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 猪 的 母 亲 

刘俊奇

九十多岁的母亲每次说到自己的属相，总是一脸的满足与幸福感——“看看我啊，一天到晚的什么心都不用操，什么活也不用干，吃饱了睡，睡醒了吃，真格的成了猪了。”在母亲看来，所有的属相只有猪不必为生存忧虑，每天好吃好喝，优哉游哉。

听着母亲这番话，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许多的往事如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号召农民家家户户养猪，以解决城市肉食供应和农业肥料不足问题。儿时的记忆中，我们家养猪却屡屡不顺，小猪仔长到四五十斤便不明原因的死掉，这让疾病缠身的父亲十分苦闷抑郁。于是母亲便提议，咱是不是换个样，养头母猪试试。

我们家饲养的第一头母猪是白色的，通体粉红，性情温顺，第一窝便生了四个小猪仔，第二窝生了六个，不仅带来了一些收益，更让父亲的脸上现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父母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然而就在第二年夏天，久病的父亲带着不尽的牵挂，撇下我三十三岁的母亲和不谙世事的五个儿女，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一年我虚岁不满十五，最小的妹妹刚出生三个月。

这年冬天，母猪似乎也怜悯我们孤儿寡母，竟然一窝生了十四头小猪仔。时值腊月，当母亲看见大腹便便的母猪拖着笨拙的身子开始衔草扒窝时，便不敢离开左右。那个漆黑的夜晚，母亲为母猪接生，我手里端着一盏小煤油灯，为母亲照亮。——其实，猪生仔是不必接生的，而母亲却执意这样做。每个小猪仔离开母体，母亲便为它扯断脐带，抹去脬衣，然后捧到猪妈妈的乳头上，看着小猪仔吃到了奶才放下心来。半夜时分小猪仔全部降生，母亲让我把提前准备好的一盆温热的小米汤送过来。看着母猪喝完，猪仔们一个不少地依偎在母猪的怀里，精疲力尽的母亲才离开猪圈。

母亲给刚生完崽的母猪喝小米粥这个细节，许多年里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那个年代，小米在我们家乡是珍贵滋补品，只有病人和坐月子的女人才可以享受。母亲自己喝着苦涩味道的烂地瓜干粥，却舍得把小米粥给母猪喝，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她把母猪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未来的日子里，她将要与这头猪一样，担负着拉扯一大帮孩子的职责。

在母亲最悲伤无助的时候，正是这头母猪和十四只活蹦乱跳的小猪仔让母亲树立起生活信心——有了这窝猪，就可以好好地养活自己的孩子了，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总不能连这头母猪都不如吧？乡亲们与母亲半开玩笑半认真，一语双关，“你这是养了一窝金元宝啊，好好地拉巴着，享福的日子在后头呢！”母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模样。

为了让母猪有充足的奶水，母亲把家里最好的地瓜干做饲料，用做饭的锅把猪食煮得软烂，搭配着泡好的花生饼或者煮熟的豆饼，如同伺候做“月子”的亲人那样用心。

母亲对小猪仔更如孩子般的呵护。母猪的乳房有十八个乳头，猪仔们吃奶时你争我抢互不相让，那些抢到下面一排乳头的可以趴着享受；而抢到上面一排的则不顾吃相，踩在下层者的背上恣意践踏撞击，于是便使得秩序大乱，那些弱小者被挤到了外围，哼哼唧唧无可奈何。此时，母亲便拨开那些已经吃得半饱的，让弱小者也能够吃饱。

随着小猪仔一天天长大，食量也越来越大。母猪每天被十四个孩子纠缠、撕扯着，每次喂奶都会累得喘息不已。持续大量的分泌乳汁，身体的钙质快速消耗，猪妈妈很快就站不起来了，只能爬到石槽前吃食。母亲便把猪食盛在盆里，端到它的身边。看着可怜兮兮却依然坚持哺育着孩子的猪妈妈，母亲一脸的怜惜，仿佛瘫痪的是她自己。

