯的，來之前就想過，在外面的小攤上買幾個饅頭對付一下得了。他說，吃吧吃吧，不客氣，又沒有特別招待你，隨菜便飯。我只好膽怯地端起了碗。用來就餐的是一張小方茶几，一律小碗。可我是一個飯量大的人，即使是大碗也可以吃兩三碗的，但拿小碗我就不敢放肆了，真的不敢多吃。吃了兩碗我就放筷子了。倒不是他們不讓我吃，我瞅見他們準備的飯菜也不多，他們用的是城裡人吃飯的一貫標準，一般也就兩小碗。向媽問我吃飽沒，我連聲說吃飽了吃飽了。

就這樣我與恩師陳善文先生接上了“暗號”，搭上了關係。

後來，陳先生還專門到訪了我的鄉居——鄉村的土坯房，我也多次往返縣城。經常徹夜長談。記得有一次去他家，由於騎車，外面下雨，穿著雨衣，捂得緊，身上汗了又幹、幹了又濕，到他家就咳嗽感冒發燒了，他趕忙找來家裡的備用藥給我吃，又找來一瓶油，腳腿頭部腹背給我塗抹，說這個藥很靈的，捂著被子睡，一會兒就好。果然，第二天起來就好了。現在我都還記得他那動作的麻利勁，他把油倒在手心，迅速地在我的腳腿頭部腹背塗抹。都六十歲的人了，還那麼麻利，真的難為他了。

陳先生給我一生受用不盡的啟示，主要是四點：做人、作文、趨光、驅魔。

做人是第一的。

與陳接觸久了，熟了，某一天，我就直奔主題，談了我一直想要的一個急功近利的話題，那就是能否也像雪壟、陳應松他們一樣借調上來，到文化館或其他文化部門，只要能上來。當時，我們公安縣的一大批才駿，如雪壟、陳應松、胡應明、易發平等，無不是“借調”的方式。幾乎都是被他所關注、所發現、所提攜、所舉薦的（他是公安縣“文藝復興”的大功臣，沒有他的關注、發現、培育、提攜、舉薦；沒有他的辛勤耕耘、播種、普及、呵護，很難有這些人的出人頭地，很難有公安縣的文化文藝文學繁榮，也很難有公安縣在荊州、湖北乃至全國大放異彩，他可是功不可沒），最後走的就是“借調”這一步。當然，這與他的不遺餘力地向某某組織、某某機構極力舉薦不無關係，比如文化局、文聯、文化館，企事業單位等。前提是你得是個人才，你得有特長，你得有兩刷子；最起碼，你得有像樣的作品，或你有向上井噴的才華和苗頭。具體點說，你起碼得在省級以上的文學刊物和報紙上發表過文章。但當時我確實沒有在省級以上的刊物發過稿，更沒有“井噴”，我也不會“井噴”。我的“井”裡應該是有點“油”的，但“井噴”不出來，我的“嘴”笨，我不是那種“井噴”式的人材。

當他在我提出這種現實的要求後，沉默了，良久才說：“小丁，你不要把文學當作敲門磚啊！……如果你這樣想，你最好不要搞文學，你不要找我，我也不想見你，浪費時間……”他說得很直接，一句就打中了我的七寸，也很傷我的心。我的頭“咣——”的一下就懵了。面紅耳赤，淚花四濺。傷心。傷痛。同時，我也對他很失望。怎麼我一開口你就當頭一棒、你就警告呢？！這世上誰不功利，人不功利能有驅動力嗎，人不功利會出成績、成果、成就嗎？您不功利嗎？雪壟、陳應松、胡應明們不功利嗎？……話到喉頭，但我憋住了，終於一言不發。他的臉深沉嚴肅嚴峻，他的嚴肅嚴峻裡有一種很強的鎮懾力，令人壓抑，透不過氣。等我緩過氣來，他接著說，你現在的問題是好好地把基礎打好，把基本功練好，你的文學必須從ABC開始……。然後，就大贊雪壟、陳應松、胡應明、易發平、劉業超、鄒平、袁暉等，大贊他們的基礎如何扎實。尤其說到胡應明，他喜形於色、手舞足蹈，仿佛他自己獲了大獎似的（當然，他談到雪壟、陳應松、易發平、劉業超、鄒平、魏甯、薛為坤、袁暉等人也一樣，非常高興。就像談自己的子女。據悉，受惠於他的還有王書文、吳丕華、龔德金、彭道泉、崔大洪、龍中炎、劉慎新、肖其玉、尤興山等，這些人都了得，他們都在中央、省級刊物上發表過許多作品的；雪壟、陳應松、胡應明等更是不得了。所以他講雪壟、陳應松、胡應明等人的次數之多，都快把我的耳朵講灌膿了），說胡應明的古詩文基礎如何如何。他越說我心裡越是拔涼拔涼的，這真是一瓢冷水，涼了半截腰。他們的壓力太大。中國水鄉公安，人才濟濟，群星閃爍，英才輩出。他們在哪裡，我在哪裡；他們在山上、在無限的風光之上，我在山下、在無限深的黑暗深淵裡。沒有可比性。也就是說我仰望他們項背的不僅是他們的身位，還有他們的文學基礎、文學才學才華呢！在陳的面前，我就是一個雙差生、一塊朽木；我不僅基礎差，我理念（想法）也差（不正確：把文學當作敲門磚了），我只想走捷徑走歪門邪道。真的我感到了從來沒有過的羞愧，恨不得立刻鑽地縫從他面前消失，再也不願見到他、也再不找他了、永遠忘記他。

一劑猛藥，我似乎要大病一場。

但沒幾天，又從一種近乎窒息的狀態中“活”了過來，又想他了，還是他好，他是真心對我好。這個世界沒有誰關心我，只有他，一見到我，就放下筆，放下手中的活，整宿整宿地跟我談。談思想談文化談文學談舞蹈談音樂談繪畫談建築談政治談軍事談經濟談做人談人的商人氣息…… 當然聊到後來也聊日常（家長里短），也聊一些很接地的煙火的東西，當然他一直就很接地。他非常健談。且所及內容幾乎都是接通他生命接通他思想接通他的人生經歷經驗的，都很現實甚至很焦點，但他絕不空談絕不無的放矢。在他那裡確實很長見識。

整宿整宿地交談，見相關記載（一九八四年）：

2月9日 雪 星期四 

整日都花在和小丁談話上。我和他似乎有一種默契，事實上也確是如此。每一次相聚他總是傾出一切問題，我也就像“答記者問”。問題廣泛複雜，像對我作全面考核。

小丁給帶來《戰爭與和平》，喜甚。一九四六年在重慶時粗讀了一遍，以後陸續隨意翻閱了幾次，現在很想再仔細讀讀，今天讀了六十頁，認真。我是想此次可能是此生最後一次讀此書

3月17日 晴 星期六

……丁世林從鄭公來看我，晚飯後談至淩晨二時。這次談的問題比較廣泛。主要談的是一些社會歷史的認識問題，他看了我幾篇日記，很激動，如我的遭遇。

他帶來《包法利夫人》和《新鳳霞回憶錄》是我多年嚮往的，很高興。

同時，在他的日記中也看到了我的過去，確實很努力（孺子可教），勤奮好學；他的肯定，讓我感到欣慰。其實，我也一直很悲觀，卑微，希望渺茫，或幾乎沒有希望，很憂鬱。

一九八四年

2月8日 晴 星期三

丁世林來玩。他是我近年仍在聯繫的二三業餘作者之一。年輕、好學、有才情。兩年多交往，他每隔數月來一次，每次一兩天，我日夜的填鴨，文學、歷史、社會、人生、治學、讀書，無所不談。他進步很快。在詩歌創作方面的規律，已有所頓悟。目前正學習散文、小說。讀書很多，買書更多。現在可說是塊璞玉，待琢磨成器。

談話至淩晨三時。因為談話，促使自己又重新思考了一些文學創作和學習上的問題。

                             

