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一）文/谢文成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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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一）

文/谢文成

发现了郭澄清，我们就发现了文学的一道清流，一片绿洲，有关“十七年”及“十年文革”的所谓文学“空白论”就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发现了郭澄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民族清醒的标记”，“一个民族性格健全的证明”，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他以文学的力量，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健全与完整；发现了郭澄清，我们就发现了知识分子队伍里的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用一生的创作实践在证明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发现了郭澄清，我们就找到了一面镜子，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为我们新时代的作家、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与学习的标杆。发现了郭澄清，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鲁迅式的作家，他透过生活表象，对社会发展本质上与宏观上的总体把握，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子，看到了一位难得一见的有思想的作家。尤其是作家继承了鲁迅先生的“曲笔隐写”，使他的创作艺术水准得到了质的提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时至今天，我们重新发现与研究郭澄清，仍具有着广泛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杂技圣会”与郭澄清文学创作之关系

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则寓言：我要的是葫芦。说是从前一个人种了一棵葫芦，绿叶间开出小白花，花落后结几个小葫芦。一天，叶上爬着一些蚜虫，邻居发现后，要他治蚜虫，可他不去治虫，只想要葫芦。几天后，蚜虫吃光了绿叶，葫芦也一个个掉落了，葫芦也自然没有要到。

不要藤萝和枝叶，不要根须，当然也不要播种、浇水、施肥、除虫和培育。因为他只要葫芦。

很多评论家评论某个作家的作品时，直接拿“葫芦”说事的比比皆是，他们无非是从小说到理论，从理论到小说，从文字到文字，从书本到书本，坐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或是望着天花板进行逻辑推理，然后依据推理出的结论，“空对空”地去判定一篇小说的优劣，抑或给一个作家或作品进行这样那样的定论。

在这种“葫芦理论”指导下创作出来的评论文章，只想省时省力，坐想其成，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背离了唯物史观，写出的内容当然也是一塌糊涂。

时间是最好的读者，随着郭澄清先生的被重新发现，随着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入选“建国七十年七十部长篇小说典藏”，有关对郭澄清先生作品的评论再一次掀起高潮，很多评论家对这位敢于说真话的被埋没已久的作家再一次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肯定了这位作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取得的杰出的文学成就。

本文试图抛开“葫芦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即顺葫芦摸藤，顺藤摸蔓，顺蔓摸枝、摸叶、摸根须，追根溯源，然后，再反过来，对其作家作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审视，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回归现实主义文学评论的优良传统，从五个方面，对郭澄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做一次初始性的探索和解读，全当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中国杂技圣会”与宁津县地域文化

在长篇小说《大刀记》第九章《大闹黄家镇》里，作家对黄家镇庙会有这样一段描写：

四月二十八日，是黄家镇赶庙会的日子。

这个庙会可不是一般的庙会，它的名声格外远，规模特别大。正式会期出进三天。而且，在正式赶会的前两天，街上就人如穿梭、四马辚辚了；还搭满了一个一个的席棚子，大勺碰小勺丁当直响。那些馃子铺，烧饼铺，窝头铺，煎饼铺，包子铺，馒头铺，也全开市了。不仅大栈小店家家客满，就连村里的碾棚、磨棚、车棚、草棚，以及村外的场屋、地屋、井屋、瓜屋，也都住满了人。这些提前来到的人，近者来自百里之外，远者是千里迢迢赶来的。他们当中，有滨州、蒲台的，有南宫、冀州的，有定州、望都的，有文安、霸州的，还有西安、兰州的，云南、贵州的，吉林、肇州的——总之，他们来自山南海北，关东口西，四面八方，全国各地。

黄家镇的庙会所以这么兴盛，是因为这一带是杂技之乡，是耍把式的发源地。据传说，杂技的鼻祖，就是这一带的人。这黄家镇庙会，是个进行杂技交易的场所，也是杂技用具的产地。在这个庙会上，有卖猴的，卖马的，卖熊的，卖狗的，卖蛇的，卖虎的，也有卖杂技、魔术、洋片、马戏、木偶戏用的道具的，还有卖技术的——你要花上钱，认个“过门师”，他就当场教给你几手儿。就连杂技行当请师傅，招徒弟，雇角色，找事由儿，也都可以成交订合同。因为黄家镇庙会具有这么个特点，所以才引得许许多多的人从五湖四海云集而来。他们这些人，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在街里街外挤挤蹭蹭，串来串去。

由于赶会的人多，那些卖吃食跑勤行的人们也全上来了。卖凉粉的，卖切糕的，支着大汆沏茶糖的，都在庙台下头撑起了圆鼓鼓的大伞棚；卖大碗茶的，一头挑着碗筐，一头挑着大沙壶，吱嘎着竹板子扁担漫街叫卖；卖烧鸡的，身后背着个箱子，油手敲着梆子，操着景州口音在吆呼“德州扒鸡”；卖红薯的，一脚蹬着车子把，一手提着盘子秤，声嘶力竭地高声叫卖：“红薯热的！红薯热的！”

