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二）文/谢文成

“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二）文/谢文成精华热点

关注

“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二）

文/谢文成

试论短篇小说《黑掌柜》里的“曲笔隐写”

郭澄清先生的创作似乎不合规律和时宜，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众多作家除歌颂之外似乎再无其他作品可言，不是声音喑哑，就是停止了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性书写。作家郭澄清却能以“逆生长”的姿态完成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1，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存在。

纵观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歌颂与批评有机地融合于一体，对立而又统一，矛盾而又和谐，从而构成最瑰丽最丰满的一面。他以独立的清醒的智慧性书写，突破了当时政治语境的框框与模式，完成了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再出发。在那个政治流行语言铺天盖地，歌颂之声响彻四面八方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至今读来，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和人性的色彩。

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主要创作于上世纪1955至1965年这十年间，人们不禁会产生疑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众多作家都感到迷惑的时候，他的“逆生长”是如何完成的？他创作的着力点在哪里？他为什么能够一路走来而毫无“梗阻”和倦意？

揭开历史的面纱，时隔半个多世纪，重新研读郭澄清先生在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我们惊喜地发现，作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书写，并没有单纯的歌颂，而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利用“曲笔隐写”的方式，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正确的经济建设和富国强民之路，揭示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宏大而又深刻的主题，发出了那个时代最为清醒最为成熟的声音，成为“十七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代言人”。

一、小说《黑掌柜》里的隐蔽性书写

若论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黑掌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读者和评论家最为熟知和喜欢的作品，也是作家郭澄清公认的代表作。

《黑掌柜》1962年发表于《大公报》“群众文艺”第112期，1963年又发表于《光明日报》。作品一经发表即以艺术的完美和人物“典型”的广泛代表性受到读者的好评，“具有穿越时光的品质和力量”2，“商业工作者尤其觉得好，而且感到亲切”3。从此，《黑掌柜》几乎变成了作家郭澄清的代名词。

时隔半个多世纪，再回过头来看看《黑掌柜》，依然会对作品艺术的完美性和人物刻画的典型性感到由衷的赞叹，在赞叹的同时，我们却忽略了作家写这部作品的真正目的和用意，也就是作品的主题。这篇小说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难道作家仅仅是刻画了“黑掌柜”这样一个商业界的典型人物吗？仅仅是歌颂了新中国培养出了一个先进模范吗？作品的主题，是不是被艺术上的完美遮蔽了淹没了，以至于让读者产生了某种错觉，误把人物的形象当成了作品的主题？待我们细细咀嚼与品味，果然发现了隐藏在“政治语境”后面的另一个“隐蔽”的主题。

若想对一篇作品做出全面而又正确的评价，还得让小说的文本来说话。让我们先看看小说的开头：

这天，县供销社接到一封群众来信，上写：

负责同志：六月五日，我老婆到你社刘集分销店买酒，店里收一斤的钱，只给八两酒。像这不足斤两的事，似乎有过多次，过去我没大注意，现在记不清了。

丁庄社员丁芒种。

这明明是一封举报信，一封告状信，一封检举信，或是说污告信。作者却轻描淡写，只说一封群众来信。可见，作者的观点是明确的，不希望把这封信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更何况，作家在这里透出了一个信息，只是牵扯到“二两酒”的事儿，在民间，二两酒是经常挂在嘴头上的一个“熟语”，比如说：走，喝二两去，或有事没事喝二两。再加上“烟酒不分家”的说法，进一步说明这并不是一件大事儿。

可下面的讨论，却忽然把这封信小题大做起来，讨论的内容，也变得格外“热闹”和激烈。与第一段的轻描淡写相比，显得是那么不顺畅与不和谐，也显得格外矛盾，阅读起来，感觉到有些梗阻。让人觉得，作者的书写方式是不是出了问题？然而，正是在小说的“矛盾”和“梗阻”处，也正是小说《黑掌柜》想要“隐蔽表达”的关键和要害处。

讨论分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保护王秋分的，一种意见是反对王秋分的。作者在这篇不足八千字的小说里，用了似乎整整一页的篇幅，详细地书写了讨论的内容，为清晰地展示作家的隐蔽性书写，本文不得不引用一定数量的原创文本。

认为王秋分有问题的理由是：

第一，他虽是店员出身，但解放前他曾随店老板出外做生意，赶五集。那时他常说：做生意的是“巧嘴行艺，黑手经商”。现在看来，一定是染了旧习。

第二，从前，这个分销店是两个人。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走一个。那时，本打算再给他配上一个，可是他说：“给国家省去一个人吧，我误不了差事。”当时，别人都是求增人，闹得人事部门挺伤脑筋，他却主动要求少配人，当时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好表现。现在看来，他也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三，据说，他还不断贩卖东西，大概他是借着公家的名义，在“公私兼顾”地做黑买卖。

