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国化生存！在胡佛和特朗普的加税轮回中，世界正急速“东升西落” 精华热点

25-04-07 11:12 301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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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美国化生存

在胡佛和特朗普的加税轮回中

世界正急速“东升西落”

吾球商业评论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央视新闻一语中的：“打”不过就加税，美国“自残”上头|来自网络】

吾球商业地理：

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重蹈“关税—萧条—战争”的覆辙，还是以智慧重塑全球化？答案无疑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合作未必带来即时利益，但对抗必然招致集体毁灭。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似曾相识“特”归来。这两天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到处猛砸，让兄弟也是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任韧惊呼，1929年又回来了！

在他看来，一战和二战之间，这短暂二十年的和平光景，以1929年为界，前十年是战后复苏伴随全球化蓬勃兴起，后十年是全球化退潮，大萧条席卷全球！

那么，192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牛逼闪闪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横空出世了。

1929年由两位共和党议员提出，1930年由胡佛总统签署生效的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打着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内经济的旗号，向全球贸易伙伴大规模征收关税，随即引发多国反制，全球争相筑起贸易壁垒，成为大萧条的重要推手之一。更要命的是，大萧条在全球引发不同程度的大通胀、大失业，经济崩溃乃至政权更迭。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和东亚滋养壮大，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

说起来，1929年之前的几年还像是个好日子。一战后，国际社会在凡尔赛体系下试图重建秩序。美国凭借战时积累的资本优势，通过“道威斯计划”向欧洲注入资金（它让我想起了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前者提升了漂亮国地位，后者更扩大了漂亮国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推动了其经济的繁荣），以期推动欧洲经济复苏。1920年代，全球贸易量增长超过40%，国际贸易网络逐渐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出口国，其汽车、钢铁、电气产品主导国际市场，1929年出口额占全球总量的16%。

然而，这种繁荣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之上：首先，欧洲国家为偿还战争债务过度依赖美国贷款，而美国高关税政策（如1922年《福特尼-麦坎伯关税法》）阻碍了欧洲通过出口赚取美元的能力，埋下债务违约隐患；其次，美国农业因机械化扩张导致生产过剩，价格持续下跌，农民收入锐减，成为推动保护主义的核心力量。还有就是，华尔街股市在投机驱动下疯狂上涨，道琼斯指数从1921年的63点飙升至1929年的381点，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单向流动”——资本与商品从美国向外输出，但市场准入壁垒却在各国悄然筑高，为后续危机埋下伏笔。所以，这一段全球化的甜蜜期很快就被证明是短暂的，有点像是繁荣的幻象。随着1929年10月股市崩盘，美国经济陷入恐慌。除了道琼斯指数暴跌，工厂开工率只有80%。

漂亮国自然会有很多自作漂亮的人。像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穆特认为美国经济下滑不是自作，而是别人造的——问题出在关税太低了，导致欧洲商品大量涌入，抢走了美国市场。要让美国再度繁荣，必须要疯狂的加关税。于是，他还拉上了和自己智商同样在线的众议员霍利向国会发起了增加关税提案。要命的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很多农场主也闻风而动，觉得他们说得对。情绪之下，美国各行各业快速形成共识--经济危机就是因为关税太低了，只要加关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最后，甭管有没有批评，全淹没在了一片喧哗之中，即使有点良知的声音，也被要求爱国。最后，胡佛为这个议案盖章定论：搞！并将进口关税一口气提高到了50%！于是，蝴蝶的翅膀扇动起来了。全世界和今天一样，也连锁反应了。

报复随之而来，加拿大率先对美加征3倍关税，法国全面禁止美国商品，40多个国家跟进反制。看到微信上有个叫“李克”的兄弟这样嗤笑：美国再次繁荣了吗？繁荣个毛，伟大个鸟。1929年美国的出口额还有54亿美元， 1930年变成了21亿美元。1931年变成了13亿美元。1932年变成了7.8亿美元。丢掉了85%份额。美国汽车最惨，下滑了95%。国会彻底傻眼了。换句话说，1929年他们觉得到谷底了，现在才知道啥是真正的谷底……

最后，美国不仅没有救自己，反而把世界拖下水。所以胡佛成了美国最差劲的总统。不明白特朗普好不学，偏偏要向他看齐？大概比起敬天爱人，这种手段最粗暴，也最省心。不过，从他们呼喊的口号——佛喊让美国再次繁荣，普则喊让美国再次伟大。说他们不是一对儿，大家有可能也不相信！所以，尝过胡佛的辛酸，美国明摆着还要继续饮特朗普酿的苦酒。

1929年带来的世界大萧条，也坑苦了正在被豺狼撕咬的我们！这一年，中国的生丝、茶叶、猪鬃、桐油等出口商品价格较高，但到了1931年，这些商品的价格大幅下跌，即使降价也难以卖出。这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残破和农业的凋敝。叶圣陶先生写的并首次发表于1933年7月1日《文学》第一卷第一期的《多收了三五斗》大概写的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乡村破产的样子。丰收成灾，谷贱伤农。更要命的是，身边近邻小日子也因此遭受重创，为了转嫁危机，它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侵华，导致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

