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调人生

             作者:芦淑梅   朗诵:沈虹

那是煤矿区热闹又充满紧张氛围的一天，周围满是孩子的喧闹声。我们一群孩子在矿区空地上嬉笑玩耍，突然，一个小伙伴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不小心掉进了积满泥水的洼坑。像章刚一落水，周围空气瞬间凝固，紧接着，刺耳的叫嚷声划破天际，“反革命！反革命！”其他孩子涨红了脸，纷纷伸出手指，愤怒地指向那个孩子。在这紧张激烈的氛围裹挟下，年幼无知的我，也稀里糊涂跟着大家大声呼喊。

母亲恰好路过，目睹这一幕，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她快步冲过来，二话不说，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让我生疼。一路上，我试图挣脱，可母亲的手如铁钳般紧紧抓着我，脚步一刻不停，径直往家走去。

一进家门，母亲用力将我扔到床上，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迅速按住我的屁股，手掌如雨点般狠狠落下，每一下都带着愤怒与后怕。打完后，母亲喘着粗气，神情严肃地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以后在外边，千万别乱说话，更别随意发表意见，知道吗？”从那以后，类似的叮嘱，像紧箍咒一样，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在那个峥嵘岁月，毛主席像章宛如熠熠生辉的信仰勋章，佩戴在大人小孩的胸前，成为时代的鲜明标识。家家户户的堂屋正中，张贴着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烫金大字，笔锋刚劲有力，承载着民众对领袖炽热而纯粹的敬爱。然而，这份质朴的敬意，竟因一次意外触碰了时代敏感的红线。听闻矿上一户人家的毛主席画像脸部遭人涂鸦，当事人痛哭流涕，辩称是家中年幼无知的孩子所为，可在那个特殊时期，辩解苍白无力，一家人仍被抓去游街批斗。此事让二舅21岁就被打成右派的母亲，内心蒙上了一层永不消散的阴霾，此后余生，只要提及相关话题，便心有余悸。

矿上的日子，不仅被紧张的政治氛围层层包裹，还时刻笼罩在生死无常的阴影之下。有一年，煤矿毫无征兆地发生重大事故，警报声撕裂长空。从幽深黑暗的矿井下，救援人员艰难地抬出一具具冰冷的尸体，据说罹难者多达一百余人。半座山上，刹那间布满插着木牌的新坟，每一块木牌上，都用颤抖的笔触写下逝者的姓名，寄托着生者最后的追思。然而，仅仅一夜之间，木牌竟被当地农民偷得一干二净，传言是拿回去打家具了。自此，每座坟茔究竟安息着谁，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平日里，从井下上来的工人，全身被煤灰裹得严严实实，唯有咧嘴一笑时，才能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让人难以分辨他们究竟是谁。生命消逝后，他们同样被煤灰掩盖身份，无人能轻易认出。

1983 年，煤矿推行私人开采政策，矿家属区和街道瞬间被煤粉淹没，煤粉肆意飞舞，宛如黑色的雪花。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正好赶上井下工人下班，大家的脸上、衣服上，都布满黑色的煤灰，就连擤出的鼻涕，都黑得触目惊心。不少家长为了贴补家用，无奈让孩子放学后去铁路旁，捡拾火车运输时散落的煤块。但这一行为如同与死神共舞，暗藏巨大危险。有些孩子被飞驰的货车无情轧残，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母亲深知其中的凶险，三令五申，绝不允许我们涉足。但年少的我出于好奇，有时会瞒着母亲，跟着同学前往。回来后，母亲发现真相，痛心疾首，拿起苕帚棍狠狠抽打我，直至我泪流满面，再三保证不再犯。妈妈同事的孩子，和我是小学同桌，一次冒险扒火车时，天灵盖竟被火车生生掀开。人们将他的天灵盖小心翼翼盖好后，他安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只是睡着了，却再也无法醒来，令人扼腕叹息。