老君庙前的广场上，用席、箔、板、棍搭了个戏台。戏台上，紧锣密鼓，梆子腔唱得正欢。戏台下，你挤我，我拥你，人声鼓噪，杂音喧天。戏台两侧，拉洋片的，卖野药的，说大鼓的，讲评词的，变魔术的，跑马戏的，相面的，劝善的，东一帮，西一伙，大一圈儿，小一堆儿，都吸引得观众、听众里三层、外三层。

街筒子里要比街外规整多了。大小铺眼儿，都漆刷一新。除了固定的门市而外，又摆列上一些高几矮凳，长台短案。街口上，净些不成买卖的“买卖”，什么缝破鞋的啦，卖鞋楦的啦，张箩底的啦，攒水筲的啦，绑笤帚的啦，粘破缸的啦，还有剃头的，修脚的，锔碗的，杂七杂八，密密麻麻一大片。街里街外这种热闹景象，猛孤丁地看上去，倒也像个“太平盛世”。

街口上，在那平地凸起的高台上，有个年轻的小炉匠——这位小炉匠，就是梁永生。

很多读者和评论家把这段有关“庙会”的描写当作一般的风俗民情或是《大刀记》主人公梁永生出场的一个背景来解读，当然，这种解读没有错，只是缺乏深度与广度。实际上，在宁津县黄家镇，这个庞大的“庙会”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庙会，而是叫“杂技庙会”。

黄家镇村位于宁津县最西端，漳卫新河东岸，自古就属于宁津县管辖。作家在这里所描写的黄家镇庙会，实际上就是我国杂技史上最为著名的具有“千台戏”之称的“黄家镇九月杂技古会”。后被杂技史学家称之为“杂技圣会”。黄家镇杂技古会始于明景泰年间，历经五百余年，每年一期，每次“古会”会期历经月余。1只不过作家在这里改头换面，由每年秋天的“杂技古会”，改成了每年春天的“庙会”，毕竟《大刀记》不是专门写有关杂技的小说，把庙会改为一段风俗民情或是人物出场的背景来描写，也就显得更加贴近主题，不会淡化或是给主题带来某种偏离。

来参加杂技古会的杂技艺人，沿着不同的路线，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他们一边演出一路行走，然后齐聚宁津县黄家镇。他们在古会上购买道具、切磋技艺、招兵买马，吸引着四面八方、五行八作的生意人也前来凑热闹，这就使得当时的宁津县和黄家镇，变成了中国民间大江湖文化的中心。沉淀了几千年的江湖文化，在黄家镇杂技古会上得到了最原始最集中的体现。它对宁津人的性格形成与人文走向，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从而绘就了宁津县独具特色的人文底色。

在郭澄清先生的《自传》里，第一句话就是“一九三一年我出生于杂技之乡——山东宁津县郭杲村”。2充分说明郭澄清先生对宁津县的这个“杂技古会”，早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知和定位。

有关黄家镇杂技古会的具体景象，著名杂技研究家杨承田、杨扬在《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一书中，曾进行过详尽的说明和描述。郭澄清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与杨承田先生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一书里所叙述的“黄家镇杂技古会”，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作家在这里进行了“简写”，在充分展示出一个文学大家深厚的白描功力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作家郭澄清对故乡宁津县民俗文化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那么，这个杂技古会的水准如何？为什么能受到杂技史学家如此的青睐和高度评价？来参加杂技古会和坐地起家的宁津县的杂技艺人们，是不是都是一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土把式？

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仅以建国后为例，宁津杂技艺人在全国大赛和国际大赛中屡屡夺得“金狮奖”、“黄鹤金奖”、“金小丑”奖、“公主奖”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等多项大奖。宁津杂技艺人徒步走黄河壶口，被誉为“华夏第一走”。2008年，宁津杂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这样说，来参加“黄家镇杂技古会”的一些班团和艺人们，当时就代表着中国杂技甚至世界杂技的最高水准。

这个自然形成的声势浩大的具有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杂技古会”，势必会辐射出令宁津人信服的“古会”文化、江湖文化和由此而衍生出的“民生文化”。

宁津民谣云（杂技艺人称为锣歌子）：“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若说耍玩艺儿，人人有两手。”“宁吴二县，鸡毛变蛋，走南闯北，不捎盘缠。”“没有麦子吃白面，没有芝麻喝香油，没有棉花穿新衣，没有高粱喝辣酒。”“财主种有千顷地，老子玩耍不伺候。”“家称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家称万贯，不如日进分文。”“农忙在家种着地儿，农闲出去耍玩艺儿。”“不赶九月会，不算生意人。”“九月会，看猴去。”3

