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汀烈士轶事

                   高永科   薛银瑞

        一  临危舍己  保护同志

       1949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日晚上，中共扶风县委副书记史汀召集县委主要干部，在陕西省扶风县天度镇杨继岭村东岭杨万良家里召开县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牟富生、白清珍、高云程、王俊英、赵辅斌等地下同志。史汀在会议上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很快就要解放全中国”的指示，并口诵传达了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布置了下一步的行动，决定抽调干部到边区学习。

       会议结束后，史汀让其它同志都离开了杨万良家，身边只留了几位同志。

       第二天早上天亮后，杨继岭邻村永寿县坡龙头村地下党员陈三赶来杨万良家窑中，向史汀报告说，五里外北面发现敌人骑兵马队。史汀当即布置大家转移。白清珍、王伟章从东南方向离开杨万良家，发现国民党军队在附近村子搜寻游击队。王俊英从窑门前坡下转移并向敌人开枪射击。杨万良催史汀快走，说敌人已在他家坡下把正在磨豆腐的童世娃（地下党关系户）枪杀。史汀面对危境，表现沉着冷静，迅速和留下的同志一起把携带的枪支弹药隐藏好，再把文件和宣传材料烧掉。这时，敌人已追上来冲到杨万良家地窑中包围了史汀等同志，史汀和赵辅斌等五位同志，还有一个准备送往边区进行改造的土匪，同时被捕。

      敌人翻箱倒柜，将史汀的武器搜出。敌人用枪托、棍棍朝他们几个人身上乱打，史汀高声喊道：“不要打他们了，这武器是我的。“敌人就把目标转移到史汀身上，接连毒打史汀。他们随被带到了敌人在乾县的203师师部。

       史汀他们商定统一了“口供”，称他们是土匪绑的“票子”（人质），关在杨万良家窑洞里。敌人审问时他们口供一致，未发现破绽，就先放了赵辅斌等人，随后又放了史汀，唯独把当时史汀同志抓住捆绑的土匪扣下。当史汀走出敌203师师部大门后，这时被扣下的土匪对敌大喊：“你们把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都放了，为啥把我扣下？”敌人从大门外又把史汀同志抓了回去。

（国民党西安集中营长安县杜曲南樊村监狱牢房）

       史汀同志后被敌人押解到西安长安县集中营监狱。在狱中，史汀虽被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坚不变节，并通过同狱难友乾县临平镇马里村地下党员刘秉礼之兄，给牟富生带来一张纸条，上写：“孙培教、王介斌立即离开家庭！”要他设法筹些款送进狱中。这些牟富生都照办了。史汀收到钱后，买了些食品分送给同狱难友，鼓励大家和敌人作斗争。他曾设法弄来排球网当绳子，组织同志晚上佯装上厕所进行越狱，但上墙时墙头掉下来的土块惊动了巡逻的看守，未能成功。敌人知道了史汀是越狱的组织者，就把他单独关押在牢房中，门窗全部用砖块砌严，只留一个送饭的小孔。从此以后集中营的难友再也没有见到过史汀同志。

       就在西安解放前夕，史汀同志被敌人秘密杀害于西安。

          二  战友追忆  光彩照人

        牟富生曾回忆说：杨继岭会议结束后，史汀对我说，有件事还没有办，窦振邦、王鸿升、田敏三个同志准备进边区，原来约定，今天晚上在横龙村高真民家里给上边区的同志交代路线。史汀说他有点感冒，问我能不能去，后来我同高云程一起去了天度镇横龙村。到高真民家后，那三位同志没有按约定时间到来。我和高云程只好等到天亮。

       史汀大概是1946年春天被上级党组织派到扶风的，住在北山附近丰邑村的孙百万家。他是搞武装工作的，但到扶风相当长时间同我们没有组织联系。

       史汀同志出事后，扶风就留下我、白清珍、高云程等同志搞隐蔽活动。主要组织地下党员、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学生进陕甘宁边区学习培训，为我党培养干部。

       1949年5月，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到达扶风地区，敌人完全瓦解了。上级党组织派高述先任中共扶风县委书记、姚鹏飞任县长，我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从此，扶风迎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左为白清珍先生）

