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与我一母同胞，女孩中老大，比我年长四岁。我大姐、二姐是我大伯家的女儿。听母亲说，当年大伯、大娘在一场瘟疫中离世，那时大姐才七岁，二姐仅四岁。后来才知道这场被乡下人称作“闹妨疫”的灾祸，竞是日本人入侵东北时搞细菌试验投下的毒。我父母看着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就收养了我大姐和二姐，于是我的亲姐姐就成了三姐。
从我懂事时起，大姐、二姐就已出嫁。我自幼就伴在三姐左右。记得我在读小学三年级，三姐就考入了双辽三中（双山），六O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极度匮乏，乡下人的日子捉襟见肘。当时我家六口人，就靠父亲一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维持生计。父亲旧社会给地主扛活落下了胃疼病根。常年喝面起子（苏打）缓解胃痛，咬牙坚持劳动，供三姐和我读书。那时三姐读初中在双山住校，三姐省吃俭用，饱一顿饿一顿，读书条件极为艰苦。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三姐读完初中一年就辍学了。瘦弱的三姐帮助妈妈做一些家务活，时常领我去荒甸子上挖野菜，在饥饿的年代，地里的野菜都挖光了。三姐又带我随屯里的大人坐船过东辽河，在张家油房，炭窑一带岗子上刨打碗花根，蒸吃可以充饥。三姐还和本院的姑娘去汤头后边农场插秧薅稻草，打工挣零花钱。放署假时，我也跟着三姐去薅稻草。领工的看我年龄小不要我，三姐好说歹说，才让我留下来。薅稻草时农场有专人打头，每人负责三趟，因我年龄小让我三姐带着我拿两趟，工钱另算。那时种水稻没有除草剂，杂草全靠人工薅草，干一天活才一元工钱。薅草时把拔下来的杂草拧成把，头朝下踩到水田稻子行距泥里。领工的还在你后面来回走动检查拔草质量。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收工。我的小手还被哑巴苇子划破了一道道血口子，火辣辣的疼。可我三姐的手肿得象馒头似的，用布条缠着坚持天天薅草。
那时我的三姐不但学会干农活，在母亲的指导下会捻麻绳纳鞋底，自己还学会了勾背巾，织毛衣。大院里的人们都很羡慕三姐的针线活。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三姐在十八岁的时候，村里就有媒人给三姐提亲。当时介绍的有当兵的、教书的、驻供销社的，论工作和家庭条件都不错。可是三姐都一一谢绝了，连看都没看一眼。不知是上天安排还是命中注定，三姐的婚姻颇为坎坷。偏偏相中了本屯的一个小伙子，他父亲是个老中医，蒙古族。五八年全家迁到我们屯里，他妈是后到他爹这儿的，后老伴带来一个姑娘。从小抱养到读完中专有了工作。家中这个小伙子农业中学毕业参加了生产劳动。庄稼院的活计样样精通，干活手脚麻利，干净利索。就是脾气不好，沾火就着，是屯里有名的“大倔巴子”。虽然脾气不好，但人缘挺好，谁家要是有个为难着灾，他都会出手相助，决不看笑话。那个年月还有成分区别，可小伙他父亲出身于地主家庭，他儿子当然也受连带。可我父亲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又当过村长，这门婚事总觉得门不当户不对。我父亲对我三姐说：“小伙子在农村干活是一把好手，但脾气不好，这是事实，你俩结婚是过日子，不是摆喜欢人，住家看狗玩，今天打明天骂，让外人看笑话”。父亲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三姐当成了耳旁风，对这个“大倔巴子，”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为了三姐的婚事，父亲急得犯了胃病，最后无奈，依了她。在一九六四年的冬天三姐出嫁举行了婚礼。婚后起初的日子里，他们俩倒也没吵没闹还算和睦。可是时间一长，三姐夫驴脾气一上来，亲爹说话他都听不进去。有时在外边不顺，回家拿我三姐撒气，摔盆摔碗找茬干仗，打老婆骂孩子。一打仗下死手，不管不顾摸起家什就打，三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打得我三姐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打完仗他还后悔，怕我三姐寻短见，自己还偷偷地跟踪。我三姐不敢回家，怕我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只好东躲西藏，有时离家出走。父母知道后，看着三姐身上伤痕心疼得不行，找他评理。大小队干部也找他谈话调解，他在干部面前又是下跪，又是起誓发愿，点头承认识错误，过后还是照旧。他俩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左邻右舍看在眼里，一些好心人劝我三姐离开“大倔巴子”找人另嫁。可我三姐心地善良，遇事心软，再说那时女人思想单纯，只知道过好日子饲候孩子，就忍气吞声将就过。好家儿女哪有离婚的。虽说我三姐夫脾气不好，但他不喝酒不玩牌，打过闹过也不想散火，就这么个脾性。
