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兴
《左氏春秋》中的外交风云
读史，使人明智。知道昨天，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在先秦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就走在世界的前列，开始了史学建设工程。
开创先河的《左氏春秋》，是中国史学的经典。作为史学著作的示范，以叙事完备的编年体，详细记载了起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记载了254年间的历史事实，保留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它不仅是断代史书，而且还是先秦散文的代表，标志着我国在那个时期散文走向成熟，叙述已经达到了现当高的水平。
本书不仅全方位，长镜头展示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波澜壮阔的画卷，还从外交方面凸现了风诡云谲的谜团，从中找到了儒家传统的外交理念，“和”、“合”的外交宗旨，保护国家与人民安全的举措，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不无裨益。
外交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表现，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国家尊严的塑造。外交秉承着国家使命，执行着国家赋予的职责，以经济作靠山，以军事作后盾，去协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古代的外交官们，他们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都娴熟自如地掌握了外交关系的程序，运用外交礼节去解决纷争中的实际问题，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为百姓赢得了安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左氏春秋》中，管窥蠡测那个时候外交政策、方针、原则、举措等方面的问题。初步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王道与霸道的博弈
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主导诸侯的盟会，以军事为支撑，以外交为形式，推动生存与发展战略。
左丘明以儒家思想，去审视254年的外交风云，诠释中国的对外的礼仪，主导外交的道义诚信，这就是“王道”。王道的核心是遵循周礼，维持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
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会盟”，“同位”的“会盟”，磋商达成某种契约与协议，各方互相遵守。用这种方式，维持国际秩序。
翻开《左氏春秋》，“盟”字随处可见，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形式，“盟”成为切磋解决问题的联系渠道，畅通国家关系的纽带。“盟”是两国与数国构成合作集团的组织，是抱团取暖，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战略伙伴关系。“盟”是共同利益组成的集体，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大家庭。搭建外事活动的舞台，“盟”是最佳的团结抓手。
丧礼外交，是增强友谊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契机，夯实“盟”的基础。在《隐公元年》中说：“天子七月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规章制度，已经普遍执行。
加“盟”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友好，赢得安定的环境。在《隐公二年》中，北方的少数民族“戎”，受到华夏的影响，也如法炮制：“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几个国家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阵营，是“盟”的升级版。《桓公十一年》就有记载：“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楚国也不甘落后，拉了一帮小兄弟，在自己的周围。“楚屈瑕将盟贰轸”。“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到了《哀公二十一年》，这种结盟，仍在延续：“秋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
从结盟的出发点来，有强强的组合，弱小的聚集，弱强的依附。每一种组合，都在推举这个集团的盟主。而强大集团的盟主，更是雄心勃勃，成就一番霸业。
用联姻这种方式，巩固两国关系，是春秋时期的创举。成语“秦晋之好”，就源于此。《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二十五年春，陈女叔来聘，始结陈好也”。当时，诸侯之间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
秦晋互为通婚，演绎成一种习惯。《僖公十五年》：“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僖公十七年》：“夏，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这种联姻，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良性循环的粘合剂。汉代的昭君出塞、唐代的文成公主进藏，都是春秋混血的延续。讲求诚信，是外交的准则，更是大国的形象工程，维系着盟主的基础。做霸主要有霸主的胸怀、霸主的气度，不搞小人的作为。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之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而“《风》有《釆蘩》、《釆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不讲信誉，必然带来不良反应。《隐公二年》有记录：“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重耳逃难到了楚国，楚成王按照诸侯的规格招待他。席间，楚成王问他：“公子如果回到了晋国，将以什么报答呢”？重耳回答说：“如果晋楚两国在战场上相遇，那就后退九十里”。后来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在城濮与楚对阵。他不拿国土作交易，践行诺言，主动后撤。