“没有麦子吃白面”，是多少贫穷的庄稼人追求的梦想；“没有棉花穿新衣”，又是多少家庭妇孺梦寐以求的向往；“宁吴二县、鸡毛变蛋”又令人产生怎样的无边无际的想象！“财主种有千顷地，老子玩耍不伺候”表现出身怀绝技的宁津人，那种倔犟的性格和独立的追求！

受“古会文化”和“江湖文化”的熏陶，在宁津县，最常见的情况是，每当家里有男孩儿长到十五岁左右，家长们便安排他出去“拜师学艺”，学得一门技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与其说是“农忙在家种着地儿，农闲出去耍玩艺儿”，不如说是“农忙在家种着地儿，农闲出去耍手艺儿”更为普遍也更为贴切。杂技、武术、木匠、瓦匠、铁匠、锢漏匠（小炉匠）、厨师、编织匠以及杂技古会上所呈现出来的能够谋家糊口的各种五花八门的技艺，都是宁津人所要学的技艺。因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几百年来，宁津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农民，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庄稼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一个心智健全的宁津人，他就不是“老空”，他就会一门“技艺儿”。所以，随便拉出一个宁津人，他就是一个“巧”人，说宁津人心灵手巧，宁津出能工巧匠，一点也不为过。

一门技艺就是一门学问，甚至是独门绝技。看似走在大街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你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否走过南、闯过北、下过天津卫，到过南六北七一十三省市，你更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见过高山大川、狼虫虎豹和南方水灵灵的女子，他的心里又隐藏着多少曲折离奇、鲜为人知的故事。而若想知道他的故事，必须取得他的信任，必须和他心贴心的交朋友，他才会掏心掏肺地毫不保留的把他的故事讲给你听。

我想，这就是作家郭澄清一次次拒绝留在大城市非要回到故乡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作家所讲的要接的“地气”。这些形形色色的身怀各种绝技的小人物，后来就变成了郭澄清长篇小说《大刀记》和短篇小说谱系里的当之无愧的主人公。

黄家镇杂技古会，为宁津人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是宁津人走向大千世界的一座桥梁。它对开阔宁津人的视野，提升宁津人的文化水准，解放宁津人的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杂技圣会”以及衍生出的宁津独特的地域文化，是郭澄清小说创作的总源头、总开关，更是打开通往作家郭澄清文学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二、运河、杂技古会与《大刀记》里的侠文化

这个自然形成、历史悠久、声势浩大的杂技古会，为郭澄清先生创作出史诗性长篇小说《大刀记》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个杂技古会文化底蕴的孕育，郭澄清先生创作出史诗性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成了一个偶然中的必然。也只有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才能与这样一个盛大的“杂技古会”相匹配。

很多读者和评论家都发现了《大刀记》“侠文化”的存在，可这个侠文化来源于何处。很多评论家翻阅大量史书，到齐鲁、燕赵的侠文化里去寻找依据，其实这个侠文化早已原封不动地隐藏在《大刀记》的小说里，隐藏在《大刀记》第九章《大闹黄家镇》里，隐藏在黄家镇杂技古会这个平民组成的“江湖”里。

宁津县没有江，也没有湖，却与大运河紧密相连。山东省与河北省的界河即为漳卫新河，是漳卫南运河五大水系之一。其前身是四女寺减河，鬲津河，黄河故道，是大运河最为重要的一条分洪河道。它在宁津县境内拐了一个慢弯儿，如一条宽阔的臂膀，把宁津县紧紧地揽在怀里，千百年来，宁津人民世世代代就生活在大运河的臂弯里，默默地享受着运河水赐予的威严与慈爱。

宁津县黄家镇村紧邻漳卫新运河东岸，是清清的运河水孕育出了中国杂技文化，而黄家镇杂技古会，就是大运河分支上开出的一束最为鲜艳的花朵。前来参加杂技古会的艺人们，一是从陆地赶来，再就是借助于大运河的漕运。运河两岸的码头、集镇便成为他们经常演出的地点，艺人称新开辟的演出地点在“春典”里即称为“开码头”，从古老的运河号子与杂技艺人的锣歌子当中，如《落莲花》《百草花》等，从中也可以看出运河文化与杂技文化的密切关系。

运河漕运兴盛之时，仅黄家镇周围的把式窝子或是杂技专业村“南八寨、北八寨”附近，运河上的桥梁就达近十条，有通德桥、永济桥、永宁桥、李家桥、永固桥等等，可见当时的宁津县及黄家镇即为水陆交通之要，为黄家镇杂技古会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也为由平民组成的“黄家镇杂技古会”的“江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宁津民间，“五湖四海”的故事广为流传：五湖和四海为结义兄弟，一次，五湖到四海家去喝酒，酒桌摆在炕上，炕上有一个枕头，五湖认为是四海为自己准备的坐位，便一屁股坐在枕头上，四海见状未动声色，二人推杯换盏，五湖酒足饭饱后离去，四海送走五湖，这才抱起炕上的枕头。原来，枕头并不是“枕头”，是一个婴儿的包裹，里面包着的竟是四海未满月的早已被坐断了气的儿子。4故事内容虽然有些残酷，但也说明，在江湖上，“义”字当头是江湖人必须遵守的第一要素，也是维护“江湖”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

