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父亲周宝明

“什么爱，朴厚而深沉；什么爱，真切而饱满。什么爱，如泉如山；什么爱，如天空似大海。” 在我看来，只有天下的“父亲”，才配得上这段文字。包括我的父亲。

有时我抽象的、理性的、站在高一点的地方去看父亲倒更像父亲，不然总觉得“身在此山中”。父亲这辈子利己不多，却始终在努力的做利他的事情，这一点真实不虚，因为他的骨子里就是这。可在他看来不算什么，差的远呢。再给他20年，他一定还是这样子。

离乡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告别了家人，背负行囊，迎着朝阳，独自去闯荡了。

听他说，他的母亲为了他日后拥有一只像样的饭碗，曾不只一次戳着他的脑门儿：“想出息，就得闯！”就这样，父亲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小小年纪，身在异乡，披星戴月，含辛茹苦。有句话，父亲总挂嘴边：我感激母亲！因为父亲深深体味到了是他母亲的严厉和卓识成就了他一身的手艺。奶奶过世，父亲哭得山响，惊天动地。父亲为他的母亲戴了半年“孝箍”，这在五里乡村很是罕见。之后的日子他调动了他所有的情感，凭记忆用铅笔画了很多奶奶的肖像素描，很像。又亲手做了很多相框，挂满了我家的墙壁。出来进去，端详着，父亲站在任何一个位置，奶奶都在看着他，父亲仿佛和他的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在他心中，奶奶还活着。

“文革”开始，父亲回乡。理由简单，出身不好，成分太高。

父亲回乡后，无所适从，什么也干不好，农活儿一窍不通。有一次他锄地，被大拨丢下很远不说，还损伤了几棵棒苗儿。生产队长当场宣布，取消一天的工分，本来他的工分给的就不高，相当二等女劳力的工分。1966年之前父亲靠他的工资养活家室，之后仅靠在生产队挣工分维系全家。回乡那年父亲46岁，还好！正值壮年。但从小出外学徒的他，各种农活儿的边儿都没沾过。万事都要从头开始，可农活儿面对的是娇嫩的禾苗，天天要和这些事关农家日子的庄稼打交道，那是需要多么小心翼翼，做起来细致入微的事情。出手要讲分寸的，更讲童子功。于是，大千农事中半路出家的父亲根本做不好这些，急得手心出汗，还是有劲使不上。尽管一身手艺，像口捻账，打算盘，包东西，书法，画画，都是一把好手，业务比赛，也都数一数二的。可这些手艺在村里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他的成份那么高没人敢用！只能干那些特别重的体力活儿，象扛粮食包，盐包、搬大石头，筛砂子，抡大锤，这些二等活儿。一年到头，吃苦受累，生产队扣除开销，拿不回来几个钱。

回乡后，父亲领教了什么是运动。之前他每逢回家休假，街头的乡亲拦着他聊天、下棋，请他帮助辨生字。有时太晚了，父亲就带他们来家里喝上两盅，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不承想，一夜间，他们一改过去的热情，齐刷儿的“变了脸”。父亲纳闷，更是不解。他彻底晕了。为此，父亲元气大伤。很快，运动达到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震耳欲聋。村庄不大，火药味儿呛鼻。连小孩子都跟打了鸡血似的。他们集结在一起，从街上掠过，犹如疾驰的旋风。走！快走！看批斗会去！于是，父亲做好了充分准备，做好了脖子上悬挂大粪桶的准备，也做好了皮开肉绽的准备，甚至归西的准备。

村里第一次批斗会在群众高昂的口号中拉开了序幕。父亲见如此阵势，难免紧张。阿弥陀佛！还好，名单上没有他；第二次批斗会也只是陪陪绑，仍不是重点对象，于是他心生忐忑；第三次批斗会开始还不到五分钟，就当场打死了一个地主婆，父亲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场景。回过神儿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次他只挨了一镐把，皮肉伤，未及筋骨。再后来上级果断下达了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父亲躲过了劫难，他暗自狂喜，家人也跟着。幸运！太幸运了！

父亲不想戴罪。他厌恶罪恶，从小就憎恨罪恶。他认为他没有罪，因为他对罪恶恨之入骨。小的时候犯一点小错都会面壁思过，反省再反省，但眼下他分明被罪名缠绕得严严实实，说不清、拿不掉，他试图想甩开，想挣脱，可他怎么也做不到。