《僖公二十八年》就忠实于历史，记录下来：“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以避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雠，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晋文公用诚信守诺，在诸侯中树立了领袖形象，成为春秋五霸。晋文公这种礼让还情感恩，做得非常到位，堪称外交守信的典范，为后世所师法。
不讲信用，就要付出代价，成为众所之的。《桓公十二年》就举出了这样的例子：“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由长。无信也”。
二、人道与天道
人道，就是讲究礼义仁智信，用这些理念去指导外交工作；天道，就是遵守自然规律与社会行为轨范。
国与国之间的在困难时期的互相帮助，既是人道主义精神体现，更是增进友谊的最佳机会，夯实感情基础的实际行动。这种大爱无疆，在春秋时代已经树立了榜样，为后人所沿袭。
做霸主，要有做霸主的人道，才能顺应天道的要求，成就泽被苍生的的伟大。否则，霸业只能昙花一现。让我们看看是怎么接受这场考试吧！
《僖公十三年》中说：“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本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从秦国高层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对晋的粮食危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人数各占一半。主张趁机消灭晋国的意见，似乎很有道理；执人道者，秦伯与百里毕竟高人一筹，将君民区别对待，以救灾恤邻为善。他们的做法，符合天道，更有人性的怜悯。无疑，后两者的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用理性战胜情绪。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晋国大夫阶层不乏这样的明白人。苍天也许在轮流考核，晋国是否合格？
翌年，即《僖公十四年》，同样一个问题：“冬，秦饥，使乞籴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冦，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庆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矣”！
有智慧的大臣，却是昏庸的晋侯。不知感恩回报，却不听劝说，冷若冰霜地一意孤行。等待到来的是一场大祸临头。不讲道义，种下恶果，该自己尝了。
历史翻到了《僖公十五年》，有悖于人道与天道，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可想而知：“晋侯之人也，秦穆之姬属贾君焉，且曰：且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以粟；秦饥，晋闭之以籴，故秦伯伐晋”。
不以冤冤相报，图一时之快，发泄个人情绪。秦伯的大度积德，为后世一统，储备了“厚德载物”。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在外交上以实力为靠山，放晋一马，顺应天道，让其自生自灭，是科学家选择。
“大夫请以人。公曰：获晋侯，以厚归也。既而丧归，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晋𠆢慼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难任，背天不祥，必归晋君。公子絷曰：不如杀之，无惧匿焉。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太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始恶，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乃许晋平”。
秦伯毕竟高明，以德报怨，让天下人服膺，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思维逻辑。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善待被俘的晋侯，，力排众议，放战俘回，不经意间，在诸侯中塑造了自己的高大。
使天下归心，必须用道义的力量去感动人，让人悦服。它是一种隐形的软实力，看不见的内功、底功。这种潜意识，被王者归来所汲取，化作成功的动力。
《哀公二十七年》记载：“吳之入楚，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吳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逢滑当公而进，曰：臣闻国之兴也福，其亡也以祸。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祸。楚未可弃，吳未可从。而晋，盟主也，若以晋辞吳，若何？公曰：国胜君王，非祸而何！对曰：国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复。小国不复，况大国乎？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视民如土芥，是其祸也。楚虽无德，亦不艾杀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见德焉。天其或者正训楚也！祸之适吳，其何日之有？陈侯从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陈，修旧怨也”。
从陈国君臣对话中，管窥吳、楚在列国中的印象。比较一下，认识到“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真理。后来的历史证明，谁的国祚更长，就是道义在冥冥之中注定。有些大国重复着别人的覆辙，，却浑然不知不觉，自己也掉进了深渊。