母亲让我去集市的汤锅周边捡来一些新鲜的猪骨和牛羊骨，用锤子砸成碎块，然后再放锅里炒至黄脆，砸成米粒大小，掺在猪食里。母猪吃了三四次竟然又能站立起来了。母亲一直坚持喂食自制的壮骨粉，直至十天后小猪仔断奶。

为了让断奶后的猪仔长得快、长得胖，母亲每个昼夜要喂食六次。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煮猪食，端着一个盛满食物的大盆，弓腰弯背，奔波在家与猪圈之间。遇到雨雪天，母亲常常一身水一身泥。猪仔长到了三四十斤，争抢食物时蹭得母亲一身猪粪，尖砺的蹄子把母亲的脚踩得伤痕累累。那时我正在上小学，喂猪的活儿几乎由母亲一个人承担。1974年我参加工作后，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雨衣和雨靴，惹得母亲大为光火，说挣钱不易，埋怨我乱花钱。

今天，家乡的人们已经用上了液化天然气，蜂窝煤炉子也鲜有使用，更没有人使用农作物秸秆烧火煮饭。而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煤炭供应尤其紧张，每天放学后搂草捡柴火成为孩子们的日常。

父亲去世的那年冬天，一场几十年不遇的暴雪下得沟满河平，给生活带来无法想象的困难。多日的大雪封门，既要做饭，又要煮猪食、热猪食，家里包括小板凳甚至推磨棍也成为燃料，再后来母亲只好忍痛点燃地瓜干。人少吃一两顿饭可以忍耐，猪吃不上食物就会因冻饿而死。万般无奈之际，母亲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冒着跌落冰河的危险，去六里路之外的我二姨家担来两筐煤。一路上母亲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跤，到家时活脱脱的一个雪人。

儿时的记忆中，家乡的雨雪总是那么多、那么勤，特别是秋天晒地瓜干，常常因为阴雨而大量腐烂，长着黑色的霉斑。即使是这样的地瓜干母亲也舍不得扔掉，泡一泡淘一淘用来烙煎饼，便是一家人每天的食物，母亲却把最好的地瓜干用来喂猪。猪吃得好就可以长得快，早一天出栏卖个好价钱。有了钱，我们兄妹才能够有饭吃有衣穿。

母亲无论多么苦多么累，也坚持让我和弟弟上学读书。十多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们兄弟俩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大学生。

那个时候，农村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母猪作为“造肥的机器”，每天和成年人一样可以记一个壮劳动力的工分，小猪仔则根据出栏时的总重量，另外计算工分。母亲对此并不满足。作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既要养猪又要参加集体劳动。母亲半夜里还要爬起来到生产队的副业组推粉磨或者做豆腐，每天挣两份工分，就如一只被不断被抽打着的陀螺，不分昼夜的旋转着。村里的老姊妹们这样调侃，说如果有一天我母亲累死了，拿着一张工分票在她的眼皮上拉一拉，母亲准能“还阳”。在母亲心中，挣工分就如同挣钱，工分是她的命根子，而命却是不值钱的。我大伯曾经这样慨叹我的母亲：钱是命，命是狗屎。

每一天，母亲把猪喂饱了，让我们兄妹吃饱了，自己还饿着。母亲总是担心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兄妹吃不饱，每次做好了饭都是先让我们吃，看见我们剩下了自己再吃。饥饿、不懂事的我们却常常把饭吃的精光……

有一次母亲煮好了一锅猪食，那是用上好的地瓜干煮的，还掺了一些豆饼。闻着甜兮兮、香喷喷的猪食，饥肠辘辘的母亲终于没有忍住，盛了一碗吃了。原料好是无疑的，而用来煮它的水就没有那么讲究了：或许是刷锅、刷碗的水，或许是洗过菜的水。母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吃完了这碗食物，母亲一脸的愧疚和泪水。

她愧疚与我们家的这头功勋母猪争嘴。

母亲四十六岁那年便离开了家乡，随我们到城市生活。有一次母亲再次说起这个事情，她的这句话让我泪奔——

“想想那个时候过得日子，真是连头猪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