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一直未深睡，辗转反侧，莫名的兴奋。凌晨5点多起来，发现半夜近3点时，宝光兄弟发来了他的文评，直说来迟了。原来冥冥之中我们还是彼此有感应的。美好的文字与友情，永远不存在迟到一说。昨晚，宝光在遥远的杭城敲击关于我和《繁花深处》的文字，字字句句仿佛在叩动着我的心房，让我心有感应，难以入眠。宝光兄弟与我的交集有很多年了，尽管我们见面的次数有限，但是我们的文学友情很长。他少年时就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学生，如今已成为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编辑，短短的20年时间成长的这么好，完全是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所致。他在文评中说是我无意中影响他走上了文学之路，让我受宠若惊，我充其量只是做了一点勉励的事。我想，如果宝光这样的作家也算是受了我些许影响而走上文学之路的话，那这样的人也就太多了，但是能够如此在纸上坦然地认了我这个老师的，这样的人还是不多的。我以为，人的一生总是在帮助别人和被人帮助着成长的，我感慨宝光兄弟的真诚与善良，也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文瑞
文瑞回来了
谢宝光
久违的文瑞回来了，带着他的《繁花深处》。
断断续续读文瑞先生文章二十年了，我发现他的文本有个一以贯之的特性，就是非日常性。
也许是另一重文化学者的身份使然，文瑞的“文脉”总是扎根在大地深处，与“烟火日常”保持着一段垂直纵深的距离。他鲜少写风花雪月、饭后茶余之类的“轻文章”，那不是他的风格，也非志趣所在。即便以日常的面貌切入，也不会在一些表层的东西上打转，他的笔类似一根无声的冲击钻，不断向下掘进，往沉积岩一页一页的幽深处勘探，搅动某种铜锈般的回响——就个人的理解来说，我觉得文瑞先生毕生的写作都在追寻这种“回响”。
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繁花深处》，貌似文艺的书名多少带有一点“欺骗性”——它的重点不是“繁花”，而是“深处”。从文字风貌上看，文瑞大概属于审视大于审美（或者说通过审视构建审美）的作家，即便他闲来无事，到公园遛弯赏一树樱，也带着一种“深度考究的目光”——他不会满足于感官上的花香花色，不会的。他的目光有点逆水行舟、溯源而上的意思，沿着花蕊、花枝、树干一路往下探索，最终抵达树根在黑暗中紧紧盘扎的土壤。
如果说有一种写作聚焦花和人的审美关系，那么文瑞则更重视挖掘花和大地之间的隐秘联系——当然，这二者并无天然的艺术高低之分，我想表达的是文字内在路径所呈现的理念差异。
就文章题材的归属地来说，《繁花深处》把将近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了赣南，另外一半里的部分给了江浙沪，部分给了南昌等地，都是他多年来的旅居之地。赣南是文瑞先生的故乡，也是他倾尽半生书写的对象。他的书写兼具文学和文化双重属性，因而驳杂，因而斑斓。
文瑞将赣南的山水人文写到了什么地步？这么说吧，如果一个外地人想了解赣南的前世今生，读文瑞一人的著作就够了。就算是土生土长的赣南客家人，对自己的血脉渊源，在发言权上也没几个能胜过文瑞。他写过一本叫《南康笔记》的书，从文化、历史、饮食、方言、地名、典故等各方面将我这个南康人“羞辱”了一遍。《繁花深处》收录了万字长文《南康！南康！》，鞭辟入里地阐释了我少小以来的困惑，即缺林少木的南康何以“无中生有”（费孝通语），发展为闻名遐迩的中国家具之都的——我的众亲友中，不少人以此“讨食”，他们也说不清背后缘由。
这么多年，文瑞几乎把赣南走遍了，也写遍了。我想说，文瑞在赣南的行走和书写，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热爱，是由热爱导向的偏执，更是由偏执长年累月发展成的美学信仰。对我来说，那种热爱背后的偏执，散发着朝圣者般的迷人光泽。文瑞先生可能不知道，我最初“阴差阳错”走上文学道路，其中就受了他的“美学信仰”的影响。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5年，那时我还在南康中学读高一，学校隔壁的新华书店二楼有个图书馆，我隔三差五去那借书。有一次，偶然读到了文瑞的《山水赣州》。怎么形容它带给一个对家乡一无所知的高中生的阅读感受呢？就说“别开生面”吧，一点不矫情，一点不为过——哦，原来所谓的历史不在版图的远方，也不在乌压压的故纸堆里，它就在离学校直线不到三百米的一条老巷子里。那条巷子叫苏步街，九百多年前，苏轼从巷子里走过，还因为寻访同僚旧友田辟不遇，留下一首诗：“千里行来问渺茫，两边杨柳夹池塘；凤凰来到梧桐树，怎奈梧桐避凤凰。”那时候的苏轼因为“讥讪先朝”的罪名南谪岭南，携一家老小乘船沿赣江、章水南下，路过南康上岸歇脚、寻老友未果，再翻越梅岭到广东惠州，到瘴气弥漫的海南儋州去，前途坎坷、渺茫，换别人肯定满脸窘色，哪还有闲情访友作诗。那首诗，我觉得八成是后人臆撰的，苏轼虽乐天派，还不至于自负到自比“凤凰”。还有田辟是否确有其人，恐怕也要打个问号。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瑞将15岁的我与苏轼的时空距离一下子压缩到了300米。300米！离一位遥不可及的神！