人有千算，不如天之一算。天道，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违背了天道，逃脱不了最终被覆灭的轮回。在天道面前，非人力所能挽救。简子的话，就说得很透彻，一矢中的，记录在《哀公二年》中：
秋八月，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旆，与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卜战，龟焦。乐丁曰：“《诗》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谋协，以故兆询可也。简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斩艾百姓，欲擅晋国而灭其君，寡君恃郑而保焉。今郑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顺天明，从君命，经德义，除垢耻，在此行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朴马，无人于兆，下卿之罚也”。
古往今来，百姓就是国家的主人，是他们托举着大厦。失去百姓的国，就是一片沙漠。把百姓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才配当天子、诸侯、大夫。视百姓如草芥的人，只能是自取灭亡。那些让老百姓看官员的脸色的人，实在是本末颠倒。这类人只能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三、实力与实效
有一句俗话，听做“弱国无外交”。在春秋时代，列强蜂起，群雄逐鹿。在外交舞台上，在“盟”的组织结构中，常常是凭实力支撑所处的位置。凭实力决定着在外交上的影响力。有实力做后盾，说话腰杆子也硬，底气十足，表态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实力，是国家的基础，代表国家的力量。这种力量，既有疆域的大小，人口数量的寡众；还是政治声望的高低，经济总量的贫富，军事投射能力的强弱，文化渗透力的深远。
传统的大国强国在外交舞台上，角色的扮演，不仅是各项因素的组合，而且还是各诸侯国战略眼光洞照，所在国内部的和平稳定，官民关系、军民融合，外交官们的职业素养的发挥，去展示国家形象。
而小国与弱国，在外交舞台上，往往没有话语权，没有表决权，成为大国强国的傀儡，帮腔的小伙伴。几个霸主的附属雇佣品，沦为为强者、霸者的影子，皮影戏表演操纵者的木偶拉线。
在弱小需要帮助，请求支援的时候，有些强势要么冷若冰霜，要么趁机要挟，提出苛刻条件，强迫他们无奈接受，获得最大的收益。
而许多国家当权派，他们凭借手中的行政资源，左右外交事务的决策与进程。那些说话算数，拍板盟约的实力人物，通过这种决策权，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预期目的，就是实效。
翻开《左氏春秋》，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个案。《隐公四年》记载：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洲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敞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公问于众仲曰：“卫洲吁其成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夫洲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洲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在诸侯高层内部，在对外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分歧在所难免。这种看法相左，不仅是正与邪，公与私的较量，而且是实力与道义的较量，主流与浊流的实效结果。
在儒家看来，进入东周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列国诸侯信仰的是“森林法则”，强国如林霸主们，一方面以周礼修饰装潢自己，另一方面用实力在外交场合说话。坐在主席台上，一手握着铜爵，大讲王道；一手握着虎符，准备跃马出征。
用外交塑造军事形象，以军事保障外交的实施，获得外交的胜利。外交为军事服务，军事为外交缔约获得更多的红利。
尤其在军事上，指望别人来救援，在外交上还得看人家脸色。《隐公四年》就记载着这样的事例：
秋，诸侯复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翬帅师”，疾之也。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不是推辞，就是不同意，几经周折，在坚决请求下，才将不情愿付诸无奈。这种出兵支持，就叫“翬帅师”。
小国弱国，求人也不是滋味。除求与被求的双方外，还有中间环节。在这个链条上，如果衔接不上，就会出现“肠梗阻”。
《隐公五年》中，就有这样的个案：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人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外交谈判，是争取时间；作好战备，是外交谈判的筹码。“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军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在大国强国之间走钢丝，不倾向于任何一边，不一边倒，搞平衡等距离外交。维持各方关系，是弱小的生存之道。任何人都不得罪，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生存空间的最佳选择。
《僖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教训，为弱小者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灭黄”。弱者在强者眼中，永远不能心存侥幸。弱者随时会成为强者口中的肉，在不经意间，强者早巳盯上了，兼并只是时间问题。提高警惕啊！
楚国不怕不进贡，有的是实力。小国不按例出牌，立马作出了反应。一出手，堂而皇之“失礼”，收到实效，灭国扩大了疆土，这就是“立竿见影”。
