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韵千年
从吟唱到朗诵的蜕变与适用
——兼谈名人们的诗歌吟唱
长风剑
在历史的长河中,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犹如双生花,时而紧密相依,时而各自绽放。回溯往昔,《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四言句式、重章叠唱的形式,伴随着悠扬的乐声在民间传唱,那质朴的情感随着旋律流淌,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楚辞里,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已难以考证当时的吟唱曲调,但可以想象,在其诞生之初,必然也是与音乐相和,以独特的楚地韵律抒发着诗人的壮志与哀愁。
乐府诗更是音乐与诗歌完美结合的典范,《孔雀东南飞》以长篇叙事,讲述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其句式自由,换韵灵活,“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朗朗上口的语句在音乐的烘托下,让故事更具感染力,口口相传,成为乐府双璧之一。还有歌行体,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豪迈奔放的诗句,配合着起伏的节奏,无论是在宴席间吟唱,还是文人雅集时诵读,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音乐的适配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诗歌的发展逐渐出现了新的方向。律诗、绝句与词牌的兴起,标志着诗歌在语言声韵美学上走向了精密化。律诗的平仄规则,如“粘对”原则、避忌孤平,将汉字的四声(平、上、去、入)进行二元分类,通过声调交替形成内在节奏感。杜甫的《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朗诵时,声调的自然起伏凸显出平仄对比,那顿挫的张力仿佛能让人感受到诗人登高时的萧瑟心境。而若将其吟唱,旋律一旦覆盖声调,就会削弱这种精微的声韵之美,使诗歌失去原有的韵味。
词牌最初源于配乐歌词,温庭筠的《菩萨蛮》,在唐代或许是配合着当时流行的曲调演唱,婉转动人。但到了宋代,文人的参与让词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姜夔的《扬州慢》,虽然保留着词牌名,可创作重心已逐渐转向语言意境。随着时间流逝,其音乐曲谱失传,词更是加速向案头文学演进。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那豪放的气韵,是通过词牌格律的约束与突破来实现的,与音乐伴奏的关系已不再紧密。
如今,时常能看到一些名人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名,将律诗、绝句与词作品,在没有进行专门谱曲配乐之时,就信口吟唱,既不具备真正的音乐美,又失去作品原来精心构筑的语言声韵美,这实则是陷入了审美误区。就像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叠字设计依赖仄声(入声字“觅”“清”)的短促感营造凄切氛围。若强行配乐吟唱,旋律的绵长线条会模糊声调对比,原本精心雕琢的声韵匠心就会变得平庸,失去了原作的独特魅力。
再看律诗、绝句的格律框架,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格律严谨,平仄交错,读起来抑扬顿挫,通过朗诵能很好地体现出其韵律之美。如“风急天高猿啸哀”,“风急”是平仄,“天高”是平平,“猿啸哀”是平仄平,声调高低起伏。若未经改编与专门配乐就随意吟唱,可能会因为缺乏对平仄韵律的准确把握和节奏控制,而无法突出诗句中那种平仄铿锵的语言声韵之美,使诗歌的韵味大打折扣。而乐府诗与歌行体,它们句式自由、换韵灵活的特性,注定更适合音乐起伏,从诞生起就是为演唱而生。
在诗歌的发展历程中,诗体功能的分化是历史的必然。朗诵诗,如律诗、绝句、文人词,以平仄格律构建起语言的内在音乐性,王维《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平仄交替,朗诵时,声调如流水般自然韵律尽显。而歌词,无论是古代的《诗经》《乐府诗》,还是现代的流行歌词,摆脱了格律的束缚,以通俗语言适配外化旋律。方文山《青花瓷》中“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现代意象配合着动听的旋律,迅速传唱开来。
现在有的名人在某些场合下,将律诗、绝句和词牌名作未经专门改编或配乐,就随意吟唱,宣称是“弘扬传统”,这种做法实际既失去了古雅韵味,又缺乏审美价值,并不值得提倡。
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应当尊重诗体的功能分化。若追求声韵的精微之美,就深耕律诗、绝句的平仄格律;若志在传唱,便回归乐府传统或创作现代歌词并给以配乐即可。就像书法中的“碑帖”与“榜书”,一个注重笔法细节,一个追求整体气势,不可混为一谈。
类似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等文化节目有其积极意义——特别是在对律诗、绝句与词牌作品以外的各类古体诗的演唱方面。但如能在谱曲与配乐方面,更加注重还原古雅风韵,而不只往流行音乐方面靠,相信应该更能体现中国传统诗词的“古调新声,文脉相承”之美。对于律诗、绝句与词牌作品,则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其平仄声律的音韵之美,尽量只朗诵不进行吟唱;如非要进行吟唱尝试,则必须特别关注其平仄韵律,进行专门的旋律与配乐设计,且明确这种尝试的“艺术实验”属性。而不论是对对律诗、绝句与词牌作品,或是其他的古体诗歌体裁,笔者都不主张进行不谱曲配乐的人声吟唱,即使是用现在得到不少人推崇的所谓“华调吟诵”方式,笔者也认为不合适,更不主张在大众场合下进行。因为此类尝试,实际上还是一种非朗诵的吟唱,在审美价值上远不如直接配乐为歌来得优美,也无根据可以证实其符合历史上的吟咏方式,只适合于爱好者的小众尝试,不应将其标榜为“文化正统”。
总之,律诗、绝句与词作的审美价值,在于其以平仄格律为框架的语言声韵之美。名人的吟唱实践看似高雅,实则消解了汉语声调的精微性,模糊了诗体功能的历史分野。唯有让七律、绝句与词牌作品等朗诵诗回归案头,让承传古乐府、古体诗传统的歌词拥抱旋律,尊重诗歌发展的本体规律,才能实现诗乐共生,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