那时，抬头望去，天空总是被阴霾遮蔽，灰蒙蒙一片；周围的人也被无形的灰色迷雾笼罩，整个世界宛如一部无声的黑白影片，毫无生机与色彩。到了晚上，居委会的大喇叭时常突然响起，通知召开批斗大会。大人们忙于生计，抽不开身，便打发我们小孩去充数。有一回，批斗对象是一群所谓的“流氓”，其中有个年轻女子格外显眼。她脖子上挂着几双散发异味的破鞋，还吊着一块写有“流氓”字样的木牌，羞辱感扑面而来。为了营造批斗氛围，人们将桌子一层一层垒起来，从下面三四张桌子开始拼接，一直垒到最高处只剩一张，又在这张桌子上放置长条板凳，然后把批斗对象一个个粗暴地弄上去，让他们站在狭窄的板凳上示众。我清楚地记得，那女子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无力地垂在胸前，胳膊被反扭着绑在身后，身体弓成虾米状，颤颤巍巍地站在长条板凳上，仿佛随时都会摔下来。后来听大人们私下议论，才知道这女子19岁时遭亲大伯禽兽般的强奸，大伯虽被法律严惩，判了刑、坐了牢，可她却被认定为女流氓，遭受无休止的批斗。她从几公里外的另一个矿区被押解过来，辗转于各个街道居委会，成为众人唾弃的对象，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令人唏嘘不已 。                             

小姨离开的那个午后，我刚满19岁。推开门的刹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裹挟着死寂扑面而来，让人几近窒息。目光所及，地上触目惊心的血泊，像一片被诅咒的红色泥潭，每一步落下，都伴随着血水四溅，恰似行走在暴雨倾盆后的污水坑中。

我从未想过，一个鲜活的生命消逝时，竟会流出如此多的血。小姨以一种扭曲的姿势半趴在床上，往昔温暖的面容变得苍白如纸，身体冰冷僵硬，仿佛一座被遗忘的冰雕。那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世界陷入无尽的黑暗。

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我和妹妹颤抖着双手，拿起毛巾，一点一点擦拭小姨皮肤上干涸的血块。每一下擦拭，都似有一把利刃刺痛内心，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失去至亲的痛，如同深入骨髓的寒，足以将灵魂撕裂。

一旁，小姨生下的孩子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小脸上还带着新生儿特有的红润，安静地躺在那里，对周遭的变故浑然不知。慌乱之中，大嫂趁众人没注意，迅速将孩子抱到了自己家。

大舅赶来时，夕阳的余晖正透过窗户，洒在满是血污的地上，更添几分悲凉。他和母亲压低声音，神色凝重地商量着。片刻后，大舅长叹一声，最终决定将孩子带回遥远的老家抚养。这个决定，为这场悲剧画上了又一道沉重的伤痕。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母亲的一生。她的日子普通、平凡，却始终在生活的漩涡里艰难挣扎。也正因如此，我曾无数次暗自庆幸，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只需养育一个孩子，不用像母亲那样，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然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看到他在成长的道路上孤独前行，性格愈发执拗，我的内心不禁泛起阵阵疑虑：在生育这件事上，我们当初的选择，真的正确吗 ？

高中毕业，我进入工厂，正式开启人生新篇。后来，我步入婚姻殿堂，和爱人携手同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生育有着严格的规定，没有生育证，即便结了婚，也绝不能生育，一旦怀孕，就会被强制带到医院终止妊娠。因此，婚后，我和爱人首要的任务就是申请生育卡。幸运的是，一切进展顺利，我们迎来了这个无比珍贵的孩子。

本以为生活就此步入正轨，可孩子出生后，麻烦接踵而至。单位计划生育办和厂办的工作人员，像上了发条似的，频繁上门催促，要求我去带节育环。在他们的反复施压下，我无奈照做。没想到，节育环刚戴上，下身便开始没完没了地流血。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咬牙坚持了两个月，可出血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我心急如焚，来到医院检查，交了一笔不菲的费用后，医生只是草草查看了一下，便轻描淡写地说没事，让我回去等着慢慢恢复。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垫着厚厚的卫生纸，行动不便，身心俱疲。

半年后，我实在无法忍受，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心疼得眼眶泛红，眉头紧锁，赶忙托小舅妈在妇产科当医生的嫂子，偷偷帮我把节育环取了下来。临走前，母亲紧紧握着我的手，神色慌张，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一旦被举报，小舅妈嫂子肯定会受到牵连。