奉行强势外交，是诸侯国惯用的手法。动辄以扣押人质，强迫对方俯首听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诸侯国主，只得吃闷亏，听命于人家，还不敢声。
《僖公十七年》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九月，公至。书曰：自治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
不被别人左右，独立自主奉行自己的外交，才有国家的尊严。在外交舞台上，哪怕弱小，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将自己的主张上升为主流，主导着外交政策的走向。有主见、有骨气的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特立独行的自我。
读《哀公八年》，不得不景仰这样的大臣，他们才是国家的脊梁，社稷的支柱。有这样的大臣在，国家才有希望：
吳人行成，将盟。景伯曰：“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骨而㸑，犹无城下之盟。我未及亏，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国也。吳轻而远，不能久，将归矣，请少待之”。弗从，景伯负载，造于莱门，乃请释子服何于吳，吳人许之。以王子姑曹当之，而后止。吳人盟而还。
看清形势，明白道理，分析透彻。进而釆取必要措施，让对方不得不接受现实，最后，回到理智折衷方案上来。这种外交斡旋，也是主张主导着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大格局与大格斗
在强手如林的春秋时代，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保持霸业延续性，必须有制高视野，胸有大格局，纵观天下形势，立足长远，纵横捭阖，从容应对大格斗游戏。在几个霸主中，找准时机，临门一脚，让对方应声倒地。
那些英明的霸主们，不图一时之利，去养肥对手，借助强大的对手，去吞噬弱小，消耗他们的体能。最后，时机成熟，瓦解分崩离析他们，逐个削除这些堡垒，这才是成功的奥妙，也是釆取“剪羊毛”的模式，收获别人树上的桃子。
在惨烈的兼并战争中，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并不急于去消除自己周边的小国，而是保护周边的小伙伴。把他们作为大门的屏障，必要时出手帮助。让小国成为周边安全的防护带，成为大国的卫星国，这无疑是英明的举措。
《哀公八年》，不乏高明者有这样的睿智，树立了远见卓识的典范：
吳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孙叔辄。孙叔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雠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若使子率，子必辞，王将伐我”。子张疾之。王问于子泄，对曰：“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晋与齐、楚辅之，是四讎也。夫鲁、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
认识到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及时釆取措施，出手相救。这样的远见，这样的大格局，在大格斗中多了一个帮手，多了一支盟军，胜利多了一份把握，为自己的明天铺路。
保护周边小国，珍惜邻居，就是保护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存空间。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大臣们，从大格局中洞悉到了这一点，提出了真知灼见的一套理论，行之有效的方法。
阐明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延续两千多年的战略思维，仍然有借鉴意义。《哀公七年》的一场论战，钟声缭绕在耳：
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徳，失二者，危，将焉保”？孟孙子曰：“两三者以为何如？恶贤而逆之”？对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有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言危，何故不言？鲁德如邾，而以众加之，可乎”？不乐而出。
精辟的阐述，指明了方向。可惜，很多急功近利者，听不进去。造成的结局，可想而知。
而对于身边的强手，虎视眈眈。这种危险性，是定时炸彈，随时随地都会引爆。居安思危、岂能等闲视之？
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对于强邻的险恶用心谋图，浑然不觉，吳王夫差就是例子。对伍子胥的提醒，根本听不进去。
左丘明却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哀公元年》中说：
吳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擕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将许之。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代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媷，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二姚，而绪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吳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吳其为沼乎！