反对这些意见的人，也有三条理由：

第一，王秋分是穷人出身。年轻时，他曾给地主扛过两年活。后来，因为受不了地主的气，辞活不干了。回到家，种庄稼没有地，为了顾嘴，才求亲告友凑了点钱，买了份礼，到城里一家杂货店当上学徒。当然，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他为了活下去，难免沾染上旧商人习气，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解放后，尤其是他参加工作后，他的进步很快。在三反五反中，他卖过力气，立过功。近几年来，几次评比竞赛，他都被选为红旗手。最近，他又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一切，都说明他在不断地进步。

第三，许多群众这样反映：他工作中勤勤恳恳，处处为群众着想；大公无私，办事毫不马虎，人称王包公，又因为他长得黑，称他黑掌柜。再从月报上看，他的成绩也是突出的。总之，像他这样的人，不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很多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对王秋分的这段讨论，是作家故意设置的一个悬念。在小说开头设置悬念，是小说写作最常用的手法。然而，待我们细细研读，却发现这个“悬念”非同一般。

从“巧嘴行艺，黑手经商”，“也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做黑买卖”等尖锐的词语里，我们看到，这些认为王秋分有问题的人，代表的是当时的“反对派”或是“激进派”。从“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说明他在不断地进步”到“不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等比较温和的词语里，我们看到，拥护王秋分的人，代表的是当时的“保守派”或是“老保派”。所谓的两种不同意见，实际上就是在对待王秋分的问题上，“保守派”和“反对派”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为避免读者读出“保守派”和“反对派”这一敏感的政治词语，作家故意把顺序前后颠倒，把“反对派”的意见放在前面，把“保守派”的意见放在后面，让“保守派”的意见，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

在看似清晰简洁的双方争论的“一、二、三”种理由里，实际上，作家已经摆开了“八卦阵”，引导读者误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在这个“迷魂阵”里，作家在两种意见激烈碰撞时，在争论最热闹的时候，隐藏起了看似随意写出的无关紧要的三个“名词”：国家、三反、五反，这才是作家要写出的内容。所谓的争论，只不过是为这三个政治名词的出现所使用的一种障眼法。而且，“给国家省去一个人吧，我误不了差事”，出现在反对派的一面，“在三反五反中，他卖过力气，立过功”，出现在保守派的一面。这种故意打破正常语序的写法，更加容易隐藏，更加不易觉察。

先让我们来看看“三反五反”。

在1978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中《黑掌柜》一篇里，“三反”“五反”这两个名词还赫然在列，可在2005年出版的《郭澄清短篇小说选》中，这两个词语被删去了，变成了“在工作中”。如果单从小说的艺术性上来讲，这两个政治词语应该说是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了小说的艺术质量。很显然，后来的编辑者，并没有真正理解作家写“三反五反”的本意。那么，作家绕来绕去，非要在一篇小说中嵌入“三反、五反”这个刺眼的政治名词，目的是什么呢？

至于王秋分在三反五反中卖过什么力气？作家没有说明，可作家不说，读者也能猜测到，“卖过力气”无非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揭发他人的过程中卖过力气，一种在调查他人的过程中卖过力气。而且还说明，不管他在“三反、五反”中卖过什么力气，都在证明王秋分曾是“激进派”阵营中的一员。

作者写到这里，王秋分的身份就慢慢地清晰起来，他曾是一名激进派，曾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揭发过或是调查过他人。可现在呢？这个曾经的激进派，正被新的卖力气的激进派打棍子、扣帽子，从讨论的两种意见中可以看出，激进派所提出的意见，该有多么可怕，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巧嘴行艺，黑心经商”的大帽子。

过去揭发过他人的王秋分，正在接受别人的揭发——丁芒种的揭发。过去调查过他人的王秋分，正在接受别人的调查——“我”的调查。这是不是一种反讽。

在小说文本中，看似影响作品艺术质量的“三反、五反”，在揭露王秋分的身份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调查我，我调查你，你整我，我整你，这种人整人的现象，正是1960年至1962年国家开始“甄别”运动之前的社会现实。当时这两个敏感的政治名词，不知不觉地淹没在两种激烈的争论之中，并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时隔半个多世纪，依然没有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更不用说普通的读者了。

《黑掌柜》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在让谁去调查王秋分的问题上，作家又绕开了口令，显得模模糊糊，似是而非，遮遮掩掩，模棱两可。与前面两派那毫不掩饰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读者的阅读又带来了某种梗阻。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调查任务落到了我身上。我来县供销社工作，时间还不长，还不认识这位黑掌柜。据说，这也能算个有利条件，事先没成见，不容易有偏见。这说法，有理没理咱先不去管他，反正这项任务非得我去完成不行。

这段话虽短，却也能说明几层意思。让“我”去，是有理还是没理，在“我”的眼里，这种说法显然是没理的，可作者没有否定，只好用不去管他来推辞。“我”的观点是明确的，“我”不愿意去，可他们非得让“我”去。