此后，单位每隔一年，都会组织女工进行透视检查，查看节育环的情况。每次通知一下达，我都绞尽脑汁，编造各种借口推脱。后来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托人从医院开出证明，说明我身体特殊，不适合带节育环，对健康影响极大。这才让单位彻底打消了念头，不再通知我参加此类检查。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丈夫是二婚带着个孩子。她怀孕六个月时，被人举报。那些执法人员不由分说，直接将她强行拉到医院进行引产手术。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流掉的竟是一对双胞胎。这次手术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子宫受损严重，从此，她永远失去了生育的机会。后来我才听说，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男方已经有孩子，她不能再生育。还有一个朋友，结婚多年一直未能生育，无奈之下抱养了一个女孩。谁能想到，几年后，她竟意外怀孕了。同样在怀孕六个月时，被相关部门发现，最终也没能逃过被强行引产的命运。每念及此，我内心都充满了对她们的同情，也对那个时代的无奈感到深深叹息。   

母亲生下妹妹不久，便要赶回岗位上班。恰好在我到了入学年龄时，学校开始招生，报名点就设在矿上的总务处。一群小朋友热热闹闹地簇拥着前往，招生要求并不复杂，只要能顺利数到一百，就能登记名字，等着开学入学。我轻松通过测试，满心欢喜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本以为会得到夸赞，没想到却被母亲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她满脸焦急，斥责我不懂事，妹妹还小，没人照看，上学得等明年再说。

从那之后，母亲去上班，我就只能留在家里照顾妹妹。到了喂奶时间，热心的邻居会帮着把妹妹稳稳地绑在我背上。起初，我身形不稳，脚步踉跄，身子左右摇晃，努力适应后，才一步步朝着母亲工作的地方走去。到了母亲单位，母亲匆匆给妹妹喂完奶，便让我抱着妹妹在门口坐着，自己又急忙回去工作。

有一回，我坐在门口的楼梯上，一个工人推门而出，毫无防备的我和妹妹瞬间被推下楼梯。妹妹吓得大哭起来，尖锐的哭声划破空气。母亲听到动静，飞快地冲出来，心疼地抱起妹妹，转身就朝我追打过来，她眼中的焦急与愤怒，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终于，第二年春天，母亲同意让我入学。踏入校园，开启学习生活。在课堂上，老师的讲桌上，几本《毛选》排列得整整齐齐。班主任严肃地告诫我们，绝对不许随意触碰，每次打扫卫生，都得小心翼翼地擦拭书上的灰尘，因为领导随时会来检查。

美术课上，老师教我们画向日葵和太阳。班上有个男同学是藏民，因没有蜡笔，只能用铅笔给画好的向日葵和太阳上色。美术老师见状，顿时暴跳如雷，冲过去揪着他的耳朵打骂，还厉声质问他是不是想当“小反革命” 。那一幕，让教室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到压抑和心酸！。                    

 小学放学后，我们像一群小饿狼，饥肠辘辘地飞奔回家。一进家门，就能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大灶台上，熊熊燃烧的煤块舔舐着大铁锅，竹笼里蒸着的馒头散发着香甜的气息，热气腾腾。母亲把馒头掰开，撒上一点辣椒面和盐，简单一合，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大口咬下，那股质朴又满足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那时候，政府经常会用大保温桶熬制中药，送到学校让每个孩子服用。每次接到通知，母亲总会递给我家里最大的瓷缸，叮嘱我多接一些。我小心翼翼地接满中药，一路捧着，生怕洒出一滴。回到家后，母亲会在父亲下班后，把中药热好，端给父亲。   每天清晨，父亲上班前，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将生鸡蛋敲进碗里，撒上少许盐，再用筷子飞速搅拌。随后，倒入滚烫的开水，滴上一滴从老家带来的香油。刹那间，香气弥漫整个屋子。母亲把干馒头掰成小块，放进冲好的鸡蛋水里。这热气腾腾的鸡蛋泡馒头，是专属于父亲的“特殊待遇”。而我们，只能拿个馒头塞进书包，到学校后，和同学们围在炉子旁，把馒头烤得金黄焦脆后再吃。有时候，我们嘴馋了，就会假装生病，撒娇着让母亲给冲鸡蛋泡馒头吃，享受一下这难得的“美味” 。                                               

 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家所在楼房外，有条简易修筑的路面。路面一侧，是一道深深的沟壑，里面流淌着作为水渠的潺潺水流，不远处，便是国营百货商店。商店规模不大，可各类商品摆放得满满当当，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月，算是附近居民的“宝藏之地”。