一部書或一篇文章，如何做記號，也有講究。他在日記中有記載，也單獨給我談過他的體會，很受啟發。

2月17日 晴 星期五 

小丁給我留下一本賈平凹散文集《月跡》。粗略地翻閱了幾篇，覺得很吸引人，頗有特色。可惜小丁在書上用鋼筆劃了很多道道，墨色是藍的，道道歪斜不齊，劃到的內容也說不上為什麼要劃的理由。令人感到討嫌。其實看書劃杠杠也有講究。杠杠怎樣劃好咧，我以為：  

須劃的地方必須是:1、具有資料性；2、一個問題的新見解；3、精闢的論述；4、啟示性的哲理；5、深刻的揭示；6、抒情狀景的精彩描寫等等。

為提高閱讀效率，一篇文章須讀多次，每次都可劃，但必須有分別，第一遍讀時，凡是較重要的地方都可劃上一般記號，作第二次讀的地方；二遍讀時爭取按不同的性質劃出不同的符號。重點的作出簡單的頂批、夾批，以便當時或以後摘抄。

劃筆的顏色要有所選擇。基於美觀和醒目，一般地說，紅色較好，綠色藍色等冷色次之，最不宜用灰鉛或墨筆。前者不清晰，後者易污染。劃時有意識地求其清爽悅目，不論直線或虛線，力求在夾行間保持大致的整齊、均勻，注意不壓到字。不同的內容性質，能用不同的顏色，加上筆劃的美觀，可以成為藝術品。

符號的形狀，也可略加考慮，如△、V、◎、oo、 等等，自己可搞個圖例。

我自己也搞得不好，但我可以搞好。因我已想到這個問題。

成才，也是我們多次探討的一個話題；他的人才觀對我有很大的觸動和推動，“天資聰明的往往無出息，而有成就的往往是些資質不甚高的而是稟賦高成了才的人，也是作了資質魯鈍者所作的努力，才取得成就的”，還有“自幼愛吃和過早的談戀愛的人多無出息。”

一九八四年

2月22日 雨 星期三

古今中外歷史上，現實生活中，很多成了才的人，不少是天資聰穎的。李賀、王勃、劉宴、白居易、郭沫若、曹禺、劉紹棠、流沙河、十八歲的軍事家霍去病、李世民……但更多的是天資聰明的往往無出息，而有成就的往往是些資質不甚高的而是稟賦高成了才的人，也是作了資質魯鈍者所作的努力，才取得成就的。

還有一個逆境和順境的問題。歷史上有一家幾代人有成就，一家幾兄弟同時有成就的情況，這是屬條件好的，但是少。更多的情況則是環境富裕的多出庸才、紈絝子弟，相反逆境中出人才。這一點除了司馬遷的那段名言：“文王拘羑裡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乃著《兵法》……”以外，眼前也不少這樣的例子，現在“知青”中出現一大批詩人作家，不就是明證嗎？

總之，逆境、順境；聰明、愚笨，都不是成才的障礙，唯一的障礙是意志薄弱，意志薄弱是一事無成的…… 

一九八六年

10月8日 晴 星期三

……人才難出。一般人認為難在成才。我卻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有三難：一難在成才，一難在出才，一難在用才。比較起來，成才最容易，因為只要個人有志氣（有毅力），方法對頭，即使白癡，積以時日，鍥而不捨，十年二十年總會有所成就。但出才就等於是在十八層冰山以下，這需要若干億度的高溫才能化解，讓才冒出來。冒出來以後，要排上用場要等到什麼時候就更難說了。

談到讀書，他提出“要做到‘開卷有益’，……要帶著語言上的問題（寫作方法）或資料上的問題，或理解、或筆記，最好是二者並用。……不要嫌細微零星、片斷，串起來就是系統的淵博的知識。如果不帶著學習的目的讀書，實際上是一種浪費（至少是不懂得讀書方法）最多只是一種滿足官能的享受，過一下眼睛癮而已；其次，讀後要在思想上回味、梳理、歸納一下，目的在於形成一個較（初步）系統的概念輪廓；第三，在上述基礎上，針對所帶的具體問題，深入思考一下，……同類的書看多了，總結多了，就可從中找出一些規律來；第四，如果從開始就注意治學的一些方法或搜集資料的重要性，如做卡片，學會用工具書，分門別類編輯資料就更好了。這尤其是想研究學問的人必須學會的”。

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開卷有益”和帶著問題讀書。

多次接觸，頻繁接觸，他不僅是我的老師，同時我們也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我也真正地懂他理解了他。他在批評和指責我的同時，其實他也很心痛；為了我的文學和思想的啟蒙、成長、成材，他是花了大量心血和時間的，而我卻曾一度誤解他，責怪他，現在想來特別內疚、愧怍，當看到“下午丁世林來，又一個晚上沒有做成事”的日記 內心更是灼疼，罪過，浪費先生寶貴時間了。但當時無知。還責備先生不盡力。罪過罪過。

從談話和日記中，我看出他實在不易，他也是從底層（公安縣斑竹壋鎮）奮鬥（自學成才）上來的，有著濃郁的底層色彩，但他悲天憫人、才華超群、智慧（或機敏）過人，他有大孤獨，且他的思想深度、批評和批判性的力度，不僅在公安荊州湖北，乃至全國範圍也鳳毛麟角。他是夠得上那種世界性的大知識分子格局的。但他總是十分謙虛，別人有一點好，他就很肯定很讚揚，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甚至不擇場地的讚揚他的弟子雪壟、陳應松、胡應明、易發平、劉業超、魏甯、袁暉、薛為坤等。卻從不見他自我吹噓和自我炫耀。事實上他翱翔的高度、思想的深度(火焰的烈度)和批判現實的力度，經常被他大力稱讚的幾個得意弟子如雪壟、陳應松、胡應明、易發平、袁暉等根本不及他，或遠遠不及。僅胡應明和雪壟或可與他有某種精神上的呼應。

他既是將軍，又是戰士。在某些時候，他更像一個戰士。從某種程度上講，做一個將軍易，做一個戰士不易或更不易、更難能可貴。做一個戰士是需要勇敢勇氣的，他有；他就很勇敢很有勇氣，很憤激，甚至很憤青，嫉惡如仇；他的尖銳而鋒利的冰斧，是既可在高寒地帶破冰，又可以躍出壕塹與敵人拼刺刀的；但有些人待在壕塹裡待在地下掩體裡可以，做指揮員宣傳員可以，用廣播喇叭對敵對空喊話可以，喊口號說大話說硬話放狠話唱高調打嘴巴仗可以，但敵人上來了浮出水面了、來到鼻尖底下了，到了要上子彈拼刺刀、刺刀見血了，瞬息就㞞，熊包一窩。但他不是，他是一個軍人、一個雪地的戰士，暴雪壓不倒他、高寒也凍不死他，他始終手執一把尖銳而鋒利的冰鎬或冰斧，他是可以一對一、一對倆或一對多地拼刺刀的。他的悟性很高，不僅懂文學懂歷史懂軍事更懂政治；他能識破國際國內的極權寡頭流氓政客政棍的陰謀詭計和機關。正義感特強，敢恨敢愛。悲天憫人像杜甫，嫉惡如仇像魯迅。但他很孤獨，他的孤獨是一種大孤獨；在外面，沒有人理解他沒有人或很少有人真正地懂他，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知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勇敢無私的一定孤立”——魯迅），他的知音在遠方在國際，或者說他的知音在書裡在已故的死魂靈（他經常跟我談梅妻鶴子）和先知那裡；在家裡，兒子們不理解他不體諒他（當然小兒子曉明例外，還稍微有點出息，基本還能幫他說幾句體己話，這就算燒高香了），老婆不疼他，都只知道向他勒索…… 他的處境實際上是很窘迫很尷尬的，他不是不幫我，他是一個非常願意幫助人的人；他是有一分的熱就要發十分光的人；可以說他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這點也像魯迅）。但他所處的位置實在是太尷尬了，他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的話語權。他在這個紅朝國度在這個體制這個社會裡，一直是被整肅被排擠被貶謫被邊緣化的異類。不管他怎麼優秀怎麼出類拔萃怎麼超負荷地玩命地表現，共黨和他們的政府以及某些官痞就是看他不順眼，怎麼看他也不像自家人，怎麼看他也不像一個聽話的循規蹈矩的人，你聽話也不聽話。歷史上他的人生曾多次遭到紅色風暴的莫須有的衝擊，多次遭受暴政的反復捉弄。早在一九五七年“肅反”“反右”運動中，先後兩次受到重點批判，隨即發配湖北陽新縣軍墾農場勞動（即勞改）；一九七二年又以“借古諷今，發洩不滿言論”的罪名被開除公職，下放湖北省公安縣南五洲公社勞動（變向勞改）。一九七七年才回到縣文化館主編《公安文藝》《柳浪湖》文藝刊物。所以他是沒有什麼話語權的，所處的位置實際就是一個小媳婦一個小丫鬟一個婢女的位置，一個人材他也只能建議或間接地舉薦，還得陪上許多笑臉，點頭哈腰地看著宣傳部和文化局的那一堆婆婆們的臉色行事，直到這些豬頭點了頭行了文蓋了那個蘿蔔章才行的。這中間何其漫長，該要吞咽多少清涎水。真是難為他了。在這世上，做人難，做一個好人更難。