“江湖”一词还见于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两句话说明了“庙堂”与“江湖”的关系，庙堂即指高高在上的“正统社会”，江湖即指相对于正统社会之外的另一个“平民社会”或“游民社会”。

与正统社会的“工、农、商、学、兵”等行业相比，江湖社会的“巾、皮、李、瓜，平、团、调、柳”等行业规模要小的多。（巾：算命、相面、拆字等类，称为巾行；皮：医病、卖药、膏药类，称为皮行；戏法类总称李子；打拳头、跑马解类称为瓜子。平：走街卖唱的行乞者；团：从事说唱、评书、大鼓、相声等曲艺行当；调：从事扎彩、吹鼓手、杠房营生的。柳：梨园戏班或梨园弟子。）5由此可以看出，江湖人是以个人技艺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他们与正统社会各行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国营与民营的关系或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关系。这个由江湖人组成的“游民社会”与官方认同的“正统社会”的关系，相互融合又相互排斥，对立统一又各成体系，千百年来，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

在正统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比如刘邦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等等。在江湖上，有建立在“义”字之上的各种民间规矩，这个规矩，比起正统社会的规矩一点也不逊色，比起法律法规各种条文还要务实和繁杂。体现在杂技古会上，它是由一个临时江湖组织“长春会”来维持的，远来参加古会的生意人，先要到长春会报到，亦即“相窑”，由“长春会”的工作人员安排住处和演出地点，介绍当地的风俗民情等等。

黄家镇杂技古会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间江湖文化盛会”，虽名为杂技古会，实际上各种江湖文化元素一应俱全。宁津县“穷乡僻壤”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既区别于上海的上海滩、北京城的天桥、天津卫的三不管，在这里，没有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垄断，也没有更多的官方参与，更区别于金庸、梁羽生、古龙武侠小说里所描绘的武侠们无所事事、东游西逛、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这是一个由民间最底层的身怀各种绝技的小人物为求得生存而组成的实实在在的“平民江湖”。

这个杂技古会，正如作家郭澄清先生在《大闹黄家镇》一章中所描绘的那样，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等一应俱全，带有民间江湖文化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性质，历经五百余年而不衰，说明它的江湖文化体系是完整的，健全的，健康的，为后人研究民间江湖文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范本。

那些前来参加杂技古会的生意人，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不惧千里万里，赶着熊、虎、狮、象等猛兽，或其他参加演出的小动物们，一路走一路演出一路做生意，他们不知何时从故乡出发，不知在路上演出了多少场次，不知在演出过程中遇到了多少凶险，他们就像武侠小说里“侠客”们去参加某个武林大会一样，历尽千辛万苦，才赶到宁津县黄家镇。没有过人的胆识，没有怕虎怕狼就别在山上住的“愣葱”精神，没有一身绝技和非同一般的看家本领，是不敢来也不能来或是根本来也来不了的。

众所周知，“侠文化”来源于江湖，在这个高手云集的杂技古会上，只有十七岁的“小炉匠”梁永生“义”当头，面对地主恶霸，欺压穷苦百姓，路见不平，凭借一身超人武功，该出手时就出手，大闹黄家镇，艺压群芳，变成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变成“千台戏”里面最精彩的一场戏，即表现了他的行侠仗义的“愣葱”精神，也表现出了他本身所具有的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黄家镇杂技古会，作为《大刀记》主人公梁永生出场的一个背景来描写，是作家多年在故乡宁津县观察了解风俗民情的结果，也是郭澄清先生创作上的精心安排。作为一个当代英雄人物的出场，只有十七岁的梁永生，在高手云集的杂技古会上“大闹黄家镇”，比起《三国演义》中武圣关羽的“温酒斩华雄”，《水浒传》中一流人物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一点也不逊色。

这也是具有平民特点的“愣葱”和“侠客”精神的现代英雄梁永生，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杂技古会”、“春典”与郭澄清小说里的“曲笔隐写”

作家郭澄清的小说语言，是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运用民间语言最为丰盈最为成功的作家之一。很多评论家对郭澄清先生成功的运用民间语言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里不再过多地阐述。

然而，很多评论家只是看到了郭澄清先生短篇小说里的语言，对长篇小说《大刀记》里的语言评论不多。有人认为《大刀记》的成功，是沾了那个时代“文学荒漠化”的光，其实并不尽然。《大刀记》依然是写给农民看的小说，依然是用农村农民的话创作的农村农民抗战的故事。《大刀记》出版及改编成评书以后，之所以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与爱戴，依然是得力于小说《大刀记》里的语言。

