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刃向内淬铁军——从李刚案看新时代纪检监察系统的自我革命
编者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原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刚被查，从“监督者”到“被查对象”的身份反转，敲响“执纪者违纪必严处”的警钟。此案彰显党中央“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决心，打破“监督豁免”幻想，释放“反腐无禁区、违纪必追究”的强烈信号。它警示全体党员干部：无论岗位多特殊、权力多大，触碰纪律红线必受严惩。唯有以零容忍清除“灯下黑”，才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让监督执纪权始终成为守护党的肌体健康的“利刃”。
刀刃向内淬铁军——从李刚案看新时代纪检监察系统的自我革命
明渊庆泽
一、事件背景：“监督者”沦为“被查对象”的警示意味
李刚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其被查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本是党的组织人事领域“监督链”上的关键一环，却因“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财物”等问题沦为被审查对象。这一身份的剧烈反转，暴露出个别纪检监察干部理想信念崩塌、权力观扭曲的深层次问题。
从时间线看，李刚于2024年9月被立案审查，2025年4月被“双开”并移送司法，调查周期长达7个月。这一过程既体现了纪委监委对案件查办的严谨性，也彰显了对“灯下黑”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坚决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李刚的违纪行为持续至党的二十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与党中央“越往后越严”的反腐基调形成尖锐对立，其行为的危害性更显突出。
二、核心问题：多维违纪背后的深层病灶
李刚案件暴露出三大核心矛盾，成为检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显微镜”：
1. 政治忠诚的彻底溃败
通报中提到其“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公然践踏。所谓“政治骗子”，指的是通过虚构政治背景、伪造领导关系等手段，在干部选拔、项目审批等领域行骗牟利的群体。李刚与这类人勾结，不仅反映出其对权力的投机心态，更可能导致党内政治生态被污染，甚至为“政治掮客”渗透组织部门打开缺口。2023年中央纪委通报的多起案例显示，“政治骗子”往往与个别干部“权力寻租”形成共生关系，李刚案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缩影。
2. 监督职责的反向异化
作为派驻纪检组组长，李刚本应监督中央组织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却将监督权力异化为“设租”工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干部选拔中为他人谋利”，直接破坏了组织工作的公正性。这种“监守自盗”行为，若长期未被查处，可能导致干部选拔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动摇党的组织建设根基。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组织系统查处的“带病提拔”案件中，12%涉及纪检监察干部干预，李刚案的查处为斩断这一不良链条敲响了警钟。
3. 廉洁防线的全面崩塌
“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收受巨额财物”等问题，暴露出李刚将职务便利转化为个人利益的贪婪本质。值得警惕的是，其违纪行为可能涉及“期权腐败”——利用任职期间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在退休或调离后兑现利益，这种隐蔽性较强的腐败形式对监督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2024年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中，15%存在“期权腐败”特征，反映出反腐斗争正从“显性贪腐”向“隐性贪腐”深入攻坚。
三、深层意义：自我革命的突破性实践与制度重构
李刚案的查处绝非孤立事件，而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标志性节点，蕴含三重深层意义：
1. 打破“监督豁免”幻想：释放“谁搞腐败就查处谁”的强烈信号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决防止和反对‘灯下黑’”，李刚案的查处正是对这一要求的践行。2023年以来，中央纪委已查处包括原派驻国家烟草专卖局纪检组组长潘家华、原北京市纪委副书记张铁军在内的27名纪检监察系统厅级以上干部，形成“清理门户”的高压态势。这种“刀刃向内”的勇气，打破了“监督者不会被监督”的错误认知，证明党内没有“特殊群体”，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之人”。
2.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破解“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历史性课题
针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问题，党中央近年来构建了“制度+科技+文化”的立体监督体系：在制度层面，设立中央纪委干部监督室，专责监督纪检监察干部，2024年该机构立案审查纪检监察干部违纪案件同比增长23%；在科技层面，依托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监督信息化平台，实现对干部审批、办案、社交等行为的全流程监管；在文化层面，开展“铁军铸魂”专项教育活动，将李刚案等反面教材纳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警示教育库，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3. 净化组织生态：重构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闭环
李刚案暴露的组织领域腐败问题，推动中央组织部同步开展专项整改：一方面，建立“纪检监察组组长任职回避”制度，明确派驻纪检干部不得在曾任职或有利益关联的单位从事监督工作；另一方面，在干部选拔中引入“政治素质反向测评”，将“是否结交政治骗子”“是否干预组织程序”等纳入负面清单。这些措施标志着干部监督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组织建设的“防腐堤坝”。
四、社会影响：从个案警示到治理升级的连锁反应
事件引发社会各界深度思考，形成三大治理启示：
1. 舆论场的正向引导：夯实“反腐无禁区”的全民共识
案件通报后，微博、抖音等平台相关话题阅读量超10亿次，“纪委查自己人更狠”“组织部门不是‘保险箱’”等评论成为主流。央视《新闻1+1》专题节目指出，李刚案的查处“让老百姓看到，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进一步巩固了公众对反腐斗争的信心。多地纪委监委通过“开放日”活动，向社会公开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流程，将“自我革命”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治理实践。
2. 地方实践的警示延伸：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乘数效应
贵州省将李刚案与当地医疗系统腐败案结合，开展“双线整治”警示教育，推动全省修订《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办法》；江苏省在纪检监察系统开展“打铁必须自身硬”专项行动，建立干部“八小时外”社交报备制度；中组部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明确要求，将“严防纪检监察干部干预干部工作”纳入年度督查重点。这些举措表明，个案查处正转化为系统性治理效能。
3. 国际反腐的话语建构：彰显中国特色反腐道路的制度优势
李刚案的公开查处，被国际反腐败组织（TI）评价为“中国共产党勇于直面内部问题的例证”。与西方“选择性反腐”不同，中国的反腐斗争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结合”，既通过纪委监委专责监督清除害群之马，又通过巡视巡察、群众举报等渠道拓宽监督网络。这种“自我净化+社会监督”的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反腐败的“中国方案”。
结语：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执纪铁军
李刚案的查处，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切片式呈现”：它既暴露了个别纪检监察干部的蜕变问题，更展现了党解决自身问题的坚定决心和治理能力。正如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的，“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带头践行‘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强化自我监督”。唯有持续推进“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才能确保纪检监察队伍始终成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作者简介 明渊庆泽（笔名），1961年7月生于山东泰安，汉族，研究生学历。历任教师、机关及基层职务，长期任职于市县两级政协及政府领导岗位，历经多岗位历练，为推动省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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