按理说，“保守派”与“激进派”争论得这么激烈，保护与反对王秋分的心情是那么迫切，应该由他们派人去才最为恰当，也最让他们放心。可他们都不愿意去的原因，是派哪一方的人去都不放心，双方各派一人去，在意见不可调合的情况下，显然是没法配合工作。

让“我”去，让两派放心的原因，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因为我初来乍到，还没有站队，是“中间派”。“我”不愿意去的原因，是因为不论调查结果如何，都会得罪两派之中的任何一派，都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争论”之中。由此可见，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在人们中间产生的隔阂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已经到了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的程度。

在“我”不得不去的情况下，“我”还是去了，紧接着，下面出现了一段景物的描写：

我走在路上，远处的景物还看不清楚，只有眼前的麦田被黎明的曙光一映，金黄一片，荡漾着水一样的光波。在麦田边上，时而出现一堆堆的黑丘，那是人们为夏播备下的肥料。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里，读者仿佛看到，“我”走在路上，像逃离了某个樊笼，向远处看，长长地舒一口气，向近处看，面对金黄一片荡漾着水一样光波的麦田，心情是多么舒畅，向旁边看，是人们为夏播备下的肥料，充溢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我”的心里又该有多么踏实。

作家绕来绕去绕了这么一大圈儿，下面才开始了对王秋分的正式调查。笔者还注意到，在小说《黑掌柜》里，通篇只写到了两个人的名字：丁芒种与王秋分。而这两个人名字，隐藏了两个季节的名字：“芒种”与“秋分”。

芒种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之“芒”，是指麦类等有芒作物的收获，“种”是指夏玉米、谷、黍等夏播作物的种植，除收与种之外，还要加强对春播作物的管理。民间有“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的谚语，说明农时的重要性。收、种、管都要在芒种季节里完成，“夏忙半个月，秋忙四十天”。更何况，若遇到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灾害，如冰雹、阴雨连绵等，小麦就会毁在地里，可谓是“龙口夺粮”，用“抢收抢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可见芒种是一年四季里最为紧张和最为繁忙的季节。

秋分，正是秋收、秋耕、秋种“三秋”大忙季节，单从秋收来讲，我们就能理解“大忙”的含义，无论是春播或夏播作物，如玉米、地瓜、棉花、花生、大豆、白菜等都要在这个季节里收获，以便倒出白地，种植冬麦。在冬麦种植之前，还要向地里运肥，浇水、耕地，民间有“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之说。误了农时，影响冬麦分蘖，明年小麦的产量就会降低。

作家为什么选择农村这两个最为忙碌的季节作为人的名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与坐在办公室里，为了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大吵大闹的“两派”的形象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我”在调查王秋分的时候，正是6月5日的芒种季节，一边是抢收抢种，忙忙碌碌，争分夺秒；一边是吵吵闹闹，上纲上线，争论不休。熟是熟非，不言自明。用实干兴帮，空谈误国来形容，最恰当不过。

作家在这篇小说里的隐蔽性书写，不难让我们想起，《聊斋志异》里的借“鬼”借“妖”说人话；《红楼梦》里借贾雨村（假语村）甄士隐（真事隐）之言，道出作家的真情实感；以及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吐时代之愤懑；在《阿Q正传》里，借阿Q小辫子的形象，写国人之灵魂；以及在《药》里，借“药”之名，为脱离大众的民国开出救世之良方。作家显然是借鉴了他们那种隐蔽的书写方式，借丁芒种、王秋分的形象，探索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正确之路。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往往称某某作家是语言艺术大师，其语言如行云流水，情景交融，炫丽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等等，当然，这不能否定。但是还有一种语言艺术，是藏与露的艺术，隐与显的艺术，掐头去尾的艺术，前后颠倒的艺术，分解与重组的艺术，嫁接与移位的艺术，作家就像一位高超的魔术大师，用最朴素的人人能读懂的语言，把作品放在你面前，让你瞪大眼睛仔细看着，变化出你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万千气象和一道道瑰丽的风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艺术，也从中彰显出中国母语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严肃与坚硬的一面。无论的你的眼睛有多么明亮，也无论你的学问有如何高深，如果你不认真严肃的对待它，对文本不进行仔细的研读与推敲，它也能让你在一行行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面前，变成一个文盲，变成一个睁眼瞎。

二、丁芒种——“王秋分”的影子

在调查王秋分的过程中，身兼四职（售货员、会计、炊事员、经理）的王秋分，一刻也不得空闲，一有空闲，还得苦练技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报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形象，牢牢地刻在了读者的心里。

那么，王秋分的思想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做出这一切？

曾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立过功的王秋分，到他为国家省去一个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做出不平凡业绩的王秋分，这一形象的落差，其中必然包含着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思想蜕变过程。在这里，作家故意省去了，可我们在丁芒种的身上，似乎找到了王秋分转变的蛛丝马迹。