郭澄清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民间语言，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小说里的主要细节和故事。若想了解这一点，还得回到黄家镇杂技古会。

杂技古会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江湖艺人们，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特定的语言，这种语言叫做“行话”，又叫“春典”，听不懂的外行人又叫“黑话”，或“江湖黑话”。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常人眼里，这是平时教育人要随机应变的话，可在黄家杂技古会上，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它有着实质性的内容。

在杂技古会上，见到各个行当的人，就得说这个“行当的话”。你说外行话，别人不会耻笑你，知道你是“外行”，会礼貌地对你一笑，不会与你辩驳，可当与他们谈论生意时，根本谈不拢，做不成。你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看着他们在对一袋米面讨价还价，最后成交，然后这人又转眼间卖到杂技班团里，赚了一些钱，可你就是听不明白那米面到底是多少价钱成交，这人转手后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举一个行业内最为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读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杂货行的“春典”数字的叫法为：丁不钩，示不小，王不直，罪不非，吾不口，交不叉，皂不白，分不刀，馗不首，针不金。即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6

在中国官方正统的语言之外，还有一种隐藏在民间的富有特色和神秘的江湖语言——春典。“春典”是江湖艺人在长期的闯荡江湖中为互相沟通、保护行业而独立创造的一种区别于官方语言的特殊语言。而且这种特殊语言在全国通用，不受区域限制，即使区域间有微小的不同之处，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在常人眼里，春典就像是用纯正的中国语言说的一门“外语”，杂技研究家杨承田、杨扬，在《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一书中，对这门特殊的“外语”与官方语言之间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翻译”，为挖掘、保护、抢救这门特殊的“外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写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家郭澄清对小说语言的重视。

写农民小说，得说农民的“行话”，得有“农民味儿”，不然，你就是写农民小说的“外行”。外行，是一个贬义词，或是羞辱人的一句话，按农民的话说，就是什么也不懂。

“内行”与“外行”，在杂技古会上，抑或在宁津县民间，有着严格的本质的区别。按“春典”语言来说，外行往往被“内行”的人称为“老空”，即是没有拜过门儿师、学过艺的人，后来民间又演化为“空子”。

一位让人尊敬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作家，一个被农民视为大知识分子的作家，被农民骂做什么也不懂，被人骂做“空子”。每天生活在农民中间的郭澄清，是说什么也不会答应的。

由此可见，在郭澄清先生的眼里，语言，就是小说的生命，就是作家的生命。郭澄清先生的小说，就是用农民的话写出的有关农民的故事，语言是那么朴实、平易，就像坐在对面与你拉家常一样，让你不知不觉中走进他的小说世界，从而成就了那个时代最为纯正的“乡土小说”。长篇小说《大刀记》也是如此，他主要不是写给城里人或知识分子看的小说，依旧是写给农民看的小说，字里行间洋溢着地地道道的农村味儿，农民味儿。

读郭澄清先生的小说，得分为三步走，或是分“三部曲”，乍一看，都是平时说的大白话，很一般，没有特别之处；再看下去，会觉得有点味道，有点意思；看到最后，禁不住击节赞叹，拍案叫绝。而回味起来，又觉得是一坛味道纯正的陈年老酒，余香满口，绵软悠长。

“春典”是江湖人专用的一种隐蔽性语言，说多了难免会在同行或是在外行的面前露出马脚，再加上江湖人的性格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直爽快捷，说起话来干净、利落、脆。行动起来也是简单、麻利、快。从不拖泥带水，含含糊糊，语焉不详。从郭澄清先生的小说语言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分行的短语，这些短语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就是江湖人对春典的直接或是习惯性应用的一种体现。

而且，郭澄清先生把这种“隐语”发扬光大，在他的短篇小说谱系和长篇小说《大刀记》里，用现代白话的方式，在不易明写的情况下，进行了隐蔽性书写。在此基础上，他汲取了《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以及鲁迅先生“曲笔隐写”的艺术形式，使他的作品闪现出奇光异彩。比如，在《麦苗返青》《黑掌柜》《红旗飘飘》等短篇小说中，隐蔽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立场。在长篇小说《大刀记》第二部里，作家运用“是、是、是，行、行、行，好、好、好，对、对、对，嗯！啊！噢！哦！啥？咋？谁？”等一字一行短语，在页面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让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某些梗阻和疑惑，成为小说文笔拖拉的证明。其实，这一字一行的“是、行、好、对”等字的运用，正是那个时代“文化专制”的真实写照，是作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他的小说《大刀记》被肢解的七零八落的情况下，带着悲愤的心情，用“打哈哈”的戏谑的方式，对“外行”的审查者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讽刺和揶揄，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感到有些悲壮。这些一字一行的短语，犹如星星般散落在第二部宏大的叙事之中，不进行全面的阅读和提炼，是发现不了的，这充分彰显出一个文学大家的定力、胆识和不畏强权的做人的品格。