我說過，陳是很有才華的，且才華超群；他記性好，過目不忘。但他卻不能按自己心中的那個願想來有所作為，不能幹自己心上的事；很多寶貴的時間都被雞被野狗被哈巴狗們叼去吃了，很多旺盛的精力都耗費在一堆又一堆的爛事兒上變成了一團團的煙雲。他編了《公安文藝》又編《柳浪湖》，編了《柳浪湖》又編《銀公安》，然後又被抽調到縣誌辦黨史辦去編縣誌黨史；縣誌辦黨史辦的雜事多雜務多，縣誌辦黨史辦的飯桶多蠢豬多庸才多；這些蠢豬幾乎個個都比他有權，但大多都是幹不了正事兒的，不是喝墨水吃文字文化飯的那塊料，然而都塞進了縣誌辦黨辦。要名不要臉（別看他們幹正事兒不行，撈名撈權撈好處比誰都行）。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什麼都找陳，藥裡的甘草哪裡也少不了他，哪裡都有他的身影（黃祥華、高長梅等辦起了《作文週報》，短期內發展到七萬份，省委宣傳部批示縣文化局接管，內定我參加編委任副主編，我究竟是去黨史辦還是去作文報？——見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外調內查編寫全是他，他全能。但修完縣誌，大功告成，一看版權頁名錄表，一個個不是總編，就是主編副主編；不是主編副主編，就是主任副主任；不是主任副主任，就是重要編委。結果，他什麼都不是，密密麻麻一群人找下來，他就一小編輯，一臨時工，一打工仔，且工資很低（一度成為“縣誌辦和黨史辦‘搶箱’的現象，儘管如此，卻無甚油水，每月不過三十五十罷，每天不夠買一斤魚”。——見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就這樣揉搓他、埋汰他、貶損他。不掛名倒好。這簡直就是對人的一種侮辱，相當於一場群毆。其實在這個紅朝時代，編縣誌或編什麼黨史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這純粹是對人材的一種糟蹋一種浪費，沒一點價值可言（陳好像還有點興致勃勃，也許是複出，剛剛恢復公職，出於無奈，不配合偉光正是不行的，否則有好果子你吃）。可以這麼說，現中國的所有的縣誌無一不是某種意義上的黨志。寫來寫去都是那一套，共產黨如何偉大、光榮、正確，老毛如何英明如何雄才大略解放了全中國，趕走了蔣家王朝，翻身農奴把家當，全體中國人民都站起來了，過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再也沒有南霸天黃世仁等地主老財資本家的剝削壓迫了；到處是一片鶯歌燕舞、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氣象萬千的景象。所有的好事都是共產黨幹的，所有的壞事都是國民黨幹的。（共）黨就是你的爹、党就是你的媽，甚至比你的親爹親媽還親，如此云云。想想，這還叫史嗎，這也配叫信史嗎？這就是成王敗寇史、帝王史、頌歌史、變天史，以及某種意義上的謊言史。

其實陳對我的最初的影響，還不是他後來的這些言論，而是他的那些一言不發的書櫃。

當初見面，他的書櫃給了我一種很強烈的撞擊。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我哪裡有機會到過一個像樣的知識分子的家呢？去的最多的也就是一些鄉鎮小學教師和中學教師的家，他們家的櫃子裡也就幾本破教科書、幾本破字典，都是空空蕩蕩的一無所有，他們沒有書櫃的概念也沒有讀書的概念。但凡有，也只是當作一種時髦一種裝飾一種擺態。但跨進陳的房間，最先撞擊我的就是整排整排的書整排整排的書櫃，如排炮轟鳴，那確實是一種猛醒，就像一個夜行人走迷了路，突然被人拍了一巴掌或推了一把，哦，一個文人一個作家就應該是這麼回事，應該有自己的像樣的書櫃的。他的書櫃對我的撞擊太強烈、太震撼了，足足暈眩了幾鈔鐘，才緩過勁來。……我家的書全是亂堆亂放的，這裡一本，那裡兩三本；這裡一堆，那裡一堆，黑黑地堆放在旮旯裡；沒有一排排地立起來，沒有形成一股合力。現在看來，必須有書櫃。沒有書櫃就不叫作家，沒有書櫃就不叫人。書必須立正，一排排的放，一排排的書，一排排的書櫃。這才叫作家。它令人振奮、提神鼓勁。回去後，立即來了一場書櫃革命。有樣學樣，我第一時間把母親留下的一口黑色大衣櫃騰空，改裝成書櫃（沒跟父親說）,把所有亂七八糟的書捋順，一格一格地放好放整齊。

有了書櫃後，又琢磨他說的為人要直為文要曲。明白了，意思就是為人要正直，為文要曲折（窮盡其曲）。結合他反復強調的“不要把文學當作敲門磚”，我記住了，就是一個人不能太功利，不能把功名利祿、把成名成家、把各種各樣的光環當作終極追求，應該把追求真理追求思想追求精神放在第一位，老老實實做學問，老老實實做人。據悉，“瑞典人斯文·赫定與劉半農商定，由劉半農托台靜農寫信給魯迅，請魯迅接受‘諾貝爾獎金’，魯迅回信堅決拒絕”，魯迅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3]。魯迅的確不看重功利，也極為謙虛；既然，魯迅都自言不配諾獎，中國作家有幾人配？

陳在這點上也猶似魯迅，這也是下面要說的。

第三四點，就是趨光驅魔（我的歸納）。可以這麼說，陳是集趨光驅魔於一身的，陳的一生的價值和精髓所在就是趨光驅魔。趨光驅魔貫穿始終。

趨光，就是始終把追求真相追求真理追求思想放在第一，然後才是文學和學術，在這方面他是榜樣，他做到了，他確實很少追名逐利。

他是一個有內趨力的人，一個有朝氣的、有大抱負的學者。一九八五年元旦，他曾在一篇日記中寫道：

新年伊始，又是我的花甲初度。我此刻幸無遲暮之感。以年老作造糞機為恥。左宗棠發跡很遲，他的蓋世功勳西征勝利，卻是在六十（六十四歲）以後建立的。宗棠何人也，在下何人也，焉能相提並論，聊以解嘲耳！

毛偉大青年時“糞土當年萬戶侯。”我則糞土三十年百步王，十步侯。

算了，別信口胡說了，還是考慮一下今後怎樣做到一時一刻都不白費，因為“去日苦短”了。

時刻注意屏退一切俗務，抓大事——寫作、讀書。

集中精神（提高效率）搞好白天與黑夜的事情。

立即拾起擱置了大半年的寫作，力爭在今年能拉出十萬多字的初稿，同時積極醞釀出一個較有價值的研究專題。即是說在做學問方面，怎樣向精純方面躍進一步。這是我生前的唯一的一件大事，不能等閒置之。”