可以说，这场由关税引发的“贸易-金融-政治”三重危机，彻底瓦解了凡尔赛体系下的国际合作框架，世界进入“以邻为壑”的黑暗时代。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演。”任韧说。然而，我们似乎还是看到了相似的结局。

对美国而言，这不是一个它所期盼的结果。但事实上，2018年中美贸易战就导致美国洗衣机价格上涨12%，中国反制关税使其大豆出口暴跌70%，美国农业损失超110亿美元。若全面推行高关税，据估算美国消费者年均购买力将损失1200美元。另外，当今全球贸易依存度远超1929年，美国70%的电子产品、50%的服装依赖进口，关税冲击能否让制造业回流暂时看不清楚，但引发通胀飙升与供应中断，却是明白无误的。

而且，像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欧盟碳边境税等“新型壁垒”，正在将经济问题安全化，加剧全球化分裂风险。与此同时，WTO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覆盖贸易额达7470亿美元，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水平。若美国重启全面关税，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与货币竞争性贬值，重演1930年代“以邻为壑”的乱局。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针在今天的讲话，无不透着对这个世界的人间清醒：全球经济的基本面今天已与昨日截然不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加拿大一直依赖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尽管并不完美，但几十年来为我们国家带来了繁荣——如今已告终结。我们与美国之间逐步深化融合的旧关系已经结束了。过去八十年，美国承担起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角色，建立了以信任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联盟，并积极倡导自由开放的商品与服务交流——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了。这是一个悲剧，但也是全新的现实。

一位美国记者Last写道：已经无法再回头了。即便明天特朗普取消所有关税措施，也无济于事。或许能暂时延缓一些经济痛苦，但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明白，他们必须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前进。

即使明天特朗普放弃吞并格陵兰岛的妄想，并承诺继续保护乌克兰并延续北约，也已经无济于事。自由世界现在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将美国视为潜在的对手，而非盟友，来制定长期安全战略。

美国时代已经终结了，而它终结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民已不再值得拥有它。美利坚帝国时代——伟大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就此结束了。

也许，这个世界需要有人提供新的方向，给出新的解决方案！

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今天已经站起来的中国。尽管特朗普一心学习胡佛，但正如李克所指出的那样：1929年，美国还是全球最大工业国。今天，中国是全球唯一工业霸主。 2023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超过2到10名总和。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制造业超级大国。全球制造业，都很难脱离中国供应链独立存在。今天，美国一颗鸡蛋售价是整整一美元，长沙一颗鸡蛋售价0.65元人民币。今天，中国制造一次性火机，成本是7分钱人民币，美国3美元都做不出来，因为美国没有供应链。

所以，强大我们的国家，厚实我们的产业基础，就会任它风吹雨打，我自闲庭信步。这也是中国迅速作出反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师长吴波老师看来，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作出形势判断，确认经贸乃至其他领域可以对美一战。比如2024年我国对美外贸比重仅为11.2%，美国也从八年前中美贸易战开始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降为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依存度大大降低。另外，中国这次出重拳，也是出于对国际形势的综合判断，特朗普政府在世界范围自高自大、不自量力、全线出击、四面树敌，破坏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利益，失道寡助之下，中国可以与之一战。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确定地拥抱了新质生产力、未来主义和未来经济合作的历史趋势和进步潮流，中国没有红脖子的鲁莽守旧和仇恨新科技，也没有诸如美国影子政府阵营的反人类传统，更没有金融财阀主导下的全球金融潮汐和周期性收割镰刀，中国的人民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才是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这一切都决定着，东升西降在特朗普操弄之下，正在加速。

但我们也不能不对此警醒。浪大，必须要注意安全。为了应对逆全球化的浪潮，我们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来强化内在的交流，避免将鸡蛋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

这本质上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延伸：对内通过城市群协同释放内需潜力，推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链协同分工，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跨区域资源共享，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枢纽。

例如，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通过整合区域内分散的优质企业（如隐形冠军、匠心企业），优化产业链布局，提升整体竞争力。而全国经济一体化则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

同时，在国内自贸试验区（如海南自贸港）探索制度创新经验，形成可复制的开放模式。

对外以“一带一路”为核心构建开放型区域经济网络。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和数字经济合作，与共建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一模式不仅助力沿线国家发展，也巩固了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对冲逆全球化冲击；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化落实，形成更紧密的东亚产业链分工体系；通过粮食、能源、关键技术的区域合作（如中俄能源合作），减少对单一外部市场的依赖，提升战略安全。

此外，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平台，增强中国在区域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平衡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规则；

通过“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策略，在海外建立区域制造中心（如TCL在波兰、墨西哥的布局），既贴近市场，又分散风险。这种模式在应对贸易壁垒和本地化政策时更具灵活性……

今天，当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重蹈“关税—萧条—战争”的覆辙，还是以智慧重塑全球化？答案无疑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合作未必带来即时利益，但对抗必然招致集体毁灭。

正如凯恩斯在1933年反思所言：“保护主义是一剂鸦片，短期镇痛，长期致命。” 唯有在开放与规制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才能避免历史的车轮再次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