记忆里，那些年父亲快要崩溃了。他每天除了认认真真扫街，本本分分劳动，规规矩矩请罪，还常找些事情做。本来下地干了一天活儿就非常累了，但他不觉得，他好像总处在亢奋的状态，他抓住任何机会争取立功，好好表现。那时街坊四邻谁家盖房、垒猪圈、抬棺材什么的，他都要去。他帮人忙，无论时间长短，活儿轻活儿重，不讲一分价钱，一顿饭不吃人家的，连支烟也不抽。不管帮多少忙，多大忙，都心甘情愿。运动那些年，父亲压抑，但从不说，可我了解父亲。父亲一定这样想，依他的出身，还讲回报？讲什么回报？为乡亲们做事，不被拒绝，人家不嫌弃，就是回报。好好赎罪，让贫下中农认可，就是最大的回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我这辈子最敬重的就是贫下中农，因为他们信任我。”

父亲从小在外经商，事事规矩，他对谁都是和和气气、满脸堆笑。再加上父亲热心肠、心眼儿好，惟善当先，做了很多帮助人家的事。乡亲们都认为他仁义，真的没有谁揪着他的出身不放，更没有人往死里整他。受点欺负、歧视在那个年代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为此，父亲觉得心里格外温暖，对这份温暖，父亲甚是欣慰，甚至心存感激。每每想起这些，他就无比知足，并会将其迅速转化为更好地为乡亲们做事的动力。可见父亲对欣慰、温暖、知足的理解和评判，是那么易感。向他吹口气，他都会出汗。

那时，白面(小麦粉)稀罕，各家的婚丧嫁娶都习惯送六斤一包的“白面包”。这成了老家那一带的乡俗民俗，“六”象征着“顺”，“包”象征着“饱”，千家万户顺顺当当要吃饱，这是那个年代乡亲们所迫切祈求的。于是，人们就以“白面包”当作“大礼包”，礼尚往来，相互祝福。父亲是老商业，包面能手。早年每次供销社举办业务大赛，包面这个奖项，都是父亲摘第一，他有绝对实力。回乡后，他觉得赎罪的机会来了，于是毅然决然把这事揽了下来。起初，父亲还担心乡亲们不给他这个老富农的面子，那么黑的手，别把人家的面污染了！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乡亲们都来找他，到后来外乡人也慕名而来。他包出的“白面包”，方方正正，高高挺挺，见棱见角，讲究！这样的“白面包”拿出去，着实体面！“面包”用见方的高丽纸铺底，包完后用双股纸绳打成十字扎紧，挽个秀气的提套，顶部贴方红纸，喜庆极了。我不是夸父亲，这活儿，方圆百里，没二份儿。那些年，请父亲包面的乡亲们踏破门槛。我喜欢父亲包面的动作，那叫一个麻利、潇洒、带劲，小时候常看得入神儿。

父亲为乡亲们包了多少面，我没统计过，他更不记得这些。反正我们家的卧柜上，常年都摆放着父亲为乡亲们包好的尚未取走的“白面包”。

村里各家的婚丧嫁娶，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记账登记份礼。记账先生的首选仍是父亲。他账记得好不说，字也写得漂亮。更重要的是让主家放心，账款结清后明明白白交给主家清点，分文不差。各家的账本一存就是十年、二十年，拿出来仍是字迹干净、清晰。当主人还礼的时候，拿出来以此作为依据，一目了然。

字写得好，自然又给父亲添了另一项活计——写对联。记得每年过了阴历二十三，也就是小年儿一到，街坊四邻、房前屋后的大人小孩就开始陆陆续续拿着红纸往我家集结，找父亲写“春联”。

父亲为此还请村里的木匠为他专门打了一张桌子。随着年节的临近，来家里的人渐渐多起来，以至高峰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转悠不开，在院子里排队等候。他们说父亲写的春联字好，词儿也好。什么样的家庭，就配以什么内容的对联。写容易，年年搜集新春联是件难事，不能总用老词儿，得与时俱进。于是，父亲每年都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新春联，然后抄写在笔记本上。有的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从报纸上摘下来的，有的是聊天时记下的，有的是他自己开动脑筋编创的。还好，每年都有三十多对新春联供他书写，体现了新年新气象。