那时，有位营业员，因家中无人照料孩子，只得每天抱着襁褓中的宝贝去上班。她无奈把孩子安置在商店后面的库房，每次工作间隙，便匆匆跑去看望。

有一天，商店迎来领导检查，营业员在柜台前忙着接待，耽搁了不少时间。等她终于抽身赶到库房时，眼前的一幕让她瞬间崩溃——一只体型硕大的水老鼠，正趴在孩子脸上疯狂啃咬。刹那间，她凄厉的哭喊和尖叫打破了商店的平静。众人闻声冲进库房，老鼠受惊逃窜，可孩子已然鼻耳、嘴巴鲜血直流，惨不忍睹。尽管人们火速将孩子送往医院，遗憾的是，最终没能挽留住这幼小的生命。这件事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在邻里间久久流传，让人揪心又叹息。                                      

小时候，我上学的路充满了田园气息。道路两旁皆是一望无际的田地，农民们辛勤种下的麦子，在微风中泛起绿色的波浪。我们一群孩子，就沿着那麦垄蹦蹦跳跳地往学校走去。

有些调皮胆大的孩子，总会趁人不注意，顺手揪下几支青绿的麦穗，偷偷装进书包里。回到家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手掌摊开，将麦穗放在手心来回揉搓，接着轻轻一吹，麦皮便纷纷飘落，只剩下一颗颗鲜嫩的青色麦粒。放入口中嚼一嚼，那股香甜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不过，农民伯伯们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这些“小捣蛋鬼”，他们经常在田边监视着，一旦发现有孩子偷揪麦穗，就会立刻抓住，然后喊来家长领人。我胆子小，哪怕麦穗不小心碰到身上，也不敢伸手去碰一下。

去学校的途中，有一座铁路桥。男孩子们总喜欢在那里玩耍，他们会把铁钉放在铁轨上，等着火车呼啸而过。等火车开走后，再兴奋地跑过去捡起铁钉。神奇的是，原本短短的铁钉，竟被火车碾压成了小刀的形状，大家拿着这些“小刀”，爱不释手。

二哥是我们这群孩子的“孩子王”，他经常带着我们去捉麻雀。我们把黄军帽用小棍支起来，在下面放上偷摘来的麦粒，再用一根细绳的一头紧紧捆住小棍，然后小心翼翼地拿着绳子，慢慢掩藏在不远处的草丛里。等麻雀飞进帽子里吃麦粒时，二哥眼疾手快，迅速拉动细绳，小棍一倒，军帽便稳稳地把麻雀扣在了里面。捉到麻雀后，二哥会用砖头围起来，生起火来烧烤麻雀。烤好后，他会把麻雀分成几块，分给我们吃，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觉得那是无比美味的佳肴。这段充满童趣的上学时光，如今回忆起来，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父亲对算盘可谓驾轻就熟，算珠在他指尖上下翻飞，仿佛灵动的音符。凭借这一手过硬的本领，父亲始终秉持本分，在会计岗位上默默耕耘。但父亲的身体却十分孱弱，医院成了他常去的地方。

彼时，医院里的主任、院长，大多毕业于五十年代的北京、天津医学院。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他们毅然告别繁华都市，扎根这片土地。这些专家不仅医术超凡，更心怀医者仁心。

其中一位院长，在业界颇具声望，不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还出版过专业医学书籍。他和妻子一同从大学毕业后，就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大西北，将青春奉献给这里的医疗事业。

记得在姐姐两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姐姐不慎从二楼窗户坠落，家人吓得手足无措，赶忙将她送往医院。关键时刻，这位院长亲自操刀抢救。手术结束后，院长神情凝重地告知我们，即便姐姐能脱离生命危险，日后也可能智力受损，成为痴呆儿。但姐姐凭借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活了下来。只是，那次意外还是在她身上留下了后遗症，患上了羊癫疯，时不时就会发作。

令人欣慰的是，姐姐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姐夫能力超群，不管是处理家庭琐事，还是在外打拼事业，都得心应手。姐夫对姐姐更是疼爱有加，不仅为她购置了宽敞豪华的别墅，还聘请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姐姐大难不死，迎来了后半生的幸福，印证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