丁芒种是调查王秋分事件的始作蛹者，也是王秋分的揭发人，在小说的中间部分，忽然冒出“我”所熟识的一位“信用社主任”，这个信用社主任的出现，来得有些突然，前面既没有铺垫，后面也没有结果，是“我”随意碰到的。可见，这个信用社主任，是作家专门为介绍丁芒种的身世而随意设置的，而且，巧合的是，他还是丁芒种的老表亲。

通过这位“信用社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丁芒种“是个有柴一灶有米一锅的手。因为他不会过日子，两口子断不了吵吵。后来，他老婆想了个办法：每次买东西就从中扣几个钱，存到信用社，现在已经存了三十多元了，他还不知道呢——哈哈，你看，我三句话不离本行，说来说去，说到我的业务上来了！”

这位“信用社主任”虽然是信手拈来，可作家也没有随意放弃，而是用短短几句话，就通过“存钱的业务”把他的身份“圆满”起来。

丁芒种的性格，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酒鬼”，一个“破落户”。可作家笔锋一转，又通过丁芒种会过日子的老婆，在不断地向信用社存钱，使这个家庭又见到了一丝希望和暖色，使丁芒种的家庭也“圆满”起来。还为以后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可见作家的综合书写能力是何等的高超。

后来，丁芒种一出场，立刻改变了人们对他的成见。

从“什么也不买，我来向你道歉的！”说明他连酒也不买了，到张开大嗓门：“黑掌柜呀，我对不起你呀！咱就当着大伙的面说说吧……”一直到揽下全部责任“这都怪我，我向你道个歉，然后我再去县供销社找社主任检讨……”再到后来“一头闯进屋里，向我说：‘副主任，我来作检讨……’”再到丁芒种“副主任放心，我一定办到”，回过头又邀请黑掌柜当他改正错误的检查员。黑掌柜说：“咱这叫‘仇人’变朋友啊！”小说到此结束。

小说自丁芒种一封“告状信”开始，到丁芒种“道歉检讨”结束，小说首尾相顾，完成了完整的文本创作。从人们对丁芒种一个“酒鬼”、“破落户”的印象，完成了他拾得起放得下、性情豪爽并略带几分江湖侠义精神的性格刻画。在这个过程中，丁芒种完成了他悔过自新的演变。

小说的结尾写得快速而迅捷，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没有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总让人感觉到有些突然，有些意犹未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丁芒种和黑掌柜的经历，似乎有些相似之处，他们之间好像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

丁芒种揭发过黑掌柜，从前，黑掌柜是不是也揭发过他人？丁芒种冤枉了黑掌柜，是不是从前黑掌柜也冤枉过他人？丁芒种现在来向黑掌柜登门道歉，做检讨，以前，黑掌柜是不是也给人登过门道过歉，做过检讨？丁芒种现在表示悔过自新，学着勤俭一点，还要请人检查他，从前，黑掌柜是不是也曾悔过自新，学得勤俭了，也曾请人监督过他。现在丁芒种和黑掌柜由“仇人”变成了朋友，过去，黑掌柜揭发过调查过、视黑掌柜为“仇人”的人，和黑掌柜是不是也变成了朋友。黑掌柜勤俭的现在，是不是就是丁芒种“勤俭”的未来。过去的黑掌柜是不是现在的丁芒种，丁芒种是不是就是小说主人公“黑掌柜”的一个“影子”？

因误会而变成“仇人”，因了解而变成朋友。“仇人”拾得起，放得下，诚心诚意、敞开心扉，当着人们的面，“大嗓门”公开来道歉，还要到他的上级面前去作检讨，以便消除影响。再大的“仇人”也会变成朋友。

大家都是朋友了，你信得过我，我信得过你，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互相“监督检查”着做一个勤俭的人，一个会过日子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还得“为国家省去一个人”，过好国家的集体的大日子，全心全意，利用自己的技艺和聪明才智，争分夺秒，既勤且俭，为祖国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个思想巨大的转变过程中，作家间接地批判了“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调查我，我调查你”的互不信任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利用丁芒种和黑掌柜的艺术形象，为解决这一社会中严重影响国家建设的弊端提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

呼唤社会和谐，呼唤人际关系的温暖回归，大家“互尊互信、爱人爱己”4，齐心协力搞好祖国建设，这才是《黑掌柜》这篇小说所要揭示的宏大而又深刻的主题。这是作家郭澄清在半个世纪以前，回到故乡宁津县，亲自参加农村基层劳动，从生活实践中得出的真知。

“仇人变朋友”，透过纸背，我们仿佛听到了在半个世纪以前，在历史深处的缝隙里，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发出的清醒的呐喊。

三、郭澄清先生与“黑掌柜”

在小说《黑掌柜》中，郭澄清先生特意提到的“三反五反”运动，出现在拥护王秋分的“保守派”正面意见的第二条里，让我们再来重新看看第二条的描述：

第二，解放后，尤其是他参加工作以后，他的进步很快。在三反五反中，他卖过力气，立过功。近几年来，几次评比竞赛，他都被选为红旗手。最近，他又写了入党申请书。这一切，都说明他在不断地进步。