伍子胥的预见，敲的响钟，并没有引起夫差的警惕。又过了十年，举国上下都还在沉迷于胜利，只有一个人清醒。伍子胥对严峻的挑战，心急如焚。《哀公十一年》记录：吳将伐齐，越子率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吳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吳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济其欲也，不如早从事焉。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越不为沼，吳其泯，使医除疾，而曰：“必遗类焉者，未之有也”。《盘庚之诰》曰：其有颠越不共，则劓殄无遗育，无裨易种于兹邑。是商所以兴也。今君易之，将以求大，不亦难乎”？弗听，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反役，王闻之，使赐属镂以死。将死，曰
：“树吾墓梵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事实证明了伍子胥的预见。在强邻地理的大格局中，决不能有妇人之仁。愚蠢不可怕，比愚昧更可怕的是，有智者在身边，却自以为是，刚腹自用，断送了国家。如后来范增说项羽一样：“竖子不足为谋”！
在春秋时期的五霸的排名上，潜藏的顺序，是大格局与大格斗游戏，早已拉开了帷幕。不经意间，大家在盘算着谁当“老大”，谁当“老二”？这两者之间，都在思考着：当了老大，如何整垮老二？老子天下第一，老大绝不允许老二超过自己，千方百计打压老二。
争夺霸权，一直在明争暗斗。《哀公十三年》记录下来一段对话，说明这种争夺，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秋，七月辛丑，盟，吳、晋争先，吳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日：“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吳王有墨，国胜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
这种争论，并没有结束。暂时的荣耀，只是过眼云烟，留给后人谈笑。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用实力说话，以成功证明一切。
在一场盟会上，争论不休，不过是未现龙头，而先露龙爪。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呈强斗胜，毫无意义。但是，《哀公十七年》的记录在案，却给人深思：
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魋”。武伯曰：“然则彘也”。
不以一时一事论成败，着眼于大格局、大格斗，任重道远。好戏连台，高潮还在后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下局势还未见分晓！真正的老大、老二还在朦胧中。真正的老大、老二是强秦霸楚，他们在窥视着下一轮的角逐。其他霸主，都是这场大戏的匆匆过客，当了配角而已。
这场大戏，围绕着秦楚两国展开，为后来留下了伏笔。《定公四年》中的动人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吳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臣下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取其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遂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停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秦楚这次联袂，奠定了合作基础。秦哀公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在这次外事活动中，着眼于大格局。救楚活了一盘棋。帮助敌人的敌人，就是为自己找到了对付敌人的杀手锏。
让楚国重新崛起，去消灭强大的对手，省去了战争的消耗。休养生息，储备力量，等待最后的决战。秦哀公这一着救楚博弈，为后来楚灭国诸侯，除掉鲁、齐、吳、越等大国，诸侯小国扫清了障碍。借力于强秦“挥剑扫六合”，只剩下“二龙争战决䧳雄”的秦楚两国，天下的形势已经明朗了。
《左氏春秋》中的外交风云，紧紧围绕着大国战略，开展一系列重大活动，网络着外交游戏规则，其中的奥妙，让人扑朔迷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把握时机，为政治、军事服务。演出了历史上生动活泼的大戏，使后人受到启迪，从中借鉴。这笔宝贵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
并不是所有的诸侯君臣都有这种智慧，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了这样的个别的明白人，他们君臣的最佳组合，成就了伟大。如秦孝公与商鞅一样，多次这样的巧合，推动了这个国家走向巅峰。
《哀公十一年》中的一段话，堪称经典：（冉求）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
读《左氏春秋》，学习中华元典。对于浮躁的当今人来说，是一味镇静剂，让我们清醒。它的跨学科知识，从中汲取的营养，远超过书的本身。磨刀不误砍柴工，静下心来，去品味，去修养，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这就是软实力。这个软实力，远远超过那些浮光掠影，花拳绣腿的虚架子。
为什么有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内修。楚国八百年，秦国九百年，隔一个档次，就不一样了。秦、楚在春秋中的表现，不要忧天怨人，历史的使然。如很多家庭一样，子孙后代的发展，实际上是多少代人的积累，才走到今天。那些身世显赫的名门望族，不是祖上世代的潜移默化，冥冥中才有祥云绕梁吗？我们中华民族，穿越上下五千年的沧桑，承受了一百多年的苦难，到了大觉大悟的时候。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充满着自信，迈向又一轮的辉煌！
2020年8月20日
于黄陂前川街桃花村曹家湾35号潘安兴，(自号木兰山樵)，1949年10月11日生。湖北黄陂人。当年老三届，经历知青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下岗打工，招聘到政府部门工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黄陂辞赋学会会长。著有《中华大家庭赋》全书182万字待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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