一九八四年

2月25日 放晴 星期五

昨夜看書堅持到今天清晨五時，即通宵。把《孫子新注》和《三十六計》中列舉的戰例劃出來注上記號，今天又記上本子，再翻閱了一些其他戰爭資料，發覺有一些了，應加以整理。

曉明的尼大衣做起了，這是他第一次穿好衣服，費了好多嘴勁。

修改先強日記至淩晨二時。

看來，文學求通順都何其不易！

小潘給我留了一本《紅與黑》，很高興買下了，看到淩晨四時。

筋疲力竭。

2月26日 放晴 星期六

最近一段時間，心緒極不寧靜。螞蟻爬到磨眼裡——一千條路。手頭有一攬子事，理不清楚，首先是寫作計劃定不下來，根據近年（“戎馬”脫稿後）一些設想有：一、漫話中國古代婦女；二、兵學史略；三、詩歌“本事”摘述等。與此相關的資料積了一些，急待整理、摘錄。再者《文化志》上不去，下不了，進退兩難。旅遊問題也是築室道旁，猶豫不決。何其煩擾！三十年前我不是這樣的嘛！

翻閱了一些戰爭和其他資料。

看《紅與黑》至淩晨二時。

家裡給曉明做衣，有所干擾。

他看稿一般好通宵達旦，樂此不疲。想想此時的他也已是59歲的人了，但心態很年輕，比年輕人還奮進，精神狀態很好；也萬分勤奮、勵志，無奈命運多舛、大業未就，卻瑣事纏身，很多事都要從他那裡要結果，“幾件事擱在心裡，寢食不安。房子的問題、曉明婚姻問題、詩話出版問題”，放不下。

他是有龐大的寫作計劃的。

一九八四年

2月21日 陰雨 星期二

……以後的寫作計劃，去年曾有一個設想，《戎馬詩話》[4]出版後，花五年時間寫兩個十萬字的小冊子。與此同時，準備資料，最後寫一篇“巨著”《中國軍事學術發展史》約五十萬字。這是個大話，大話都不敢說，大事就不敢做了。

八二年五月《戎馬詩話》修改稿寄出去後，學習、寫作，均無進展，主要是思想紛亂，情緒不安。曉明的工作問題、婚姻問題、詩話出版問題、寫作環境問題、住房問題……煩惱何其多也？

八二年下半年只寫了兩篇文章。《林則徐的謫戎生涯》、《左宗棠西征瑣記》。寫此二文，對新疆的歷史地理和當時的政治背景重新作了研究。“文章是自己的好”。覺得二文質量尚可。雖然“左文”尚缺材料，但架子已拉起，修改工程不大，其實只要到省圖書館借得《左文襄公集》查查就解決問題了，總沒機會去。

4月6日 晴 星期五

從頭翻閱了《詩人玉屑》上集，方法如昨。如此作來，頗有收穫。看來“雜匯”有可能動筆了。

初擬諸題如下：

《以官職而稱名的詩人》《以名句名篇而稱名的詩人》《李賀、韓愈（高軒過）》《苦吟.吟榻及其他》《寫詩迷與讀詩迷》《編輯苦》《詩價》《名篇與名勝》《“一字”的文章》《盜賊愛詩》《詠狗詩》《劉勰的傳說》《不才明主棄》《長安米貴與“居即易”》《蔡邕倒屣迎王粲》

《王勃寫騰王閣賦》《僧敲月下門》《諧詩數則》《十裡桃花·萬家酒店》《沒有一個是男兒》

《釵頭鳳》《莫道不銷魂》《關西大漢》《奉旨填詞》《李杜友誼》《詩救王建》《唐代和尚詩人》《江海寄餘生》《前度劉郎今又來》《王維與炊師妻》《崔郊》《雍陶》《公秉億》《昌符出奇》《詩與機緣》《詩人的偶像與師承》《慈母心》《詩可治病》《詩的厄運》《鬼愛詩》《李白賀知章》《洛陽紙貴與酒罈蓋》《騎鶴上揚州》《謫居未為歎，饞枉何由分》《神童》《詩人兼音樂家》《詩人兼畫家》《詩人兼書法家》。

僅這個創作計劃，就有四十九冊之多，還不包括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軍旗詩縱橫談》，以及他擬“花五年時間寫兩個十萬字的小冊子。……最後寫一篇‘巨著’《中國軍事學術發展史》”。他甚至有寫小說的想法。見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和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至七日的日記，距他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九日去世，還有七年多的時間，但他的寫作“理想和藍圖甚至可以比天大，大到自己終其一生也無法實現，……只有這樣你這一生方有所收穫”（見拙著《一次私人性的發言》）。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也曾說過，“只有我們為自己定下極其高遠的、毫無希望實現的目標，文學才能繼續存活下去”。所以陳是有大抱負大理想的。他“最大的不幸就是生命不濟”（英年早逝），他“越來越深刻的而且時時刻刻的感到身心衰退的威脅”。他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中寫道：“不幸，近三日來發覺自己的眼睛不能看書寫字了。頭疼，腦脹，很吃力，似乎是高血壓徵兆。頭天我都雄心勃勃，擬在年內完成《詩詞紀事本事雜匯》初稿的，看來，強扭不過造物。”他經常頭疼、頭昏，或“頭痛不支”；有時是“整天頭疼、頭昏，下班回來未吃午飯就睡了”。一直吃藥。去痛片。當時，他不知道他在巨大的負荷和壓力下已感染了致命隱疾。他沒有引起注意，或他注意到了，但他不管這些，一點也不影響他的燃燒（寫作），一點也不影響他的沸點。“明明行將火（葬），卻文心不死”（一九九○年三月，距去世還有一年六個月）。仍嗜書如命。

一九八五年

元月十一日 晴 星期五 

……購《蘇東坡軼事彙編》。我買書和吃食物一樣，什麼食物我均能吃，什麼書我也能讀，尤其是現在，我正拮据，煙錢早點錢也用來買書，我真耽心我會得一種“書癌”，那就比那些富而貴者的莫明其妙癌還要難治。

晚初讀蘇東坡年譜一通，對蘇軾生平有概略瞭解。

蘇軾一生非常坎坷，當然那些迫害他的人是可鄙的。但他在歷次貶謫地方，均有人不避嫌疑（甚至有因此而丟官的）過訪。始信世上好人還是多些。

蘇軾極其達觀，不論境地如何淹蹇，始終安之若素，確非一些“戚戚於貧賤”者可同日語。

一九九○年

三月十二日 陰 星期日

……曉明在南平買了一本特價書，《中國古代兵法雜談》我已有一本，晚間又翻了一下，因而寫軍事著述的念頭又動了一下，不寫不甘心，寫吧，工程太大，望而生畏，因“昔日威風”已掃地，缺乏過去那雄心壯志了，矛盾哪，矛盾！此領域太寬太大，太深，寫什麼？寫哪一點？也難下決心，在院壩踱步沉吟良久有了一個題目《中國古代軍事發展漫談》。

但家庭不幸，老婆並不理解他，也不疼他。一九七二年，共黨以“借古諷今，發洩不滿言論”的罪名將陳開除公職，下放南五洲公社勞動。

一九八四年

2月27日 陰 星期日

……我和老伴共同生活三十七年了，二十年前不甚瞭解她，而二十年後特別是近年，近來越來越瞭解她了。越來越不能容忍她了。她勤儉、正派、清潔，不貪不義之財等德行是無可挑剔的。但她麤魯勝潑婦，性躁如烈火，無情似仇人，氣量如針孔，愛錢勝性命，無知庸俗勝過一般人。文化革命後我百般牽就，始終不能協調，確為我一大苦事，加以星明不聽話，真合了“妻不賢，子不肖”那句話。我這輩子的婚姻是個悲劇。過去我在逆境中她百般淩辱我，一九七三年臘月三十，我在醫院伺候病人（做小工），他不給我熱菜飯，賣房子前後不和我商量，這些都不說，我把這推給社會。但她以後仍不知悔改，好像她還有功，這也不說，她越來越忘形了，除了她父親以外（她經常提起），她不愛任何人。對星明和陳誠好一點，剛剛是不成器的兩個下等人氏，這點我很奇怪。家裡來客就不歡喜，屋裡是不許留客過夜的，我的父親和妹妹幾句過頭話，她三、四十年還記仇，鄰居朋友一事不如意反臉無情。這些事想起來真煩惱，特別是公家分了房子她不肯搬，又卡到我不許搬。