我还想重点说明这本书对一个少年的影响。一个少年，一个被学业压到喘不过气的高中生，他的周末时间照理不是泡在网吧，就是在去网吧的路上，但是那本书极大修正了他的日常轨迹，为他带来一种“按图索骥”的另类解压方式。他要用双脚（其实也借助了摩托车）一一验证文瑞笔下那些充满人文色彩的地名：龙湫潭、独秀峰、浮石、谭邦城、卢屋、梅岭、关西围屋……还不够，他拿起了笔，他要用笔在纸上再走一遍，他自从拿起了笔就再也没有放下。所以我要说，文瑞一不小心扭转了一个少年的人生走向。更巧的机缘是，两年之后，这个少年的处女作也是经文瑞之手发表的。高考完后，他把一篇叫《诗意客家围》的小文章塞进信封寄给了赣南日报，文瑞正是文艺副刊的时任主编。因为没抱希望，两个月后见报时，他的惊喜是无法言说的。文瑞再次以他的方式，将少年往梦想的文学道路上用力推了一把。
回到文本，记得在2009年曾给文瑞先生写过一封信，谈到他散文中的古典忧患意识。现在来看依然是文瑞散文中一以贯之的内核。收录的经典旧作《秦淮河上寻桨声》便是代表，其他篇章多数也不离其宗。文瑞写城市乡野、写山川风俗、写方言地名，写大地上的种种，试图拿捏的无不是其中孕育的人文精神。当时在信里还表达了一个“以物视己”的阅读感受，在文瑞笔下，反求诸己是常态，他善于从故物、从大地、从自然的视角反观并审视人类，一次次敲响洪钟大吕般的警示。那封信里还提到一个如今早已忘记的经历，有一年因为读了文瑞的《南良的记忆》而顶着炎日深入古村寻访，在桥边碰到一位老人，攀谈起来，他说我提到的“这个人”前不久刚来过，但老人并不知他是名作家。我想说的是，走访南良的经历带给我一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受，和县城苏步街给予的类似。
不久后文瑞即复信，约我一同寻访《资本论》国内首位翻译者郭大力的旧居——就在我随父亲求学五年的三江乡。遗憾的是那次因故未能成行，我和文瑞的初识往后拖延到了两年后的南昌城。那时他离开了报社，北上赴南昌，在双胞胎集团谋得了职位，并向临将大学毕业的我抛来一份工作的橄榄枝——只是我没能接住，转而去了出版社。
2011年在南昌，和文瑞偶有见面，一同走过万寿宫，漫步中山路，或到青山湖边的化文书舍喝茶小坐，他给我印象一如其文，儒雅而精神。可能是水土不服的缘故，南昌落脚之后，文瑞博客里的散文更新频率似乎比赣南时期低了许多，但间或仍有篇章问世，一些延续了先前“寻根问祖”、梳理人文的厚重风格，如《艾溪湖随笔》《南昌地名》等；个别汇入了参禅问道的灵动迹象，比如《化文书舍》《月隐人欢》《庐山印象》等。
2011年之后我离开南昌去了杭州，除了某年春节曾和朋友到赣州拜访文瑞，中间很多年头似乎和文瑞断了联系，但仍时常通过博客、公众号关注着他的写作动向，知道他一心扑在了王阳明与苏轼身上，也为赣南地域文化研究贡献了一本本研究专著。属于散文的文瑞则似乎一度隐身了。
直到前几年，得知文瑞退休后定居上海浦东，恢复了联系。他微信上陆续给我发来《方塔情思》《金陵寻梦》《安且吉兮》《回忆父亲》《繁花深处》等新作，继而又集结成《繁花深处》一书寄来，我才看见那个“消失已久”的文瑞回来了。
翻开书，文辞还是记忆中的味道，驳杂与纯粹在持续的行走、奔腾的词句中熔于一炉；不同的是，文瑞拓宽了书写的边界、思考的边界，他不再仅仅是赣南的文瑞，也是沪上浦东、繁花深处的文瑞。
但我猜想，当他从浦东楼上的窗户探出头，若有所思地眺望黄浦江和外滩上的万国建筑群时，我敢肯定，他瞳孔里浮现的一定是千里以外的赣江，浩浩汤汤的赣江，以及赣江源上那座江南宋城的灰色城墙。
2025年4月9日星期三
（注：谢宝光，1990年生于江西南康。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捡影子的人》。曾获三毛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江西年度优秀散文奖等。第十批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鲁迅文学院散文创研班学员。现居杭州，供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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