三反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初，结束于1952年10月，短短不到一年时间，是国家在党政机关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同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斗争形式而提出的，是一场反贪污蜕化斗争，也是党内廉政建设的有效实践，判处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为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挽救了一大批干部。同时，国家及时发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扩大化倾向并及时做出了甄别，在运动高潮过后也就是在1952年10月份运动之前，又为这些人及时恢复了工作，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宣布了他们的清白与无辜。

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所做出的“三反五反”运动的重大决策是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不能一听到“运动”二字，就盲目把“三反五反”同后来的“刮五风”“反右”“文革”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作家把“三反五反”界定在“保守派”正确意见的一面，说明作家对“三反五反”从思想上是拥护的，赞同的。

我们把第二段分解来看，作家在这里写了三个时间段：解放后、近几年、最近。在1949年至1952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也就是解放后，王秋分进步很快，说明对新中国的诞生是拥护的，这是他思想正确的一面。他在三反五反中“立过功”，说明他在欢迎新中国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各方面工作都很积极，依旧在说明他思想正确的一面，可同时也说明他工作非常“激进”，有“立过功”的正确的一面，也有“扩大化”失误的一面。“近几年”也就是1962年前的几年，他几次评比竞赛，王秋分被选为红旗手。既然是以个人身份得到“红旗手”，应该是参加了技艺方面的竞赛，而得了技术方面的“红旗手”。王秋分由思想上的激进，到学好技术更好地为祖国服务的“技艺”上激进，他的思想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也就是紧挨1962年的最近，或是说这几个月，这几天，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完成了他思想上的进步。

在这三个时间段里，冒冒失失看起来，都是在写王秋分的进步，实际上，这个“最近”的进步与建国初期的进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从“思想进步——技术进步——技术与思想的进步”，王秋分完成了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蜕化过程。

恰恰是在1952年，时任宁津县一中教导处主任、负责一中建设的郭澄清先生因被人“揭发”，在“三反”运动中，蹲过班房，挨过审训，被打成过“大老虎”。这一年，郭澄清先生只有二十三岁。

至今，在郭澄清先生的故乡——宁津县，民间还流传着郭澄清先生受审时的一段幽默的对话。

问：你贪污了什么？要老实交待。

答：有一天，我用公家的一根火柴，点了一支烟。

问：这个事太小，要交待大事儿。

答：日本鬼子是我引进来的。

这段对话，是不是发生在郭澄清先生身上，不能肯定，然而用在具有作家身份郭澄清先生身上，显得是那么贴切与恰当。

郭澄清先生的这次被冤枉，被打成“大老虎”，被送进班房，对一个正在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热血青年来讲，无异于当头一棒，对一个人的打击和刺激是何等的强烈。我们不知道郭澄清先生在阴冷的班房里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想到了他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很多事情，人生、理想、社会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利益与家庭、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又该做出怎样的抉择？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用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这段经历，对于作为青年官员的郭澄清先生，是不幸的。可对于作为作家的郭澄清先生来讲，却是不幸中之大幸。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不经风雪，怎能见青松之高洁？不经苦寒，何来梅花之香？不经磨难，又怎能“天降大任于斯人”？

在郭澄清先生由官员下放到农村，在毅然决然地拿起锄头、当上木匠的那一刻，他就确定了人生的方向，在由下放后的“农民”到恢复一名“教师”的职业“提升”的过程中，客观上又为他人生理想铺平了道路。这个“不幸”痛苦的经历，促使和逼迫郭澄清先生完成了他由“官员”到“作家”的蜕变。这段经历，或许就是郭澄清先生终身游离于官场之外而回到家乡的“三间黄土房里”一心一意搞创作的根源。

在小说《黑掌柜》里，作家用发生于十年前的“三反五反”运动巧妙地避开了各种带有明显错误的运动，并与自己的亲身经历巧妙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他与“黑掌柜”的对接。

黑掌柜被“揭发”，是不是与当年郭澄清先生被揭发如出一辙。

黑掌柜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是不是就是郭澄清先生当年的工作精神？

黑掌柜为“国家省去一个人”的高尚境界，是不是就是郭澄清先生当年的高尚境界。

在搞一中建设时，校长是当时的女县长王健民。宁津县组织史资料记载：王健民自1952年10月任宁津县县长，之前是副县长。也就是说，在郭澄清任宁津一中教导处主任时，王健民是副县长兼一中校长，县里事务繁多，哪里会有时间经常来学校，一中建设的重担，自然而然地全部落到了教导主任郭澄清身上，这与“黑掌柜”的一人店，是何等的相似。“为国家省去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指的为宁津县建设忙忙碌碌的女县长王健民。

若不然，一个偏远乡村的售货员，突然产生了如此高尚的思想境界，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些“突兀”。

