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读书干杯

冯喆

我于上世纪1965年开始上小学，是村里一位名叫登金的爷爷带我踏入学校的，直至今日，我都难以忘怀。1976年6月25日，我高中毕业，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全程经历。当时，老师们被打成“臭老九”，教学积极性自然不高。学校没有升学的压力，学习氛围也不紧张。那时，学校整天组织大批判或者开展开门办学，根本无法安心念书。不过，由于家庭贫困，加上淳朴乡亲的谆谆教导，我自幼便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黍”深信不疑。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其他特别的爱好，唯独热爱读书。

那个年代，要找到好书极为不易。一来没钱购买，二来难以借到。许多优秀的书籍、名著，被打成了“大毒草”。好在我们村有一位老三届毕业生，毕业于市三中，据说当时是三中红卫兵司令部的司令，颇具权势。他从三中图书馆弄来一些被视为“大毒草”的书，实际上都是中外名著。我阅读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从他那里借来的。今天借到，过个两三天就得还回去。有时，我还会给书包上书皮。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书非借不能读”这句话的含义。我还从表姐（同样毕业于市三中）、同学、老师那里借书，只要觉得某本书好，就会想方设法借来阅读。

我读书从不挑时间，总是见缝插针：走路时读，睡觉时读，上课时读，课间休息时读，帮母亲烧火做饭时读，下地干活时也读……读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村里的人都把我当作读书的榜样，家家户户都拿我读书的事来教育自家孩子。正因如此，许多调皮的孩子都不太愿意和我一起玩。

那时，家里用的是柴油灯，后来条件稍好一些，才用上煤油灯、罩子灯。晚上，我把小煤油灯挂在墙上，躺在床上看书。那次，我从表姐那里刚借到一本《红旗谱》，一来书的内容精彩，二来想着尽快还给表姐，所以白天看，晚上也看，几乎是连轴转。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也不知怎么回事，把灯从墙上碰了下来，灯油洒了，被子也被点着了。我只感觉身子底下发热，硬是用自己的身体把火压灭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着实吓出一身冷汗。褥子角被烧了一块，幸亏及时把火扑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离高中毕业还有十来天的时候，生产队竟然选拔我当队长。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深感责任重大，便去找二叔商量。二叔说，队长这活儿，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又干不了，还劝我趁早别接这差事。恰好那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便去找支部书记，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不想当队长，想专心复习备考的想法。大队十分体谅我，居然把我安排到了大队林场。那可是个轻松的活儿，一般人可没这待遇。到了林场，场长更是照顾我，安排我专门看管果木，实际上是让我能专心复习迎接高考。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报答那些关心、帮助我的好心人。

于是，我更加努力地读书，熬夜到半夜已是家常便饭。我住在林场，这里离村庄足有二里多路，没有人来打扰我。我用的是场长的办公桌，晚上点的是林场的煤油灯，而且是一盏带罩子的提灯，也就是小马灯，不怕风吹。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读书的劲头也更足了。到了上世纪1976年9月，参加高考复习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复习，不清楚复习的内容和方法。那时的联合校校长，也就是教育组的张主任，竟然让许多学生到我们村林场来找我，学习我是如何复习的，我一下子成了全公社的名人。这都多亏了我平日里刻苦读书啊。

由于我读书多，在学校念书时，语文成绩特别突出，尤其是作文，深受语文老师的赏识，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还让同学们背诵。那些学习不太好的同学，常常因为背不出我的作文而受到老师的批评，他们因此怨恨我也是常有的事。

后来，我先后考上了中专、大专，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参加工作以后，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这也让领导和同事们十分钦佩。再后来，我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和业务领导，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我一直以来刻苦读书。

现在，我的学习和写作，大多在电脑上完成，但我对读书依然情有独钟。枕上、厕上、路上，依旧是我读书的最佳时间。啊！我这辈子，注定要与读书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