她確實像巫婆。陳誠喊她是“野人家家”很形象。

讀到這，十分傷心。下面，南五洲公社勞動。一九八四年日記

2月1日 陰 星期三 

……正是十年前年，一九七四年春節，我已淪入乞丐的境地，最後搭傍族間一個老前輩辛酉爹帶去做小工。按我的勞力和技能倒找別人幾個（錢）都沒人要，但我還是照樣拿“一份”賬。那時天氣很冷，天不亮就去找小工做。清晨北風淒厲，立在十字街頭，其寒徹骨，只好不斷跺腳取暖。偶爾下意識地吟出幾句順口溜：“濃霜滿地曉星殘，佇立街頭夜正闌，腳頓手搓為避冷，腰拱頸縮只因寒，招羞二字易棄擲，果腹三餐費盤桓。少小不知柴米貴，時乖方悟行路難。”最令我難忘的是春節那幾天，一個難友介紹我去人民醫院伺候病人汪立本。事情不重，幾乎沒有事，工資也高，每天二元五角。主要是倒大小便，有點不堪。特別是（我）老伴不仁，大有那個“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的意味，大年三十夜晚和正月初一早上不給我熱飯菜，對此我並未感到傷心，只感到憤懣。

…………

陳在南五洲公社勞動。挑煤，“到船艙起煤缷到岸上。包活。要以最快的速度，最重的擔子去完成。勞動強度大，……時間也長。必須吃得飽飽的”，但“皮包不翼而飛”，他只好“餓著肚子挑了六個鐘的煤”，每次一百餘斤。仍在南五洲公社。

一九八四年

2月2日 明 星期四 

……一九七四年元月間，我結識了幾個做小工的朋友，大家相濡以沫，有事也打我一份單，每天一元二角五、一元五的小工，我都很滿意。因為可避免老伴的詈罵，精神初步擺脫了無休止的苦惱，還可以買盒“大公雞”煙吸。

有一次，一天我分了三元六角錢，很高興，很高興。不過這天開工之前發生了一件事，當時倒不怎樣，事後想起來，不禁潸然淚下。做小工我積累了四五斤糧票和三元多錢，這天的活是到船艙起煤缷到岸上。包活。要以最快的速度，最重的擔子去完成。勞動強度大，可能時間也長。必須吃得飽飽的。我趕早跑到車站小吃部去排隊，好容易挪到我跟前時，一摸口袋小皮包不翼而飛。一時酸甜苦辣的味道堵塞胸口喉頭。幸好當時我有意識的冷靜，自我寬解說，只當是和我一樣處於逆境中的拿了。他拿去可以解決一家人一天的生活……我悻悻地從窗口人叢中擠出來。

這天，我餓著肚子挑了六個鐘的煤，每挑一百餘斤（在我是何等的負擔啊）。最後收手時，我的衣服濕了五層，即從貼身的汗衫依次往外：襯衣、衛生衣、舊棉襖、罩褂。因為濕了穿上很冷，我就把罩褂前胸貼在背上，再把其他衣服披起。走堤上回去時，北風一吹，冷得牙齒只（直）打顫。走到候船室附近，碰到楊若龍老師，他聽我說做工汗濕了時，心裡很不忍，眼眶都濕潤了——這個好心的老人！我當時只好笑笑，其實這個笑比哭更悽楚。

……

陳何以如此辛苦，除了當時大的政治氣候的影響，還有底下的螺螄蛙殼烏龜王八。現實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糧食關係”(即城鎮商品糧油戶口本)丟了。誰丟的？南五洲公社公社黨委書記餘瑞祥丟的。怎麼丟的？這個腳豬把陳的“糧食關係”裝在上衣口袋去嫖女人丟的。這個腳豬“他以幫人解決進城的條件，奸了一個下放戶沈家兩母女，一次他和母親睡了之後又和女兒睡。天亮母親端碗荷包蛋去，發現他正和自己的女兒疊在一起，母親羞憤退了出來”（見陳一九八一年元月六日的日記）。

南五洲，依然是南五洲，關鍵詞句：跳江（屋後就是滾滾的長江）、止咳糖漿、“爸爸，我想吃肉”。

一九八四年

1月27日 晴 星期五

……一九七三年，下放戶一批一批進城，我家仍無返城消息。老伴急了，跑到鬥湖堤，到處求爹爹告奶奶，又沒有當官的己親，只有一個好朋友葉永秀給她介紹幾個相好的局長。她就憑自己的手藝，幫別人做衣，換取別人的同情。她一去鬥湖堤就很長時間不回來，我一籌莫展。我此時在家庭在社會的地位降到零下若干度。她每次回來帶回一肚皮辛酸委屈，傾瀉在我身上，她總認為這一切是我造成的。於是詈罵，詛咒不休，猛如狂風暴雨，罵得我透不過氣來。好像不如此折磨我不解恨。特別是我從幹校開除回來的那陣，真如坐針氈、滾釘板，苦不堪言，憤不欲生。一次，真沖起去跳江（屋後就是滾滾的長江），幸虧曉明把我死死抱住，又才苟活到現在。那時她要去求人，我明知無用，但說也無益，只好聽之任之，我當然就呆在鄉下。曉明過分早熟，而且生性善良，非常同情我，但卻絲毫不露出這種感情，怕我難堪。他說：“爸爸，我不去（上街）。我出工，你就幫我燒火（做飯），我們爺倆就在鄉里。”我完全洞察他說這話的細微感情。我不能也不願說破這一點。

有幾天，曉明感冒了，咳嗽，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有一天，他說：“要是有一瓶止咳糖漿就好了。”（前幾次不在意他說過的話）這時我意識到他說這句話時的感情，是一種社會底層的人對生活最低要求都認為是種奢望的乞求……，我萬箭鑽心，渾身癱軟。我故作不在意地避開他，躲到江堤上盡情地抽搐了一場。止咳糖漿不過四五毛錢一瓶，我也從未過高地估價它的療效。這在下放前和那些沒下放仍在工作的人家，還是個問題麼？哪家牆角不丟幾瓶？這種極普通的藥物，竟成了孩子病中夢寐以求的仙丹靈芝！我，一個相當大學教授身份的爸爸，竟無能到如此程度麼？不！不！我只有質問茫茫蒼天，浩浩長江，蒼天無語，長江無情。那時沒有錢，當然沒給孩子買。正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隔了幾天，曉明說：“爸爸，我想吃肉，我們搞點肉來吃。”天知道，他何嘗想吃肉？他何嘗不想吃肉……他是想我欠肉吃，故意說自己想肉吃。我雖心如刀絞，表面上卻很高興他的提議。商量了一夜，決定收拾一擔柴禾去郝穴賣。當時柴禾行情：棉梗三四元一擔，我家是黃豆梗子和臘柳子，可說是上好柴，價錢決不低於棉梗。賣七八十斤（曉明只挑得起這麼多），買一瓶止咳糖漿，剩下的錢就買一點死豬肉或母豬肉回來吃。晚上，月色甚好，興致也好。爺倆在屋山頭收拾柴禾，捆了稱，稱了捆，少了錢不夠，多了挑不起。豆梗臘柳都很光滑，爺倆怎麼也捆不緊紮，試挑，不是一下子散了，就是拖到地上，倒騰半夜，月亮偏西了，才算告一段落。

我畢竟比曉明老練些，早上，我鄭重地囑咐他：賣了柴，先買一瓶糖漿，之後再去買肉（我知道多半買不到死豬肉，哪來那麼巧，就讓我們碰上）。買不到肉就去館子吃。上館一定要吃好，不要只吃一份（三角錢一小盤約兩三片，多不過一兩肉吧）就算了。你只留一毛錢過江就行。千萬！千萬！他有時喝一點酒。我既怕他買酒錢不夠花，又怕喝多酒出問題。我用一個小藥水瓶裝半瓶（約二十克）酒讓他帶上。他走後我心神很不寧。怕他挑不上船。因碼頭是一個一米多高的陡坑。