黑掌柜与“我”只见了一面，就把象征着“大权”的钥匙放心地交到我手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不是就是反映了当年郭澄清先生在当教导处主任时，与同事与上级之间的那种纯洁的信任关系。

黑掌柜与揭发他的“仇人”丁芒种变成了朋友，是不是郭澄清先生也与当年揭发他的“仇人”变成了朋友。

在这篇小说里，作家只用了“国家、三反、五反”三个名词，就给小说留下了巨大的迂回空间，在显示隐性书写艺术深奥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现在的黑掌柜，就是当年的郭澄清，过去的郭澄清，就是现在的黑掌柜。郭澄清先生本人与小说《黑掌柜》里的主人公已经融为一体了，而人文合一，正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

郭澄清先生在完成小说《黑掌柜》性格刻画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性格塑造。同时也向“三反五反”运动中揭发他的“仇人”传递了深情的自白。

有评论家指出，“郭澄清是一个把为人和为文，为文和做事结合得比较自然而浑然一体的作家。”5在小说创作上“更有着他个人生活经验的新鲜的血肉”6。可谓一语中的。

四、“歌颂与批评”的双重性书写——作家一贯的书写方式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因为有爱，所以有恨，爱得越深，恨得越深。因为有歌颂，所以要批评，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最常见的逻辑。

生长于旧社会的郭澄清先生，爱我们的新中国，爱我们的党和人民，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几千年的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化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可谓是改天换地、大气磅礴、日新月异，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目不遐接，无论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人们的精神面貌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在这个热血沸腾的时代的作家们，没有理由不放开喉咙，热烈欢呼、放声歌唱。

这是一个全面改革或是革命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面探索的时代，尽管有“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可寻，这个模式，照搬照抄到中国的大地上，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嫁接过来就能生长、开花、结出甜美的果实？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是不是会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是不是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失误或错误？对这样的弯路或是错误应不应该指出来？考验着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

郭澄清先生作为一个清醒的有良知的作家，在歌颂新时代的同时，也直接或是简接地批评了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从而形成了他小说中最为宝贵的“歌颂与批评”并存的“双重性”书写模式。

当他的创作与时事政治产生碰撞和矛盾的时候，他的“隐蔽性”的书写方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隐形着力点”。这个着力点，也正是支撑作家一路走来而毫无“梗阻”毫无倦意的秘密所在。这就使得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与当时的“歌颂文学”与“遵命文学”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黑掌柜》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作家的其他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麦苗返青》，于1959年3月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原名为《麦苗返青的时候》。

小说从“破案”伤脑筋开始，简略地道出一件件案情：圈崖上的粪，一夜之间，不知被谁搬到麦子地里；南洼丰产田里的井，不知被谁给打干啦；北洼的丰产麦，不知谁给耪起来啦；单身汉张大春早晨起来，发现门口放着一双新鞋，鞋里的纸条上还写着一段顺口溜，原来是刘庄公社的一伙女社员赠给这位老模范的。

作家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歌颂了公社社员那种一心为社、不知疲劳，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道出了新中国新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之间的洁净如水的关系，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了在那个神奇的年代产生的神奇而又真实的“案件”，至今读来，依然会让人产生一种令人羡慕的莫名的感动。

紧接着，下面引出了二组和四组的浇地“争红旗”的比赛。比赛就要搞评比，第一次，二组胜了，四组输了。于是，为了坚持“劳逸制度”保证社员的健康，搞好常年生产，支部决定要帮助四组，同时赢了的二组也想趁黑夜去帮助四组。下面有一段对话：

“我白天听四组社员们说，‘完啦，这回又完啦！再铆劲也夺不到红旗啦！’……”

“他们‘完了’才好呀，我们争的什么？”愣小伙子王青固执地打断了组长的话。

“你说吧，我们争的什么？”组长反问王青。

“那还用说，争的红旗呗！”

“不对。我们争的是丰收！大家想想，要是丰收不了，争一万面红旗又有啥用？”

看完这段对话，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依然不得不佩服作家的胆识和勇气，并为作家感到隐隐的担忧。他不仅是批评了当时的形式主义，还明目张胆地否定了“争红旗”的作用。

在小说《麦苗返青》的结尾处，作家又写道：四组组长找到张大春，介绍了他们提高劳动效率的经验……刚才，我去找张大春，想批评他昨夜领着社员偷加夜班的事，进门一看，他正和全组社员围在灯下开会，原来是讨论找窍门提高劳动效率的事……“你们的精神是可贵的。”我说：“不过，光有‘苦干’，没有‘巧干’，也不能干得更快，更好！”张大春说：“支书，你瞧好吧，我们一定想个好法子，来提高劳动效率！”

作家在这篇小说里，五次提到了“提高劳动效率”，小说的结尾处就提到了四次，频率之高，前所未有，显然，作家是有意识加重语气，以便提起读者的注意。

而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是由“苦干”改为“巧干”，不讲方式方法的“苦干”，就是“蛮干”。“蛮干”正是大跃进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大跃进的一根软肋，作家在这里隐蔽地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蛮干现象。然而，只有批评还是不够的，作家用最简洁隐蔽的语言，在写到“支部帮助四组时”提出的“第一、第二”两条措施，就是解决“蛮干”的最佳方案。