写春联、贴春联，在农村是一件大事，春联象征着吉庆。一副好春联，能给一家人带来一年的平安与祥和。“春联”实际是城里人的叫法，庄稼人习惯称“对联”或“对子”。按他们的说法，是写“对联”或写“对子”。

父亲生前最爱做的，做起来最津津乐道，最让他乐此不疲的事，就是为村里的乡亲们写“对子”。我给他算了算，从1966年他从供销社回到老家那年，到1994年他去世的二十八年间，他为远近的乡亲们书写了大约有7800副“对子”，这恐怕还是不完全统计。

父亲当时爱做这事，喜欢做这事，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字写得确实好，用乡亲们的话说“漂亮”！他念过私塾，15岁外出学徒天天用毛笔抄写商品名称，春夏秋冬苦练基本功。出徒后，不但能打一手好算盘，还练出了一手远近闻名的毛笔字。他感觉他的字就是书法，拿得出手。他认为他在老家的五里乡村也算是个土秀才，当然他是在乡亲们认可的前提下默认的。起初，他可不敢这样想，一直都是低调儿做人，用他的话说时时刻刻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成分高。父亲出身富农，按当时“黑五类”的排序富农是排在第二位。在那个唯成分的年代，村里人唯独没把他当作罪大恶极的人，甚至没把他当坏人。谁家办喜事或建新房都请他书写红礼上的“祝福语”或柱脚上的“贺喜红”。乡亲们每年请他写对联，他觉得太信任太看得起他了。他说过，能为乡亲们写对联，是他最大的福分，曾经一度激动得都找不到北了。他认为这就是对他的认可，最让他欣慰的是“对联”的词儿都请他出。每年春节来临，他就开始进入兴奋状态，放下家里所有的活儿，一切给写对联让路。父亲白天写，晚上写，甚至还要打通宵。当他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想帮他。可还没写几个字，他就冲我喊，停！停！停！“你还得下功夫练呀！这字可拿不出手，别糊弄乡亲们！”于是，他只好单枪匹马，苦干苦战。他要以最快的速度给各家各户写好，抢在年三十之前确保全村的乡亲们各家各户都能贴上新“春联”。他为乡亲们写“春联”，每年家里还备了两刀红纸，他知道每家有多少间房子，有时大人忙，打发孩子只拿来一张红纸，显然不能红遍家里所有房间的门边与柱脚。即使孩子一句话不说，父亲也明白，他会根据这家的房间情况，用自家的红纸写好补齐。父亲于是落下个“三搭”的称谓，即“搭纸、搭墨、搭工夫”，父亲想为乡亲们往里搭，搭什么他都愿意都高兴。二十多年父亲一直这样做，一直做到他离开人世。

贴春联，是农村千百年的风俗习惯，红火、喜庆、吉祥。当时，我们生产队的近二百户家庭，几乎都是父亲为他们写“对子”。

晚年的父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常头晕目眩，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眼前聚集着众多前来请他写春联的乡亲们，他就不由得起急、上火，这时也是他最容易犯病的时候。父亲69岁那年，距春节不到七天，突发急性心梗，昏迷两天，经全力抢救，奇迹般地又回来了。出院后，他极力辩驳：“这病与写春联没有关系，不写春联，也不会长生不老。”后来的几年间，他仍坚持为乡亲们写对联，多累、多不舒服，但只要有人来家，他就精神。但常常在人走后，马上躺下，好长时间不能缓解。最终，父亲还是死在了心脏病上，那年他75岁。他多想为乡亲们再多写几年对联。

小时候我常想，父亲的行为，包括他的精神，不像雷锋吗？他不也是长时间为百姓做好事吗？可我一直没找到答案，直到现在。那时他这样做，是在赎罪，或是在接受改造。可“文革”结束之后，父亲仍坚持做好事，忘我地去做。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父亲做了二十八年的好事，一直做到他离开人世，二十八年应该不算短了。还好，父亲做任何事情，特别是为乡亲们做事情，他打心里愿意，赔本都愿意。只要不把他当坏人，怎么做都好，做得越多他就越高兴，越开心。

瞧我的父亲，想起他，我的眼睛就模糊。

                     2025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