在别人不能写、不敢写的高压环境下，郭澄清先生就敢写，而且还能够“逆生长”，并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郭澄清先生这种敢为人先的“曲笔隐写”，成为他写作的一个“隐形立足点”，在时代的缝隙里，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特殊时期的一位特殊的作家。

四、“杂技古会”、“手艺人”“生意人”与郭澄清先生小说里的经济论

宁津民谣云：不赶黄家镇九月会，不算真正生意人。

宁津县的杂技艺人，农闲季节出外演出不叫演出，叫去做生意。

若想出外做生意，得先学好手艺（技艺）。穷人学手艺，富人学生意，学手艺的最终目的，是为做生意。种好庄稼，学好技艺，做好生意，过上好日子，是每一个庄稼人朴素的愿望，也是宁津人的“传家宝”和“命根子”，因为技艺和生意是“穷人的一碗饭”，关系到全家人的命运与生存。

学手艺，当学徒，有“三年满、五年全”之说。三年学艺，基本就把技艺学到手了，后两年，是为报答师父的恩情，给师父白白干上两年，给师父挣上两年钱。而这两年内，师父念及徒弟的辛苦，会教给他手艺之外的某些东西，那就是怎样与这个行当里的人或是客户打交道，揽活路。这样，回家之后，徒弟就可以自立门户当老板了，当上老板之后，富贵自然而来。学手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自己做生意。

出外做生意，即要会做，更要会说，即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又要八面玲珑、能说会道，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好。锣歌子云：“光说不练是嘴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也说也练才是全把式”，就是说的这一道理。

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黑掌柜》《马家店》《茶坊嫂》《公社书记》《趸拉气》中，我们从乡村售货员、卖茶的女主人、马家店的店主、看与生意不沾边的公社干部以及生产队一个保管员的身上，直接或是简接地看到了一个个手艺人、生意人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精明以及他们勤劳善良的一面。从《万灵丹》《小八将》《孟琢磨》中，我们看到了主人公对新兴技术的崇拜、钻研与迷恋。

在郭澄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手艺人或是买卖人的自私与保守，看到是热情大方、意气风发、无私奉献的手艺人和生意人的形象，这是时代的进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他们把自己的技艺，全部反馈给了集体和社会，营造了一个和谐而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世界。

在那个“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郭澄清先生的小说之所以受到当时和后来的读者以及评论家的青睐，是因为他的小说里没有空洞地描述各式各样的阶级斗争，而是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以食为天”的人性关怀。

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创作最为成熟的时期，是在1962至1965年。

1960年至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救灾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上级号召农业丢了副业找，依靠集体，战胜灾荒，开展生产自救，全民发动大搞副业生产，多种经营，坚持以集体为主，切实做好评工计分，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促进副业发展。社办、村办、队办副业蜂拥而上，各种能工巧匠大放异彩，尤其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队办、村办副业，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发芽，如木工、铁匠、五金、油房、轧房、豆腐房、粉房、纺织、编织、服装、地毯、砖瓦厂、酒厂、养殖业等等。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最为盛行的年代，宁津县的队办、村办副业依旧在悄悄地发展、壮大，为改革开放后宁津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宁津县归河北省管辖，曾受到前来视察的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的高度赞赏。

1961年涝灾以后，杂技班团纷纷请战，下定决心要为30万宁津人民排忧解难，“饿着南京和北京，饿不着宁吴东（宁津、吴桥、东光）”的说法，就是专门针对杂技艺人而言的，“过去我们被称为‘下九流’，解放后，才被拿着当人看，把我们的杂技称之为艺术，我们要知恩图报，为宁津人民贡献力量，即使再苦再难，我们也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在县领导带领下南下演出，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求援了40万斤大米和甜菜丝儿及各类食品和中草药材。7

那么，在新时期以后，在改革开放以后，宁津县的经济状况又表现如何呢？

查询德州人民政府网可知，山东省宁津县是一个贫困县。查看山东省贫困县一栏，宁津县赫然在列。

然而，幸亏有了大数据可以查询，才使得宁津的实际经济状况大白于天下。

2022年12月15日，网络报导：《中国最出圈的十大县城，火到国外》，宁津县以撑起全国七成健身器材产量影响力而入圈儿，所产健身器材远销美、法、意、俄、印等一百多个家和地区。

查询宁津居民人均存款大数据，宁津县在德州市年年位居第一位。

查询《山东经济年鉴》。在山东省80个县（市）中，宁津县住户存款年年位居前20名。由2021年的人均5.66万，上升到2022年的7.77万元，位居排行榜第16位，第18位。黄金白银，货真价实，明晃晃，沉甸甸，响当当，没有一丝一毫的水分，真实地反映了宁津县人民的经济状况。