第一，支部重点帮助四组，改进劳动管理，大搞工具改革，提高劳动效率，树立方向。

第二，开展工作，进行教育。

这两条措施已被作家用隐蔽性的书写方式，掐头去尾，前后颠倒，打乱语序。按正常的语序排列应该是：树立正确的方向，自上而下召开大会，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如何才能“巧干”和如何才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教育，然后开展工作，改进劳动管理制度，大搞工具改革，增加技术含量，由“苦干”“蛮干”变为“巧干”，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获得农业大丰收，为农业大丰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正是作家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建设开出的一剂良方和“树立的方向”，远比盲目地搞“各种生产竞赛”“蛮干”和“夺红旗”要正确的多，也更加贴近农村的实际。在这段话里，最为关键的是“树立方向”，可是，在那个年代，谁敢明目张胆地背离当时的社会形势，去树立另一个正确的“方向”？

短篇小说《红旗飘飘》于1959年3月发表在《青年文学》上，与《麦苗返青》同年同月发表。这篇小说无论从内容或是主题上，可以看作是《麦苗返青》的姊妹篇。小说同样描写了由二十五岁的青年突击队长“小霸王”带领青壮年与六十来岁的“真孔明”带领的胡子兵搞浇地竞赛的故事。最终胡子兵“一智胜百力”，用风力水车战胜了“青年突击队”，再一次用事实证明苦干远远不如巧干。小霸王用汗水换来的红旗，也被真孔明“轻松”地夺走了。最后，小霸王也认识到了巧干的重要性，“闹大跃进，光凭胳膊粗还真不行呢！”小说结尾处，又说道，“这个铁汉子，今后有了巧干精神，更是文武双全的“虎将了！”完成对小霸王性格的塑造。

在小说中间，有几个关键词，作者还是采用了隐蔽性的书写。真孔明东拉西扯讲起“以智胜力”的故事，还列举了“火烧赤壁”与“空城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最后道出“生产竞赛和打仗不是一样？光凭力气就能取胜吗？”作家为什么单单举这两个例子，在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解放军以少胜多的战例多了去了，为什么不举那些例子，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其中隐藏的深意不言自明。后又把生产竞赛与打仗做对比，更起到了醒人耳目、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因为当政的领导干部，大多都是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出来的，怎会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

短篇小说《麦梢黄了》刻画了爷爷在小麦即将丰收的季节“秘密”研究脱粒机的故事。他“动力气不行啦！我得动动心眼，想法替公社出点力。”“他反对事情没有做成，就先扯旗放炮的”，而在当时“竞赛”争红旗，事没做成就先放空炮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

在短篇小说《万灵丹》《助手的助手》《小八将》《趸拉气》《孟琢磨》以及《公社书记》《马家店》《茶坊嫂》中，我们从一些“木匠、瓦匠、铁匠、猎人、庄稼把式”等兼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公社书记、老保管、饲养员、店主、机电组长等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在现实生产生活当中，心胸坦荡、互相帮助、热情待人、一心为公以及对于各种技艺的直接应用，完成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最为纯净和优美的乡土小说。从这些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于时事政治的疏远与剥离，对于国计民生的亲近与融合，以及从字里行间散发出的那种永不衰竭的对祖国对人民的激情和责任感。作家深深地融入时代的现实生活当中，甚至冒着被打倒被批判的危险，也不愿成为时代的旁观者和冷漠的“看客”，而是同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打成一片。他以独立的人格，清醒的书写，继承了“五四”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光荣、伟大的传统，完成了新中国初期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再出发。

在1960年国家开始“甄别”运动之前，作家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在农村生产竞赛中“赢了的二组趁黑夜帮助四组”，“胡子兵”帮助“青年突击队”的那种“仇人变朋友”的现象，揭示出各种生产竞赛的本质是为了“丰收”，竞赛只是形式，丰收才是目的。作家是多么不愿意看到因生产竞赛而使双方之间产生隔阂，产生毫无意义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作家是多么愿意看到双方团结一致，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互相帮助，拧成一股绳，搞好农村建设的大好局面。

作家始终站在农村生活的第一线，仿佛预感到各种各样的生产竞赛在“两派”之间产生的种种对抗和不可弥补的隔阂与缝隙，才会呕心沥血、苦口婆心、不厌其烦，恨不能把心掏出来，拿给你看。一遍又一遍的书写，一次又一次的引导，一回又一回的劝诫，惟恐两派之间的争论与隔阂影响到祖国的建设，惟恐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透过纸背，看到作家那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当时有很多作家看到了不敢写，写出来不敢保留”，“这种拉开距离实事求是的写作姿态，是特别令人尊重的”7。

