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难忘少年时（三）

龚如仲（Ralph)

童年捕捉蟋蟀的趣事，字里行间流淌着纯真的快乐与惊险的刺激。那顶"会游走的草帽"，既是意外的惊吓，也是时光馈赠的鲜活记忆。少年时代的浪漫，或许正是藏在这些黎明前的冒险里——黑暗中的虫鸣是自然的谜题，虚惊一场的蛇影成了成长的印记。年复一年，那些与草木泥土为伴的清晨，最终沉淀成生命中最清亮的欢愉，让人在往后的岁月里回首时，仍能听见自己当年怦然心动的声音。

当深秋到来的时候，我最乐意干的一件事就是到离家不太远的名叫“头道桥”或更远一点的“二道桥”的乡下去抓蟋蟀。要想捕获蟋蟀中的良种，我不得不乘天色未亮就起床出门。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就开始摸索着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听，从蟋蟀们的“歌声”中去寻找它们的居所。有一回，正当我小心翼翼地在一条田间小径上行走时（因为天色太暗），忽然间我看到小径的中央似乎有一顶“草帽”。我当时喜出望外，赶忙弯腰伸手去捡那个平空而得的“意外财”。正当我手指触及那个“草帽”时，忽然间那个“草帽”动了，而且快速地游走。原来那是一条盘在路上睡觉的长蛇。我不知道这条蛇是否有毒，不过当时可把我吓得够呛。就这样，一年复一年，我享受着度过了我快乐的少年时光。

（三）独特奇妙的本土色彩

在我少年时的经历中，我深深感到上海人有其特有的生存状况和奇妙的语言文化，或者更明确地说，上海人有其独特而奇妙的本土色彩。我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早在民国时期，这个城市就成了外国冒险家的理想乐园，外来租借式的风水宝地和西方列强们的侵占梦乡。解放之后，城市回归于人民，而这个本来就相当发达的城市还得以以一日千里地高速度发展着、进步着，成了中国最为发达和最为先进的大都市。正是因为上海的巨大魅力，便使得这城市中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永久性居民们天生出一种优越感。在上海人的眼里，这个靠近东海口，面向黄浦江的大都市是中国最棒的城市，而作为上海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我少年时代，那时候的上海人不但对外地城市表现出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而且就是在上海本土之内，生活在不同城区的上海人也是彼此间斤斤计较、纠缠不休。从大处看，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就粗略分类，上海居民中除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之外，最多的移民是来自于浙江、广东和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常州）的“南帮人”和来自于江苏北部和少许安徽南部的“北帮人”（当然，这种分类的说法是不够精确的。比如，来自于江苏南通的移民，你就很难将其算入“北帮人”或“江北人”之列，因为虽说南通地处长江之北，但从“吴语文化”的角度来看，南通话是典型的南方话，而非江北腔调。所以，南通人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江北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差别感”：春风得意的上海人是“南帮人”，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干着体面的工作（比如，金融、航运、厂家、店主、外贸等等。当然，“南帮人”当中也有“穷光蛋”），那些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山阴路等较高档的“石库门”或“小洋楼”是属于他们的居所。次之，就是包括我家人在内的“北帮人”（也被骄傲的“南帮人”称之为“江北人”）。“江北人”多以干苦力为主（比如，蹬三轮、扛大包、修马路、纺织工等等。当然啰，“江北人”当中也绝不缺乏腰缠万贯的大商巨贾或企业大亨），而其居住的地方，不是弄堂里狭小的“亭子间”，就是进出房门必须弯腰低头的“三层阁”，或者是位于贫困地段的“棚户区”。遗憾的是，上海地位最低的居民应该是包括一江之隔的“浦东人”在内的、散居在周边城郊的“乡下人”。当时的黄浦江看起来似乎是一条“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分界线，因为浦西住的是城里人，而浦东则是住着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