宁津县饭店宾馆一家挨一家，吃客却天天爆满，是在酒桌上谈生意。宁津县店铺林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天天就像赶集一样，是在忙忙碌碌地跑生意。如今，宁津电商直销又成时尚，张大庄镇成为德州第一淘宝镇，并连续八年被评为“中国淘宝镇”，宁津人把生意做到了网上，做到了世界各地。

在此，笔者不是夸大宁津县的经济如何之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如何丰盈，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县城相比，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笔者只是想证明，黄家镇杂技古会对宁津人民性格产生的影响，只是想为郭澄清先生小说创作提供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依据和佐证。证明郭澄清先生小说那种把握时代脉搏、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性，证明郭澄清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穿越时空的魅力所在，证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茶坊嫂》还活着，《黑掌柜》还活着，《老队长》还活着，《公社书记》还活着，《铁蛋哥》还活着，《马家店》的店主马五爷还活着，《嘟嘟奶奶》、《石在仁》、《孟琢磨》还活着——她们永远活在宁津人的心里，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

其实，在改革开放前，在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前的1961年到1965年间，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几年间，中国就有一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历。不过，那时不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叫“抗灾自救”。在这个时期，正是国家经济建设恢复时期，政策格外宽松，并支持鼓励“队办、村办、社办”副业、企业发展，以达农业丢了副业找的目的。

始终生活在宁津乡村的郭澄清先生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创作出了大量成熟的以农村经济建设为主题的富有时代特色和乡土气息的短篇小说，得到了当时和后来的评论家的广泛赞誉，被誉为那个时代的“一道清流，一片绿洲”，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完成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乡土作家”的定格。

五、运河、杂技古会、宁津地域文化与郭澄清先生的“乡土文学体系”

如果把“黄家镇杂技古会”誉为中国杂技史上一枝最美丽最奇异的花朵，那么运河文化就是孕育这枝花朵的土壤。也可以这样说，“黄家镇杂技古会”的兴盛，就是大运河漕运曾经兴盛的见证。它北连京、津、冀，南连德州、南京与杭州等大城市和大码头，为杂技艺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没有大运河的漕运，宁津县就不会成为当时的水陆交通之要，更不会成为南来北往的客商聚集之地，也不会吸引来那么多的“五行八作”的民间艺人和杂技艺人。

黄家镇杂技古会，就是一个容纳了民间三百六十行的庞大“圣会”，在这个以杂技为主的古会上，或说是“江湖上”，三百六十行的状元们，展示技艺，各显神通，争奇斗艳，绽放出奇光异彩。“争彩”是艺人的本能，凭的是精湛的技艺，而这种“精湛的技艺”，就是观众——宁津人民自觉不自觉的争相崇拜与学习的对象。他们各自独立又互相包容，久而久之，就演化出了宁津县独具物色的地域文化。

而这个由“中国杂技圣会”而延伸出的宁津县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就是郭澄清先生文学创作的总源头。这个“中国杂技圣会”里上演的千台戏，各自独立，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共同构筑了一个庞大、完整而又深厚的民间文化体系。这个由民间文化构成的“文化体系”，在某个侧面或是某种程度上，为郭澄清先生创作“乡土文学体系”提供了丰盈的民间文化元素，为郭澄清先生“乡土文学”的构筑打下了一个可触可摸的坚实的基础。

而“运河文化”是“中国杂技圣会”文化体系或是郭澄清先生的“乡土文学体系”的总根系。只有抓住隐藏于现象背后的运河文化这一体系，郭澄清先生的小说创作脉络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即“运河文化体系——中国杂技圣会及其民间文化体系——郭澄清先生的乡土文学体系”。

从郭澄清先生的一些短篇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运河（四女寺减河、障卫新河）对宁津人民的影响，从长篇小说《大刀记》中，我们更是看到了作家对于运河文化的精心构筑。

然而，很多评论家在评论郭澄清短篇小说时，对长篇小说《大刀记》只字不提。在评论长篇小说《大刀记》时，又把他的短篇小说搁置一旁。似乎他的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或许是由于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太过于短小精悍，长篇小说《大刀记》又过于庞大和深厚，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发表与出版的顺序又前后颠倒，从而使读者和评论家产生某种认知上的错觉。其实，从乡土文学的角度来讲，无论他的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大刀记》，都是在大运河的臂弯里，在宁津县这一特定的区域特定的环境下描写的特定的宁津人民，他们是浑然一体的，密不可分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的必然联系。

从宏观上来讲，如果把长篇小说《大刀记》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宁津县的一个小炉匠——梁永生，在旧社会闹革命、打鬼子的故事。这与《马家店》里的马五爷、《嘟嘟奶奶》里的嘟嘟奶奶、《茶坊嫂》的茶坊嫂的身份是一样的。