午後，曉明回來了。不出所料，死豬肉沒買到，買了一瓶糖漿，他去館子“本想只吃一份，三角錢兩片肉，動了實在不過癮，就吃了兩份。”“你為什麼不再多吃一份？”“錢不夠了。”原來預計賣三元的，結果只賣一元四角錢。街上一個老傢伙買的。過稱（秤）時他扯住秤砣秤（真虧這幫老市儈做得出）七十多斤只秤了六十斤。價錢又卡了三分之一，曉明又挑不動了……“我的兒，可憐！”我一陣劇烈的絞痛過後就舒坦了，因為買了止咳糖漿，不致像《賣火柴的小女孩》，又多少解了一點饞。

下面一段，關鍵詞句：一家四人每餐四兩米，二兩米和在青菜裡，另二兩用一個布袋裝起丟在飯鍋裡給三四歲的曉明吃。尼大衣換蘿蔔。家居地址不詳，陳在北京。一九八五年日記。

5月11日 晴 星期六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毛偉大創造的共產主義年代，十億人口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天堂裡，享受著徹底的、奇跡的、普天同慶的饑餓，九歲到十歲的星明，“耳根子都餓黃”。一家四人每餐四兩米，二兩米和在青菜裡，另二兩用一個布袋裝起丟在飯鍋裡給三四歲的曉明吃，星明每餐吃完後，就眼望著曉明，希望他吃不完，“媽媽，弟弟吃不完就給我吃好不好。”那種貪饞的神氣比成人更令人“噁心”、“可鄙”（當然那還是在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是在舊社會，怕不要人吃人），但曉明又哪裡會剩下的呢？曉明一放下空碗，新明就抱著門框子頓腳哭喊：“我要吃，我要吃”。我覺得對於那些犯了死罪的人，不殺他，就叫他來聽新明哭。他這哭比尖刀刺在他媽媽的心裡還痛些。

星明很頑劣，曉明很小，但他們弟兄感情很好，曉明有段時間是在幼兒園，享受當時“天之驕子”的頂級待遇，每餐竟有兩片肉，還發一兩片餅乾，曉明總留下一兩片肉或者餅乾，每當星明放學背曉明時，曉明老遠就喊：“哥哥，我給你留了肉的，還有餅乾。”那時星明的高興，曉明的友愛，這種發自天性的手足是天倫之情，真叫人流淚。

這些都是他們的媽媽講的，那時我在另一個天地裡，不，我是在天堂的仙宮裡，北京，毛主席就住在北京，我一個小小的，竟跟世界—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紅太陽、大救星住在一個城裡，該是多麼幸福呀！我“思媚其婦”的心疼老伴，特地花一百餘元買了一件細尼大衣，委託一上海女同學由上海帶到北京我寄回來的，遠在海北的我想像天南的妻子穿上這件大衣不知該有多麼熨帖，一定會像老殘在大明湖聽白妞說書“三萬六千個毛孔，無一個不舒泰”，我想著當我走下公安的碼頭時，老伴一定會穿上這件入時的大衣來迎接我的欣悅之情——我時常描繪這一景象，哪知我這老伴是個賤骨頭，尼大衣她不愛穿，喜歡吃老蘿蔔，老蘿蔔是她的命，是她的寶貝，是她的野老公，她竟把我送她的尼大衣，送給他的野老公——老蘿蔔了，不少咧，掉了兩百斤蘿蔔。這真是天方奇談《一千零兩夜》。

走迷路，夜宿候船室，直到東方欲曉，辛酸。一九八四年日記。

10月11日 陰，間斷小雨 星期四 

……我被開除回南五洲後，很多人叫我去“找他們解決”（這是求他們給碗飯吃的意思）。我明知無用，也憚於煩難，但也無可奈何。一天我“找了他們”之後天已晚，趕不回去了（多可憐！）我先去找永秀，她送我幾盒煙，未留我，再去找皮祖芳，也未便留我；最後去找朱健甫，朱說要經過黃館長同意礙難，住旅舍未帶證明。真是“黃泉無旅舍，今晚宿誰家？”已到晚上九點多了，最後決定趕回去，不過三十裡路嘛！這一時期，體力尚不甚衰。於是動身，走了將近兩個鐘頭，我發現我記的幾個特徵都未見，最後發覺已走到雷州了，真是懊惱之極，只有再回走，到窯頭埠時已經半夜二時。堤邊有一防汛棚，棚內有燈，一老人在唱歌本，我去敲門借宿，答了話但不肯開門，百般要求，直至說我為他講書，我越是懇求，他越不開，主要是怕我是壞人，實際上我也是“壞人”。我只得繼續往前走，真是夜盡“途窮”。走到候船室時，已筋疲力竭，心有餘力不足了，只得就躺在候船室的椅子上，已子夜三點，那時階級鬥爭特別尖銳“一晚兩三次查夜的”。第一撥為首的是劉永喜的兒子，一個綠頭巾坯子，他曾經進駐過文化系統，應該認得我。但他裝腔作勢搞了一通，我異常憤怒但終隱忍未發。第二撥為首的似乎知道我，（我不認識他）問我是不是“兩開”？從語氣看，完全是種理解同情，當然就絲毫沒有刺傷我。於是，心潮起伏，直至東方發白。

一九七四年覆議，以留職查看一年的決定恢復公職，從此，結束南五洲公社的勞動，也結束了做小工的生涯。

一九八四年

2月2日 明 星期四 

……這樣下去不行，我要找他們落實政策。但是談何容易！簡直比登天還難。

一九七四年元月（臘月二十六、七日）的一天，我給王裕民政委（縣委落實政策小組長）寫了一封信，除了敘述我沒有問題之外，強調說像我這樣解放前的大學生，解放後曾在中央水泥研究院學習的知識分子，在公安恐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公安八十萬人口，難道就少了我一個人的飯吃？少了我一個人的工作？緊接著第三天傍晚我跑他家門口附近去等他。他下班走到門口，我即閃出來三言兩語說明來意。他一面點頭，一面進屋去了。我站門口等。這時天上大雪紛紛，簷下雪水濕漉漉的。我走又不是，進去又不是。心裡亂糟糟的，如階下囚，如乞丐，挺不是滋味。一會，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說：“叔叔，爸爸請你到屋裡去坐。”孩子一句禮貌的稱呼，溫暖了我的心。王政委很痛快，見面就說：“解決，解決，給碗飯吃。”（看來我是名符其實的乞丐了。羞辱啊！）“什麼時候聽信？”“一個星期罷。”

我長呼了一口氣，如釋重負。又過了十餘天，仍無消息。我又于一個中午下班時在紀念塔旁伺著他經過。“還沒解決？”“沒有。”“我到省裡開會之前會上決定的。有你和唐國林，我去問問。”就在第三天深夜，蔣凱上門了，叫我立刻去上班。並說再不能去做小工了。

從此，我結束了做小工的生涯。

陳的日記看後，大慟，再次感到先生不易。他一生雖留下的言論不多，僅薄薄的一本小冊子《戎馬詩話》，然後就是這些日記一類的散章、這些個人絮語，但極富個性、批評性和批判性。現在看來，一個作家最大的特色就是人的個性、現實的批評性和批判性、歷史的責任感和時代的擔當；而批評性和批判性是一個自由作家成長、成熟覺醒和飛躍的重要標誌；沒有這幾點，也許就等同平庸了，就只剩下為時代唱讚歌了。然而，在最艱難最痛苦最殘酷的歲月，他也沒有把自己的腦袋交出去，沒有把自己的筆連同自己的思考交出去，沒有俯仰於權貴；他一生沒有頌歌沒有宮帷體，也沒有粉絲太平的田園牧歌，更沒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所以，我要說，陳有這部《戎馬詩話》和這部“日記”體思想隨筆，夠了。他的高度、深度與廣闊度已足夠。他的日記近似一部小百科。論生活、論人生、論人品、論做人、論成才、論天賦、論社會、論風景、論治學治家治國、論歷史、論軍事、論學問、論讀書、論文學、論偉人、論小人、論奸佞，確實很足夠。