二十世纪七三年初秋，大地的红高粱正在抽穗期，老天爷却跟人们开个残酷的玩笑。铺天盖地大冰雹把刚出穗的红高粱打得七零八落，本就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一年收成化为泡影，民以食为天，当人吃不饱就得想招。常言道：“人挪活树挪死”。有的农户投奔亲属搬出了河套沟。这时有个老乡从北边（阿荣旗）回来说，北边好过，地随便种，没有户口也能落户。这时我三姐夫和本屯一户“小山东”两家一核计慕名前往内蒙古阿荣旗寻找生活出路。那年我三姐已有三个女儿，大的八岁，最小的三岁。随着我三姐夫托家带口跑了“盲流”。生产队派大车把两家的箱箱柜柜锅碗瓢盆和大包小包拉到郑家屯火车站，办理托运。午夜二点多大人孩子踏上了从四平开往齐齐哈尔北去的列车，去了那人生地不熟的内蒙古阿荣旗。当时来的人都是跑“盲流”过来的。这里地广人稀，交通闭塞，搁置的荒地很多，种地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体力好的就多种点。买个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伤风感冒药都要去六十多里地的太平庄（公社）。牵着毛驴天不亮就出发，天黑了才驮着东西回来，尽管交通不便靠步行，好歹一年口粮不用愁。后来从外地来的人越来越多，公社派了干部组建了生产队，按着国家政策有条不紊地进行农业生产。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三姐这一走，父母坐不住炕了，虽说三姐和三姐夫在家打打闹闹让人看不惯，女儿不在跟前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母亲白天两眼泪汪汪地望着窗外，喃喃地自语：“大姑娘啊，也不知你过得咋样了，受啥样气妈也不知道”。父亲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抽着旱烟一根接一根。三姐在那边不服水土，身边又没有亲人，心里总是不踏实，度日如年，时时刻刻惦记搬回来。后来有人捎来口信，说我三姐家过得挺好，就是不习惯。母亲知道后，整天叨叨，让我找队长商量接收他们回这老家。经队委会研究和社员大会讨论，同意他们两家返回。我三姐和“小山东”两家于一九七九年春天，终于回到河套沟。无论身处何地，每个人对家乡都无法割舍。
一九八三年我的家乡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三姐夫发挥了他的种地本能。把功夫使在了地里，三姐家的粮食单产高于其它人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三姐家有一块承包地正对着村部大门口，过往行人和包队干部，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都会驻足踏入地里抚摸观看。我三姐夫也因此在十里八村以种地超众而出名。但好景不长，由于年轻逞强好胜，脾气暴躁，做啥总也不服气，自己落了一身病。岁月怱怱，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祈求而停下脚步，等到想后悔，却早已来不及。后半生他想开了，内心充满忏悔，可病已缠身，为时已晚。最终，三姐夫胃癌晚期，五十六岁离开人世。
我三姐和三姐夫共生五个女儿，对我家的大儿子非常希罕，对他就象自己家的孩子一样。从小就长在她家。比他三表姐小二岁，比他四表妹大一岁，他们般般地总在一起撕疯玩耍，捆成帮连成块，象跟姐弟。等到读书时，我大儿子放学回来作完作业，哪怕有一丁点时间也到我三姐家去。平时看他家干家里活需要有人打零，我大儿子跑前跑后帮忙活。有时三姐和三姐夫吵吵我大儿子赶上，几句话逗得三姐夫乐了，气也消了，三姐夫最得意我大儿子。后来我大儿子成家立业，逢年遇节三姐和三姐夫过生日我大儿子和儿媳妇拿着礼物到场祝贺。三姐夫去世以后，我大儿子和儿媳妇对我三姐更是关怀备至，卧床期间，两口子经常开车回来探望。那年三姐夫临死前几天大儿子和儿媳妇忙前忙后。这回我三姐临终之前，我大儿子和儿媳妇更是不离身边，做到了尽孝。
三姐一生刚强，爰干净，过日子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不愿在人前丢面子。她与邻里相处和睦，深受大家尊重，家里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屋里炕上地下干干净净，被褥经常浆洗，孩子的衣服隔三差五就用搓衣板搓洗，大人孩子身上连个泥点都没有。三姐五个女儿，都已嫁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三姐夫去世以后，双山的大女儿把我三姐接去养老。三姐刚刚适应那里的环境，大女儿的姑娘又远嫁北京定居。婚后有了小孩，我三姐大女儿又去北京给自己家的姑娘饲候孩子。这时三姐又被乌兰的四女儿接到她家。五个女婿非常孝心，平时每个女婿定时前来看望。常年水果、牛奶、糕点不断。
三姐七十三岁那年脑血栓复发，导致半身不遂，坐上了轮椅。在养病期间不管上哪个姑娘家，女婿都会开车来接。二O二四年春天在二女儿家，病情突然恶化，昏迷不醒。两次在双辽和四平住院，半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最后医院通知回家疗养。三姐被三女婿安置他家，三女儿在乌兰做买卖住的是两层楼房，环境优雅，楼下很适合病人疗养。我三姐从躺在床上那天起就靠吸氧和药物食疗。姐几个轮流日夜守候，按时给她翻身、换尿布湿。一天通过四次插管食疗，每次在牛奶里投放一些药物维持生命。除大女儿在北京外，二女儿在桑树台离乌兰六七十里，为照料自己的母亲，抛家舍业，就在秋天回一次家收玉米。四女儿和她三姐离不远，咋忙也得抽出间天天守候母亲。老女儿在双辽市审计局上班，周末和女婿开车来乌兰护理。我三姐虽然在三女儿家，三女儿做买卖每天除打理顾客外，还要接待亲属朋友前来探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我三姐家的五个女儿和女婿，一个比一个孝顺。那可真是“久病床前真孝子”。女儿再好，没有女婿们的鼎力相助，哪能安心护理自己的妈妈。在姐几个精心的护理下，三姐在床上坚持了八个多月，连个褥疮都没有。
三姐前半生跟三姐夫（大倔巴子）挨打受骂，南跑北颠，当过“盲流”，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晚年享受了五个女儿的福。生命无常，得失谁料，往往事不隨人愿。三姐八十岁在二O二四年十二月一日撒手人寰。三姐的离世，让我心中充满了无奈与哀伤，我伏案挥笔写下了这些文字，简述三姐的一生，以此表达弟弟对姐姐的怀念。
写于二O二五年初春
四月又做了修改。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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