时隔几年发生的“文革”，“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生死大搏斗，是不是与之前生产竞赛中产生的“竞争”有关，在过去生产竞赛中产生的“两派”，是不是就是文革中产生“造反派”与“老保派”的根源？文革中所发生的“争斗”与《黑掌柜》小说所描写的“仇人”变朋友的现象，是不是背道而驰？作家是不是早就敏感地预感到这种“生产竞赛”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严重“撕裂”的程度？答案不言自明。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郭澄清先生这种清醒而独立的书写，使他自觉地与同时代的作家区别开来。他与同时代作家的关系，就是血与水的关系，无论这种血液稀释的如何清淡，也与水有着源头上、质地上和品格上的巨大差异。

笔者写到这里，还隐隐感觉到，在当时或是后来的“文革”中，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并不是没有看出郭澄清先生小说中的隐蔽性书写，而是他们都不作评论，不去挑明。毕竟“五四”时期的一些杰出的作家和评论家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他们对鲁迅那种隐蔽性的书写方式再清楚不过。在作家郭澄清的背后，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善意地保护着他，保护着一颗文学的种子，保护着一道文学的清流和绿洲。作家之所以在当时或是“文革”中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被打倒被批臭，正是得力于他们对一位敢说真话的青年作家的善意的保护。可喜的是，郭澄清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在“文革”后期创作出了影响一代人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它以鲜明的个性化书写，在那个“文学荒漠化”的年代，使《大刀记》演绎成了“文革”文学的最后绝唱。

五、从时代缝隙里发出的最强音

郭澄清先生对于时事政治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他就像是一个时事政治的晴雨表，能够准确地预示或把握某个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到来。这种敏感来自于对国计民生与时事政治的长期关注，是熟能生巧所致。他脚踏实地地站在故乡宁津县的泥土上，仰望天空变幻的风云，以“巨人”的姿态，时刻关心着祖国与人民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坐在“三间黄土房里”单纯的写作的作家与码字匠，而是兼有思想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这就使得他的作品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及时切中时弊，并以小说艺术的形式，提出正确地解决方案，其思想的深刻性，早已超出了同时代作家的思考范围，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1959年始，他的有关短篇小说系列及《黑掌柜》发表前后。1960年至1962年间，“仇人”变朋友的现象真实地发生了，国家开始了全国性的“甄别”运动，纠正自1958年以来在各种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本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自上而下，放下面子与成见，严肃对待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敞开心扉，拿出诚意，对被打成“右派”的人员进行全面的甄别。虽然这次甄别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左”的问题，但也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搞好祖国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小说《黑掌柜》的主题与这次“甄别”运动是何等的相似，或者说是完全相同。小说一经发表，既引来广泛的好评，并于1963年在《光明日报》重新予以刊发，充分说明，这篇小说正是国家之所需，时代之所需，人民之所需。如果没有以前的思想准备与创作储备，1962年，他怎能写出思想与艺术上均堪称完美的《黑掌柜》。

有评论家指出，在这个时期，郭澄清先生的创作呈现“逆生长”的态势，与作家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事政治的能力密切相关。也正是有了把握时事政治的这种能力，郭澄清先生的小说创作才能准确而精致地游离于“时事政治”之外，“直接面对现实主义的本质和本源意义”，“把艺术上的流失降到最低点”8，从而在对中国农村社会深刻解剖的基础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杰出地代表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9。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不是非要去挖掘和肯定一篇短篇小说的价值，也不是非要狭隘地去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而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去寻找一个民族清醒的标记，一个民族性格健全的证明。有了这个标记和证明，我们就能追寻到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风风雨雨、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种依然坚挺的骨感。

恕笔者阅读匮乏，像这样艺术性和思想性均达到完美的短篇小说，自鲁迅生先开始，在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十余篇，除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祝福》等小说之外，也就是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了。她们是迄今为止，中国现、当代中短篇小说里瑰宝中的瑰宝，珍品里的珍品。

复旦大学出版的、胡裕树主编的《文学写作》教材只选取了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鲁迅先生的《药》，另一篇就是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药》和《黑掌握柜》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在主题阐述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把两者放在一起，编者可谓是匠心独具，慧眼识珠。

参考文献：

1.《麦苗返青》，中短篇小说集，郭澄清著，1978年9月，山东人民出版社。

2.《郭澄清短篇小说选》，郭澄清著，2005年3月，中国文学出版。

3.《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2016年12月，山东人民出版社。

4.标注1：参考《论郭澄清文学创作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当代性”》，评论，作者妥东、张丽君，2019年12月。

5.标注2：参考《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作者黄书恺、高艳国，2014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6.标注3：参考《〈黑掌柜〉为什么好？》，评论，作者阎纲，1962年12月15日，《大公报》。

7.标注4：参考《按照“美的规律”构建小说艺术王国》，评论，作者朱德发，2006年元月。

8.标注5、6、7：参考《<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评论，作者李掖平，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