   文字再多又咋樣，著作等身又咋樣？長命百歲又咋樣？他把別人說的和別人想說而不敢說的，以及別人還沒來及說的，都說了；他甚至替別人把後面要活的生命都活了。他一生高邁，堪與一代大師比肩（也一點不過）；“我寧可站著生，也不願跪著死”（陳語），這點（骨頭），堪比魯迅。他最反感的就是下跪，動不動就下跪，一跪一排，一跪一群。有人不過腦子，說他觀念落伍了，已跟不上形勢，事實上指責他觀念落伍的人自己就很渣，很腐朽。什麼叫“落伍”，什麼叫“跟不上形勢”，陳有必要回頭學他那一套，非要像他那樣虛偽、鑽營、搖尾乞憐、拍馬溜須、阿諛奉承，以表明自己跟得上形勢和時代的步伐？確實噁心，陳是這種人嗎？陳學得會這種渣樣嗎？其實，陳的骨子裡就已很超前很先鋒很前衛了，早就與普世價值接軌。你還要他怎麼跟形勢。

這是一部別樣的血淚史、反思史、批判史，另類的精神簡史，同時它也是一部由邊緣人寫下的重要的個人歷史文獻，它通過活頁日記體的形式對個人對人類對靈魂對文化對歷史對政治等方方面面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徹底的反思、重估和批判。非常珍貴，之所以珍貴，是因為這是一部來不及被（特務）發現、來不及被當局政治火化、來不及送“殯儀館”的，從灰燼中搶救出來的日記（可惜，被火和被化成灰的早期的日記估計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日記中很多個人經歷，如，空腹挑煤（六個鐘）、跳江、止咳糖漿、一家四人每餐四兩米，還有先生與大哥、三個大嫂、妹妹等親人骨肉分離團聚、倍受折磨等細節，看後大慟，我甚至長久地泣不成聲，他的苦難和感受掀開了我的內頁，使我聯想起了我的悲催的父母以及我的暗黑在農村的親人們的遭遇，我想起了我的暗黑在地層的悲苦生活；我曾十多年（雙腿）浸泡在農村的豬糞牛糞人糞的水田、頭頂烈日幹著又髒又累的農活，黑汗如雨，還要忍受大家庭和大家族的人生恐嚇極限施壓和侮辱。中國農村，可以說完全等同于弱肉強食的叢林；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百姓之間)相互殘害。在強勢面前，完全毫無道理可言，說你狗屎就狗屎，你永遠不可是人屎，更不可能是人。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層層因襲，每況愈下。

陳去世三十又四年，中國的社會變好了沒，他所盼望的“好日子”來了沒？沒有。不但沒有（如期而至），而且烏雲壓城。再給一個三十又四年，乃至一百年，中國人會有“好日子”嗎，NO！一代又一代，一代再又一代，夠了，中國人的好時間好年華好機遇好發展全給磨掉了，等不起了。只要共黨在，只要獨裁寡頭在，一切時間都給你磨掉。共黨就是一盤巨大的花崗岩石磨、一架消磨時光的機器。共黨執政不是來為你好的，不是來追求文明進程的，不是來追求人的平等自由人權的，不是來提高國民素質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不是來出政績的；而是來折磨人禁錮人的大腦禁錮人的思維和思想的，來煽動人民內鬥、煽動人民仇日仇美仇視西方並與世界民主發達國家為敵的，來開歷史倒車來消磨時間的；他們磨掉國力，磨掉經濟，磨掉文明，磨掉你的人性（只講黨性），磨掉你的靈氣志氣和意志，磨掉你的思考和思想，磨掉一切異類一切叛逆者一切抗爭一切敢於說不的人（“寧可做搶犯土匪，但不要入黨當官”-陳語），同時也磨掉自己的政敵磨掉一切持不同政見的人。大官小官皆如此，尸位素餐，消磨時光。國民的言論自由、人生自由、生命安全大幅倒退。還有什麼不倒退？皇權、特權、特供、淫亂、殺人放火搶劫、吸毒販毒等沒有倒退。中國在世界早已落伍。以儒釋道文化為主導的亞黃皮膚漢族已然成了劣等劣質民族之一。即使是“大同的世界，……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5]

只要共黨在，一切希望皆泡影，一切希望皆渺茫；共黨即一切邪惡和苦難之源、一切噩夢的之源。“倘細細剖析，真要為中國前途萬分悲哀”[6]

文筆變投槍和匕首，人民變戰士、菜刀變屠刀，是怎麼變化過來的。通常情況，菜刀們是不想變屠刀的。但現在，菜刀只能變屠刀，人民只能變戰士了；文筆也被迫只能變成投槍和匕首。

一切都是逼出來的。

所以，陳也不是無中生有的，也是時代的產物，他最終成為一個戰士，也是拜共黨所賜，在他們的八卦高溫火爐裡煉出來的。所以陳不僅是一個將軍，更是一個戰士。戰士更難能可貴。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戰士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成為戰士的。但他可以。他是可以躍出壕塹，衝鋒陷陣，與敵人一對一、一對倆或一對多地拼刺刀的人。“寧站著死，也不跪著生”（陳語）。

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陳先生也有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性，他對神對信仰是否定的。

 “秦漢以下，歷代帝王皆賊也。……人間沒有奇跡。博愛、平等、幸福、自由、道德、真理、理想、真善美……都是沒有的。上帝、天堂、仙宮都是騙人的。長壽是災難，健康是幸福。”（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佛家的‘極樂世界’，道家的‘蓬萊仙境’、孔子的‘大同’，耶穌的‘天堂’，難道還不夠動人，那麼富於羅曼蒂克麼？正因為這是些騙人的鬼話，革命史學家指點我們說，那是應該戳穿的。”（見一九八四年五 十三日的日記）

對鄧小平、秦始皇的評價也是不準確的、失之偏頗，過高。

“……歷史在發展，時代在前進，鄧小平同志偉大革命家的膽識，怎樣來評價，我覺得原來那“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出一個”的說法，庶幾乎矣，鄧小平同志可說駕駛這樣一條百孔千瘡的大破船，安然繞過歷史的暗礁，使近十億人口的中國，倖免更大的毀滅性的災難中，幸其！幸甚！”（一九八四年元月十一日）

“‘老幹會’今天發獎。儀式甚隆重，鞭炮約有十萬響。我榮獲獎狀一張，床單一條。我今天香了，一步老運。不過我這人最大優點是不忘本，如果不是鄧爹爹能有今天麼？休想！真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鄧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

“……塞山碧的《鄧小平傳》看了一遍，再一次得出一個結論，海外的東西，這比我們的東西客觀準確，有人說全書的內容是“歌鄧反共”的，這話對又不對，所謂不對就是並不存在歌和反的問題。即是說鄧小平確實是一個人才，格調遠比毛高。而共產黨確已腐朽透頂。”（一九八七年元月八日）

“秦始皇過去兩千多年了，罵的人固然多，但是過不掩功，他結束戰國二百多年分裂混亂的局面。”（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 

從某種意義來看，陳先生是一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認為“上帝、天堂、仙宮都是騙人的、虛幻的”，“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7]。且認為“人的本質是壞的”，他贊成荀子的“性惡論”。

“對於歷史上關於性善和性惡問題的討論原不曾注意，但越來越覺得這是一個很深的問題。我經歷六十年（我年近花甲）的閱歷之後，我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說，贊成荀子了的性惡論。”（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我一個觀點形成了，即‘人之初，性本惡’”（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的本質是壞的，雖然孟老二聲嘶力竭的喊‘性善’，但古往今來，卻找不到性善的一例。為忠、孝、仁愛、禮儀、和平這些字眼你不能說它不好，否則的話，什麼叫好？難道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恣睢暴戾才善好麼，表面上又通不過。大惡人我沒見過，因為生活裡青面獠牙的人我無緣見到，只聽說過，對他們那些人的善惡不敢妄加評論倒是對那些小惡的人屢見不鮮。劉備說過‘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小惡成大惡，你能說小惡人不壞嗎？上面叫你懲治懲治他，並沒叫你去施行殘絕人寰的肉刑，但是對‘犯人’的一切美妙的刑罰如杏花雨，蘇秦背劍這些整人藝術，都是這起小惡人表演的，如果你說他是大惡人，那他上面的人算什麼？總不能叫天惡人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可說沒叫人把全中國整壞，把全國幹部、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整死整殘吧，全國一千二百萬右派，一千多萬‘政治犯’‘思想犯’的災難，不是這些小惡人親手賜與的麼？！”（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日）