       白清珍回忆说：一提起史汀，一个精力充沛个子中等偏矮、生着满脸络腮胡子，由于睡眠不足眼晴微微充血的青年农民便涌现在我的眼前。在扶风地下同志中，曾流传着不少关于史汀同志的传说，如说他给人拉了八年长工，说他是怎样骗过地主老财的眼睛进行地下活动，说他穿着生活完全长工化了，说他如何勇敢等等。我见到史汀以前，对这些故事已有所闻，因此我抱着好奇而敬佩的心情想见到他。

        大约是1947年秋天的一日，我到扶风天度小坊强家强志宏同志那里，强在自已乡里当保长，一个人带着略为嘶哑的声音和强在谈话，过后强志宏同志告诉我这就是史汀。我抱怨为什么不给当面介绍一下，接着他还谈了一些有关史汀地下斗争故事。

       我和史汀发生直接关系，是1948年4月西府战役解放扶风的第二天。那天上午我和吴彦俊同志一起到县上找党组织时，到达县城北坡的周村坡，当时中共西府游击总队政委吕剑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在场正开着会，我们去后也参加了会议。当时还有孙宪武、牟富生，也有史汀，还有边区来的白玉印（扶风首次解放后任扶风工委委员、解放委员会副主任）等同志。这是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吕剑人（中共西府地委书记）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成立了“扶风解放委员会（即县政府）和中共扶风县工委，宣布了这两个组织的组成人员，孙宪武为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兼解放委员会主任（县长）、史汀为县工委副书记。

       会议结束后我便随县工委和游击队一起行动，与史汀几乎天天见面，史汀当时负责组织扶风游击队。因为大家都很忙，也没有工夫和史汀谈他有关在地下的一些传说，也没谈过他的籍贯学历等。不久敌人夏季“清山”开始了，我因病转移到武功一带治疗。等我病好回到麟游山区时，得知这次敌人“清剿”中我们损失不小。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解委会主任孙宪武同志被捕，还有一些战士和干部被捕或遇难。这时县工委全部工作重担，都落在史汀同志身上。七月间，中共西府地委通知成立中共扶风县委，孙宪武同志在敌西安狱中仍被中共西府地委任命为中共扶风县委书记，史汀任副书记，负责县委全面工作。在这以后我就离开了游击山区，在“白区”（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偶尔进山汇报工作时和史汀见面。见他还是“拉长工”时那身打扮，不同的是挎了一只盒子枪还带着红绸絮子，东奔西忙，在操心着整个游击队和县委党的工作。

         三   奔赴延安  投身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确认革命烈士的身份时，史汀烈士的籍贯一时难以确定。因战争年代地下工作特殊保密原因，以至于和史汀烈士一起战斗过三年时间的扶风地下工作同志中，知道史汀烈士籍贯的人甚少。在扶风地区民间流传的史汀烈士传说很多，但史汀烈士是哪里人，没有确切的说法，只能根据史汀说话时的口音大致判断他是省东人。后来组织上和省东的各县联系，才找到了史汀烈士的出生地。

       史汀生于1924年，原名同举，又名宗棠。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泉乡椿树村人。

       1936年在临潼县上高小时，恰逢“西安事变”爆发。史汀与同学们走上街头，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误国政策。第二年（1937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办壁报散发传单等抗日宣传活动。他经常到临潼地下组织在县城西街开设的骊山书店阅读《抗日文选》等进步书刊。

      1938年夏史汀高小毕业，考入西安省立第二中学。这一年的三月，沿同蒲铁路南下的日本侵略军占领山西南端的风凌渡，威胁陕西潼关县、西安。史汀入校时，西安二中和许多大中学校正准备南迁汉中，他认为好男儿志在报国，便终止学业，邀同学好友奔赴延安。途经陕西咸阳时，被敌抓进西安集中营。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们越墙逃脱，赶到了陕西泾阳县，进入我党在安吴堡举办的“安吴青训班”学习。

      1939年史汀在青训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员，时年15岁。1940年青训班结业后，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延安被服厂任秘书。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被派往中共关中地委马栏教导团，学习中共“国统区”政策和游击战略战术。

      1946年春，史汀被中共陕西工委派到扶风县北部沿山地带开展秘密地下工作。他来到扶风县北乡丰邑村孙家山孙百万家。

        孙家开了个小店，经营染布、弹棉花并兼营出售中药材。史汀以小店店员身份在附近乡村宣传革命道理，发展中共党员，改造农民武装，积极争取了扶风保警队长韩兆雄的同情，利用他了解掌握扶风国民党地方军政机关的动向，保护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安全，在北山地区建立了可靠的据点，受到中共西府工委表扬。介绍孙百万、孙国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按中共西府工委指示发展了党员十几人和40多名团员 。  

