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光明
这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了，可它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似的，总也忘不掉。
我们村有个叫刘成祥的老汉，小矮个，络腮胡子，按村里的辈分论，我还得叫他一声大爷。这个人在村里有点名气，不是庄稼种得好，也不是有啥手艺，而是嗜酒如命，粗布条腰带上常年挂着个能装1斤酒的酒葫芦。据说这酒葫芦是他老辈传下来的，都包浆了，透着一种古朴自然的美。他十天一大醉，五天一小醉，宁肯三天不吃饭，不能一顿没酒喝。平常里不大爱说话，一旦酒精上头，嘴巴就管不住了，尤其爱打抱不平。有的村干部屁股不干净，就怕他。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在村头迎面碰上他。他已经喝得红头涨脸，迈着醉步，蹒跚而行。
我怕他撒酒疯，就想贴着墙根走躲开他。
谁知他冲过来一把抓住我。
“刘大爷，您……您好！”我嗫嚅着，怯生生讨好地叫他一声。
他用一双红眼珠子盯着我，嘿嘿一笑：“小兄弟，别，别怕。来，来，我给你，给你说说，村长的那些破事！”
那时候，我虽然年岁不大，也常听人们背后议论村长人品不咋的，可此时看见他腰里那个晃晃荡荡的酒葫芦心里就发毛，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趁他不注意，挣脱撒腿就跑。背后传来他的笑骂声：“兔崽子，胆，胆小鬼！”
五十年代，有时候年成不好，县里会给村里下拨救济粮，村长就偷摸地给自己和亲戚多分点，也不公布账目。村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直骂娘。因为我们村地处偏僻，极少有上面的干部进村检查工作。有一天，听说一位副县长要来村里访贫问苦开座谈会。刘成祥老汉在邻村小酒馆里买了八分醉，就跟景阳冈上喝高了的武松一样趔趔趄趄地闯进村委会。一看他那副醉模样，副县长和一众参加座谈会的村干部，群众代表都吓了一跳。
“刘叔，县长在这里开会呢，别闹了，回家吧！噢！”村长急忙起身把他挡在门口。
刘成祥老汉掏出酒葫芦，仰脖喝了一口，满嘴酒气：“县，县长咋了？我就找县，县长说道说道！”
副县长过来拉住他脏兮兮的袖子，笑吟吟地说：“坐下坐下，您老想说啥？”
他挣开副县长的手，也不坐，倚在门框上，醉眼乜斜，叫着村长的小名开了炮：“狗剩子，去年，县，县里给咱村下拨五千斤救济粮，你，你是咋揑咕着分的？为啥，为啥不公布分配账目？”
这工夫，村长油光光的脑门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子：“刘叔，你醉了，少胡沁！快回去吧！”说着往外推他。
他一手撑住门框，一手举起酒葫芦又抿了一口：“我没醉，没，没醉！心里明镜似的。你当着县长的面，说，说清楚了！还，还有，李寡妇的事，你半夜三更敲人家门，逼，逼得人家远嫁他乡。你，你干得是人事吗？……”
村长脸涨得象紫茄子，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副县长目光如炬，从村长脸上扫过，吓得村长一哆嗦。
副县长回去的第二天，村长就灰头土脸地下台了。听说他后来去了外地，再没回过村里，脸丢大发啦！其他村干部，打马骡子惊，再也没发生过侵害村民利益的事。
刘成祥由此名声大噪，成了村民口里的大英雄。只是他手里还是始终不离酒葫芦。
后来，我从京城回乡下探亲，听说刘成祥老汉不在了，一直活到九十五岁。最后还是手握酒葫芦下葬的。至今，我们村里还流传着酒葫芦的故事。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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