隨後他還列舉了一個貧下中家為了賺錢，所賣“黃金餅”掰開，中心原來是一坨黃牛屎，還有“一個偉大的農民拎著八斤重一壺油”，買到家後倒出六七斤水。 

而他本人卻又極其本善的，一生與人為善，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善良，徹底的；他的笑容陽光燦爛，“他曾是一顆照亮了無數人的最亮的太陽”，“眉宇中沒有一絲哀苦”（陳應松），他的笑容完全是從心底發出的，他的笑容像聖徒那樣，有一種很強烈的感染力和感召力。但他又是反信仰的，他的行為和存在否定了他的“性惡論”；陳是一個矛盾體，本質上很悲觀，他對他的子女對他的婚姻家庭很不滿，他後背發涼，他甚至早就預見了某種背後的淒涼；但他又很樂觀，充滿了一種理想主義色彩，期待共黨時代有一個“好日子”。但他辛辛苦苦所建的居所，現在也空空蕩蕩，冷冷清清，門庭冷落。由於他是過來人，把住房看得很重要，為此花費了不少的精力和時間。很多時間在為房子而奔忙，期求永居。其實，永久安居，中共是給不出的。看清了，這就是一個王國，一個比王國還王國的王國（一個紅色帝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8]。中國歷代造反，最終都是為了稱帝；其次就是怎麼保住皇位。屁股坐穩後，就幹兩件事：一、榨幹老百姓（納稅交錢）；二、防百姓動亂造反。從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開始，兩條規則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國富而貧治（不能讓百姓有錢）；二、民愚則易治（不能讓百姓聰明）。共黨遵循的也是這種反人類的邪惡的鐵律。在這樣一個沒有民主憲政，沒有私有制（而一切只有公有）的國度裡，再牢固再牛叉再永古千秋的房子也相當於建在流沙之上；進一步說，再精美再金碧輝煌的房子，即使皇宮，對一個匆匆過客來說，也就一個帳篷而已。有必要花那麼多功夫和時間嗎？這是我要批評老師的地方。因為日記中有多處記載：房子房子房子…… 建材建材建材…… 我是一個不怎麼考慮建房的人，眼一閉，一縷青煙，人就那麼大一個“火柴盒子”。但由於“拜‘毛萬歲生前三十餘年執政’”，先生從“原來較富的人成了最窮的人，三十三年，身無立錐之地，確成‘無產階級’了，‘很榮幸，老父，我，老妻，大兒、小兒，三代四家無一個有房子的’，且‘囊空如洗，傷心’之至，‘輾轉反側，夜不成寐’”。所以，也很理解。問題是在一個一切的自然資源都歸國有和公有的國度，你的房子建得再牢固，你的鋼筋再粗，你的水泥再達標，你的地籠紮得再深，不也等同築於流沙嗎？國家的機器，說摧毀你，照樣摧毀你；即使埋在深不見底的無名的地下，即使你是帝王陵（九個腦袋，埋骨多處），說挫骨揚灰，照樣挫骨揚灰。

至於“性惡論”，我不是完全同意，不能一概而論；有生性惡者，也有生性善者；“性惡性善”不是絕對的，它們是可以在一定的語境下，一定的歷史和氣候條件下發生某種轉移和轉化的。很多壞事，不一定全是性惡的人幹的，有時恰恰是“溫良恭儉讓”的人、一群氓眾庸眾集體作惡的結果。這裡有歷史的成因文化成因，有沒有信仰的成因，但主要是文化的成因和沒有信仰的成因。不能全然歸於性善性惡。

一九九一年的某一天，突然得知先生生病住院，我萬分悲傷，淚雨滂沱，有一種天黑和天旋地轉之感。立即趕往荊州，與先生見了一面，也是人生的最後一面。確實他“已是一根竹竿/撐著空衣”，立在荊州醫院的宣傳櫥窗前，臉蒼白，冷風吹拂著他背後的破紙，然頭髮如鋼絲，一根根向上豎立。他說，“你不要傷心嘛，沒事兒，人遲早都是要過這一關的……”，下面也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我全是淚水。我知道，他是不願見淚水的，但忍不住。後來，他突然就走了，“在一個華麗的日子裡/您停止了呼吸/空氣中突然鉛進一種沉重的東西/我的目光無法抬起”[9]。

對自己的喪失，他也許早有預感，就像他早就預見了某種背後的淒涼一樣；這種淒涼還在於他的最得意的弟子的某種“背棄”，不稱義；甚至對他的懼怕，怕到連寫的懷念文章也不願放上去，先有陳應松撤稿，某接著提出撤稿，一定（必須）撤，很篤定。甚至說我“站著說話不腰疼”（現在感到陳的堅硬了，感到陳“硌”腰了，過去咋就沒有這遠見呢？）。……也不知道他們怕些什麼。這又不是叫你上陣拼刺刀，只是叫你拿一篇懷念文章就㞞了，究竟是怕先生的冰斧的殺傷呢，還是怕先生的“太陽”太烈燒死呢，或者怕先生的重火藥影響或“轟炸”了自己的“錦繡前程”？！

撤稿，不知是自以為很聰明，還是自以為很高明，會審時度勢，會觀風向；也即，一旦形勢對自己不利，必須改變和變色。改變自己的屬性，先把自己隱藏起來。要轟要炸，就轟炸那個死鬼，要死就讓他再死一回（死一千回也無所謂）；死人已不復存在，我們在存在；死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死人已不吃飯，但我們還要吃飯的；只要能吃飯，什麼都可以；反正我們已與他撇清，已不在一條壕塹。太聰明了。這就是陳青眼的一貫大贊特贊的弟子、他特別欣賞的出類拔萃的英才，一旦風向變化，嘴臉就變，翻臉不認人，反正人走茶涼；一旦時局有變，即刻變色，㞞包一團。以致放出的言論（文章）也不作數，也要收回，堅決收回。也有人，垃圾一堆一堆，廢紙成山，約他寫一個懷念稿，；答覆是“我與陳沒有什麼來往”。可日記中經常看他跑陳，不這事就那事，都是有求于陳（此人不提也罷，髒筆）。——真的悲哀！先生您就哭吧，哭在黃泉。英才是什麼？

一個人縱有再大的才華，卻可隨時變色和改變，不持恒，實用（主義）的一套，還能算英才嗎？英才必須持恒（信仰），必須勇敢和堅定，必須抗高寒；必須具有歷史的擔當，必須具有歷史的使命感的；英才不能僅僅滿足於現狀，必須敢於質疑現實，抨擊現政，必須具有對現實的批判精神；英才必須是時代的良知和時代溫度計；英才必須具有獻祭和犧牲精神。才是什麼？人的最大的才就是思想，就是火焰，就是對真實對真相對真理對信仰的堅持，甚至對真理對信仰的堅持超過了對生命的堅持。什麼是火焰？火焰就是無論遭遇多大的狂風暴雪、多大的災難，都持恒，永不熄滅，永遠燃燒。

陳先生就有這樣的火焰，持恒；一生堅持真實，堅持真理，堅持公義；一生底層，一生壕塹，一生一線，一生風雪，始終葆有高寒戰士的英雄本色；他具有英才的各方面的最重要的屬性；他的最重要的遺產，就是破冰、趨光和驅魔，就是他的抗爭、戰鬥和批判精神，永不屈服；寧為玉碎，不求瓦全。

出此書，以召喚先生，並向先生敬禮！

                                                          2025.03.04.紐約法拉盛

                                                                               訂於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