       1948年5月，中共扶风县工委书记孙宪武被捕，扶风县的地下工作由副书记史汀负责。

       扶风游击队在中共扶风县工委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多次主动出击，袭击国民党乡镇镇公所，消灭地方反动武装，镇压了一批敌特和反革命分子。

      1948年秋季，牵制了国民党前来“清剿”地下党和游击队10多个团的兵力，挫败了敌人的“清剿”阴谋，我游击队威名大震。不少国民党保甲人员不得不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他们必须应付国民党上极政权，一方面也为我党做些事情。

      1948年冬，史汀、牟富生带领扶风游击队进陕甘宁边区学习整训，同年底中共西府地委又派他们回到扶风地区。主要是为迎接关中解放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特别是要为解放后建立人民新政权配备好干部力量。当时中央明确指示，解放新区发展非常迅速，凡是地下党组织基础好的地方，就不要依赖上级派干部，主要靠当地解决。史汀和牟富生（组织部长）从边区整训结朿后回到扶风地区，就发现形势变化非常快，很多知识分子和党员要求去陕甘宁边区学习，有不少青年要求参加游击队。

      1948年在“西府战役”中，扶风游击队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支还有一些，史汀和牟富生商量后决定再组织一支游击队。他们从边区返回只有五六天，新组建的游击队就发展了20多名游击队员。这时史汀高兴地不得了，整天来回奔波，夜以继日的工作。史汀和牟富生相互提醒，快解放了，可不能再出问题了。

                     （游击队员）

             四  追思先烈  英名永垂

      史汀烈士由中共西府地委派到陕西扶风县开展地下工作，建立地下武装的三年时间里，先后担任扶风县工委、县委副书记，协助中共扶风地下工委书记孙宪武为发展扶风地下党团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经有一段时间，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烈士也未能幸免被泼上污秽。史汀烈士曾被诬蔑成“特务、叛徒”等。所幸史汀烈士事迹终于查清了，也使曾和史汀烈士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战友感到慰藉。

（笔者和原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合影）

       2014年11月13日上午十时，笔者高永科按提前约定好的时间，访问了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在访问过程中，牟老给我讲了一段往事。

      1979年3月28日，扶风县委要在临潼县史汀烈士家乡西泉乡椿树村召开史汀烈士追悼大会，工作人员因查找不到史汀烈士照片而着急。原因是史汀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因战争年代未能留下照片。牟老知道这件事后，他忽然想起，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见到过史汀烈士的外甥，这外甥和史汀长得很象。于是他立即联系史汀烈士外甥。

        史汀外甥到他办公室见面后，他仔细端详了史汀外甥，回忆在扶风地下时期一起工作过的史汀烈士，记忆无误。经通过组织部门联系，邀请了一位西安美术学院人物肖像画得好的教授，在他的办公室，以史汀烈士外甥为蓝本，经牟老口述史汀肖像特征，完稿后牟老确认无误才定稿，准确为史汀烈士画了一幅遗像，才解了追悼大会工作人员的燃眉之急。 

      1979年3月28日上午十时、中共扶风县委县政府在史汀烈士家乡陕西省临潼县西泉乡椿树村为史汀烈士召开了昭雪、平反、追悼大会，恢复了史汀的烈士身份。

         参加史汀烈士追悼大会，扶风地区“地下”时期的同志、战友代表有牟富生、白清珍、高云程、陈仲平、窦振邦、高真民、乌世英、吴彦俊、牟玲生等，中共临潼县委县政府代表，以及史汀烈士的亲属乡亲。据当年参加史汀烈士追悼会的前辈讲述，在史汀追悼大会上宣布恢复史汀烈士身份时，史汀烈士亲属们失声痛哭的场面感染了参加追悼会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含泪参加完追悼会的。

（扶风县委关于史汀烈士追悼会的通知）

       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不惜拋头颅洒热血，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功勋！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永远怀念他们！

      史汀烈士您安息吧！您曾经战斗过的扶风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忘记您曾在扶风三年的地下战斗经历，没有忘记您为扶风县的解放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至今在扶风地区仍然流传着您的“地下”工作故事。

                  作者简介

        高永科，陕西扶风人，退休职工。爱读书、喜文字。作品散见于《陕毛一厂报》及《扶风微传媒》、《都市头条》、《家在永寿》等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