有一年，我的右手无名指指肚上莫名出现一个针尖大小的黑点，起初，我以为是不小心扎进了刺。但没过多久，只要轻轻触碰，就疼痛难忍。随后，黑点周围迅速长出脓包，那种钻心的疼痛如潮水般蔓延，整个手指仿佛被放在火上炙烤，让我痛不欲生。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刻带我前往医院。医生经过仔细检查，表情严肃地给出诊断结果：必须截指，否则脓包会持续扩散，整个手掌都将面临被截肢的风险。母亲听到要截指，瞬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站起来，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快步向外走去。我们沿着矿道一路小跑，路边的矸石山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寒风裹挟着煤粉灌进领口。

院长的诊所藏在一条逼仄的巷子里，木门上的漆皮早已剥落，露出底下的木茬。推开木门，一股浓郁的中药味扑面而来，熏得人鼻子发酸。诊桌上的煤油灯把院长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随着灯芯的跳动忽大忽小，仿佛是个会魔法的巫师。院长从玻璃罐里挑出些黑褐色的药膏，那药膏看起来就像凝固的沥青，还散发着艾草和硫磺混合的独特气息。他用竹片把药膏均匀地涂在纱布上，药膏接触到我指尖的瞬间，一股清凉中带着微微灼烧的感觉蔓延开来。

父亲借了工友的自行车，每天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去诊所。车轮碾过结霜的土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西北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生疼，我紧紧贴在父亲的后背上，能清晰地听到他胸腔里那颗心脏有力地跳动着，“咚咚咚”，就像战鼓在擂响。诊所里，消毒水的味道格外刺鼻，院长的镊子夹起坏死的皮肤时，发出“滋滋”的声音，脓液顺着纱布的纹路缓缓流淌，在搪瓷缸里汇聚成一汪浑浊的液体，泛着诡异的光。

第七天清晨，我惊喜地发现脓包已经结痂了。那痂皮就像深秋时节凋零的花瓣，边缘微微翘起。我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它便轻轻脱落了，露出下面新生的皮肤，粉嫩粉嫩的，如同春天里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半年后，我在电影院门口玩耍时，看到一个女孩正用左手吃力地跳着皮筋。她的右手拇指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截，裹着的纱布已经洗得发白，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母亲的双手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为我们全家编织着生活的希望。她把旧报纸铺在膝盖上，用那把已经磨得发亮的银剪，仔细地裁剪着鞋样。报纸发出“沙沙”的响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碎布头泡在搪瓷盆里，浆糊散发着酸酸的味道，和着煤炉里飘出的烟火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母亲弓着背，在十五瓦的灯泡下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锥子穿透布料时，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每一下都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棉线在月光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仿佛是她用爱织就的丝线。

后来，矿上废弃的运输皮带成了抢手货。母亲把那硬邦邦的皮带垫在鞋底最下面，这样做出来的鞋子更加耐磨。可锥子扎下去的时候，手臂上的肌肉都紧绷起来，额头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老茧，就像老树皮一样粗糙，但却充满了力量。

深秋的一个傍晚，母亲紧紧攥着攒了半年的布票买的衣料，带着我去隔壁院的东北大妈家裁剪布料。暮色渐渐降临，像一张灰色的大网，笼罩着整个矿区。大妈家的煤油灯在窗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缝纫机有节奏的“咔嗒”声，仿佛是一首古老的歌谣。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宁静。

“谁在里面？”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男人大声喝问道，手电筒的强光透过窗户，照在母亲攥得发白的布料上。母亲迅速把我护在身后，声音有些颤抖地解释道：“给孩子改冬衣呢。”男人用警棍敲了敲窗框，玻璃震得哗啦作响，“少聚众唠嗑，最近风声紧！”

我们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逃也似的离开了大妈家。月光洒在地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母亲的手冰凉刺骨，却依然紧紧地攥着那叠裁好的布片。远处煤矿的探照灯刺破夜空，把半边天染成了铁青色。我听见母亲轻声叹了口气，那声音仿佛被煤粉包裹着，消散在西北凛冽的寒风中。

作者简介:

芦淑梅，祖籍山东曹县，1969年生于甘肃兰州红古区窑街矿务局，大专学历。兰州市祁连山水泥厂工作。已退休。

朗诵者简介：

沈虹，呢称叶子，新疆兵团人，曾长期从事电视新闻编辑播音工作，现为《都市头条》认证编辑，百草园书店，诗词天地，新华网<文艺创客>等多家知名平台主播，多次荣获朗诵大赛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