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吃鸡蛋的人
文/徐凌峰
现在的孩子真奇怪。有几日我从食堂里带了几颗鸡蛋去班里，想着犒劳一下学生，结果个个见着鸡蛋如见了瘟神一般。这个摇头，那个摆手，唯恐避之不及。最后，我只得自己端坐在位置上，边剥着鸡蛋边嘟囔着：“这可是好东西，一个个暴殄天物。”
不过细细想来，我也并不爱吃鸡蛋。
小的时候，在扬州的农村里长大。家境不算好，住的也很偏。故而基本过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日子。家中的菜园子一年四季蔬菜是不断的，爷爷除种地的正业外也做些用七字笼抓黄鳝的副业，鱼虾便也是餐桌上的常客。不过肉就稀有多了，得去五六公里外的村中心肉铺去买，实在是一笔斐然的开支。所以年年猪圈里都会养上两三头猪，每当过年时便磨刀霍霍，留下一只自家吃，剩下的卖出去补贴家用。但留着吃的也只是一两个月的鲜肉，等到开春天气回暖，鲜肉便放不住了。于是剩下的接近十个月便只能吃腌制的咸肉。爷爷奶奶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也知道常吃咸肉不好。于是便想着另一种无害的营养补充方式，那就是鸡蛋了。
鸡蛋是个颇为神奇的东西。你若将它佐着蔬菜一起煸炒，那多半会是道下饭利器。但是你若将它用白水煮熟，那么无论是外形还是味道，都无法差强人意。但也不知哪来的传言，说是西方的白人之所以长得又高又壮，全是因为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颗鸡蛋。牛奶在村里自然是个稀罕物，于是使人又高又壮的重担就负在了鸡蛋的身上。一颗鸡蛋变成了两颗。初始还是欣然接受了，时间长了就有些发腻，再往后看到鸡蛋，哪怕是黄澄澄的炒鸡蛋都不禁有些抵触。可逃避是无法的，爷爷奶奶的软硬兼施让我无法摆脱鸡蛋的漩涡。逼到甚处，有时竟还想着要掐死鸡圈里那些下蛋的鸡，但又怕遭来一顿毒打，只好作罢。最后每次吃鸡蛋时，只得劝自己，就当是良药苦口吧。
老一辈人对待鸡蛋还真有种别样的情愫。我们那儿有人结婚，或者小孩百天的时候，会挨家挨户发喜蛋。近些年发的都是婚庆店里买的印着红双喜字的乡巴佬卤蛋。早以前都是不知用什么色素染粉红了的鸡蛋。壳是粉红的，掰开后，蛋白也是粉红的。另有贵客上门时，尤其是早上，定要用上小碗，打入两个鸡蛋，撒上些许白糖，蒸熟后再滴些香油，是谓“蛋瘪子”。这是道迎贵客的厚待，平日里是不得吃的。只有生病时才得着机会吃上一碗，那味道也确实比水煮蛋好上一筹，只是这时候竟然真的把鸡蛋当药用了。
这种对鸡蛋莫名的依恋似乎会随着血脉的延续而延续。我工作后，学校食堂每日提供早餐。我也习惯每次拍下照片，发到家庭群里分享，让父母看到我虽然身在远方，但每日吃好喝好，也算安心。每天的菜色他们倒是颇为满意，但总爱提醒我一个鸡蛋不够，得吃两个才能保证营养。我都是不置可否，但耐不住提示的次数多了，有一天鬼使神差的多拿了一个。那天的照片果然没得到“多吃一个鸡蛋”的提醒，换为一句“不错”。隔着屏幕我业已感受到他们的宽慰。不过我亦是有负罪感的，一个鸡蛋是例行公事，两个鸡蛋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所以第二颗鸡蛋我便揣在怀里，寻着由头奖励给学生，就这样奖励了几次，连学生也不为这般的奖励所动了。所以最终还是我在课间将第二颗鸡蛋一口囫囵而下。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就改换了策略，由拍早饭转为了拍午饭了。
今年过年的时候，父母从苏州来乌鲁木齐过年，也是为了看他们还未出生的孙辈。火车两天两夜的路程，让我不禁忧虑起他们在车上的餐食。按我对他们的了解，车上三十一份的米饭菜是绝不可能买的，临行前，我询问父亲车上的伙食可备好，他打开摄像头，有些兴奋地炫耀他们准备的泡面，火腿肠；另还有两大包零食，却是说带给我和晓雪的。我推脱说让他们在路上都吃掉。母亲的声音便传来了：“你不吃带给晓雪去吃，这可都是好东西，可贵了！”我无心去辩证贵与好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只好转移话题：“你们路上就吃这些？没啥营养呀！”“这不明天下午才上车嘛！”父亲的语气显得有些骄傲，“明个儿早上煮十几个鸡蛋带车上！”
我不禁有些默然了。
我想起以往住在村里时，爷爷奶奶逼着我吃鸡蛋的场景；我想起上小学时，我和父母坐大巴到昆山，阿姨在车站给我们塞了一大包煮鸡蛋；我想起了上大学时，我踏上从昆山到新疆的火车前，父母塞在行李箱中的那罐水煮蛋——所有关于鸡蛋的记忆一一点亮，它们温和而有力的互相连接，交互错杂，汇成了我被爱着的前半生的所有记忆。并缓慢而坚定的融入血脉之中，继续延续下去。
我终将成为一个爱吃鸡蛋的人。
作者简介：
徐凌峰，1998年生人，乌鲁木齐市第124中学语文教师，中学生写作课试验基地种子教师，区名师工作室成员。多篇作品发表于《新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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