这样，梁永生的“小炉匠”身份，就变成了长篇小说《大刀记》与其短篇小说谱系的一个对接点，拉近了长篇小说《大刀记》与他的短篇小说的距离。这就使得我们对《大刀记》有了一个初步的的认识：《大刀记》只不过是他小说里的普通的一篇，与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属于平行的关系，是他全部小说创作的一个侧面，同样是在反映宁津县人民生活的一个侧面。

或可以这样说，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这些在生产队里劳动的社员们，在过去是怎样闹革命、打鬼子的，这就是长篇小说《大刀记》。反过来讲，过去闹革命、打鬼子的梁永生们，来到人民公社化时期，是怎样参加集体劳动的，这就是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系列。

尽管时间不同，内容各异，但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宁津县，发生在障卫新运河东岸，发生在这同一块乡土上，有着共同的生存环境和人文底色。

在长篇小说《大刀记》中，作家用宁津县、黄家镇、柴胡店、龙潭街、宁安寨这些至今还在沿用的实实在在的地名提示我们，或是在有意地提醒我们，《大刀记》所描述的人和事，依旧同他的短篇小说一样，都是宁津地儿上的宁津人，有明确的地域性和人文环境。作家告诉我们，他不只是在讲故事，在写小说，而是在有意识地书写独具特色的宁津地域文化。

这样一来，郭澄清先生的小说创作就逐渐变得清晰而明朗，他的小说创作是一脉相承的，连续完整的，他对一个个乡村文化符号执著的文学性书写，构筑了一个庞大、深厚而又完整的乡土文学体系。

所谓乡村文化符号，从身份上讲，有公社书记、老支书、老队长、团支书、民兵、保管员、会计员、邮递员、售货员、饲养员、突击队员、五保老人、贫雇农、地主、光棍汉、寡妇、红小兵、孤儿等等；从行业上分，有社迷、官迷、木匠、瓦匠、铁匠、小炉匠、猎人、武术、旅店、茶坊、治碱技术、打井技术、授粉技术、机电技术、庄稼把式等等。

这样，我们对郭澄清的小说创作的全貌，就有了一个比较初步完整的认知。也就是说，作家郭澄清用他的短篇小说谱系和长篇小说《大刀记》构筑了一个庞大的乡土文学体系。如果没有底蕴深厚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不管他的短篇小说谱系如何完整，艺术上如何完美，也显得单薄乏力。反过来讲，没有他的短篇小说谱系作为铺垫和参照，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是一个孤本，对他的文学创作方向就不能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对他的文学研究就不能全面深入地进行。而作家郭澄清，恰好符合了这两个条件。

因纯粹而专注，因专注而深刻，因深刻更加专注与纯粹，更加有地域性和文学性，纵观他的小说文本，还没有一篇作品能够独立地游离于宁津乡村之外。

郭澄清笔下的宁津，无异鲁迅之于鲁镇、末庄，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京，孙犁之于白洋淀，刘绍棠之于北运河，贾平洼之于商州，莫言之于高密，张炜之于芦清河。正因为时代的不同，书写内容的差异，又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真正的作家凤毛鳞角，这就使得郭澄清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替代性，甚至没有相比性，从而跻身于中国文学大家之列而毫不逊色。他以文学大家的身份，凭着对乡土文学的现实、独立、清醒、执著而睿智的当代性书写，填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史上的空白，具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从中国大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郭澄清先生擎起了鲁西北乡土文学的大旗。从大运河水系分布来讲，如果说作家刘绍棠是北运河乡土文学的代表，那么郭澄清先生就是南运河乡土文学的代表。而他的长篇小说《大刀记》，无疑就是大运河扬起的最美的一朵浪花，是大运河文学皇冠上的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

如果把赵树理、孙梨、郭澄清比作乡土文学创作的“三驾马车”，那么，赵树理是“山药蛋派”，孙犁是“荷花淀派”，仅鉴于郭澄清先生作品中主要描写了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之“三新”，又鉴于在短篇小说谱系与长篇小说《大刀记》中对运河文化（障卫新河）的精心构筑，郭澄清先生创作的“乡土文学体系”应该被称之为“新运河派”。

三位作家共同构筑起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三大景观。

参考文献：

1.长篇小说《大刀记》，郭澄清著，1975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麦苗返青》，中短篇小说集，郭澄清著，1978年9月，山东人民出版社。

3.《郭澄清短篇小说选》，郭澄清著，2005年3月，中国文学出版社。

4.标注1、3、4、5、6、7：参考《中国杂技文化——宁津卷》，作者杨承田、杨扬，2012年8月，山东大学出版社。

5.标注2：参考《郭澄清研究资料》，作者李宗刚，2016年12月，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