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人的人生大致相同,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戏剧,也没有大风大浪的崎岖人生。始终是一只为生活而奔忙,努力爬行的乌龟,也可能是一只坚持飞行的笨鸟。这些见闻和记录,或许不是我自己,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谨以此书献给我热恋的家乡和埋在家乡土地里的亲人,或许他们可以感受到我用文字记录了他们曾经历过的事情。乡里人热爱乡村,也是乡村这片土地上最质朴的儿女。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与亲人相遇,又以亲人的名义相认,即便没有血缘,却有着同一块土缘。
十一,父亲被人打了
寻常的年代,寻常的日子,不寻常的是,像父亲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在这一年里竟然被人打伤了。
这是一个谁也搞不清究竟是为啥打人的岁月。大街上,村道里,都是一些拿着旗子喊口号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批判会,斗争会,忆苦思甜,申冤雪恨,革命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常常是在深夜里在大队部架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来。
村里的人们一般都是听队上领导的,而队上的领导都听的是乡上的,动不动三五成群地在辩论,在指示对方背诵主席的语录,就连走在路上,都有可能被挡住背诵语录。人们在田里干活没上工之前,先要背诵一段领袖语录后,才能开工。
父亲依然忙碌,白天要在医疗站上治病救人,晚上要给大队部写标语,写记录,主持工作他没有时间,但是写个会议记录,写个宣传标语也是他必须做的事。
至于父亲究竟为什么被人群殴,谁也搞不清,直至后来,才听说搞运动的人在清除阶级队伍,像父亲这样有知识有文化的臭老九就是被批判批斗的对象。还听人说,父亲被打的原因和二爸有关,他当年打别人,人家记仇报复,借着运动借机会寻仇。
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在县里,乡里,村上四处活动。不知是谁举报了父亲立场不坚定,只要是宣传标语,他都给写,不分派别,里外装好人。
这是一个早春的下午,窗外曾经遮天蔽日的树木还是一样的枯黄,还找不到绿色的迹象,还是冬天的模样,人们还未褪去棉衣,父亲接到阿贵叔的一声吆喝,便和他一同去了三教堂前面的戏楼上。戏楼和三教堂是我们村的古建筑,三教堂后来被改成学校,戏楼则成了我们村的政治中心,大队部。
阿贵叔是村上的支部书记,年轻有为,敢说敢干,别看他是初中毕业,却有着惊人的文化和文笔,读书写字作报告,都不在话下,去公社开会,他的笔记常常是三言两语的经典,但回来时常常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更惊人的是竟然把上级传达的精神思想表述得非常到位,把会议精神的大众日报常常最精要的部分出在黑板报上供大家学习领悟,在70年代初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辩论台上,阿贵叔和父亲一唱一和,在众多的围观中,他两人犹如一把双雄利剑,那些背得滚瓜烂熟的主席语录,被他两人灵活运用,激烈的辩论现场,情绪高涨,常常辩论到对方哑口无言,无一对应,在理屈词穷的时候,对方便开始动粗谩骂。语言中便带有浓浓的火药味。他两人成为堡子村的文化双星。
阿贵叔和父亲在一块搭班处理村务,不管村上遇到任何事情的决议,只要他两个在一块一商量,最后达成的意见便是村上党支部的决定。
父亲和阿贵叔一同上了戏楼的二楼,还没有正式说几句话,忽然从外边过来一群人,挤在戏楼下的场面上,一个领头的人拼命地吹着哨子,动荡不安的人群,喊着口号,打倒两面派,有的人拿着木棍,也有人背着枪,哨子声急剧,人们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两面派。
“他们人多,快从后门走”阿贵叔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父亲也知道这些人是冲着他们两个人来的,因为前两天的辩论,他和阿贵叔已经被定为要被打倒头目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阿贵叔年轻,硬生生地从戏楼的后门二楼一跃而下。嘴里还喊着让父亲快跳。
三冻三消的麦田,泥土是松软的,他跳下之后迅速离去,当父亲也跟着要往下跳的时候,武斗的人们已经冲上了二楼,父亲被一顿暴揍,昏倒过去。
戏楼下面的场子上,人们听到广播被召集在一起开会了。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在维持秩序,据爷爷说,当时父亲被批斗的主要原因是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私下为另一个派别帮忙书写标语,从中捞了一点个人好处,革命立场不坚定,才被别有用心的人举报了。
还有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就是下河村的人,为了报二爸的私仇,二爸不在家,就把气撒在父亲的身上,正好借着武斗的混乱,以泄私愤。
父亲被拉在台子上,已经站立不起来了,但还是被两个身穿军装的人驾着,直至批斗会开完。爷爷早已从崖上的老屋赶了过来,看见父亲被人架着批斗,尽管心疼,但也不敢言语,等批斗会开完之后,默默地用借来的架子车拉上父亲。
“爸,我的腿估计骨折了,需要看骨科邱先生!”
爷爷看着父亲挽起的裤腿,一块青紫处,肿胀得厉害,局部的血肿像一块硬硬的面包,表面光亮。父亲已经彻底站不起来,更不要说移步,爷爷和几个本家的叔伯们把父亲抬上架子车,车上铺了厚厚的稻草,一步一步吃力地向崇宁塬上的邱先生家走去,邱先生是祖传的正骨先生。
邱先生家在崇宁塬上的一个小村落里,路上和村口没有任何的标识和提示,但方圆几十里的人们只要一有骨伤都能找到,他家从旧社会就擅长骨伤的治疗,骨折,脱臼不用手术,也不用拍片,仅仅用手一摸,便能确定个一二,严重的用竹板固定,轻一点的给拿两副草药让回家洗。
邱先生掀开棉被,看见是父亲受伤了。
“哎呀,咋是你?这是怎么了啊?”
“被人打了,挺严重,估计是腿上骨折了”
“为啥,谁那么大胆,敢打看病先生!”
“操反派,因我给别人写了标语,说我是两面派,立场不坚定!”
“你呀,这年月给人写哪门子标语呀,快让我瞧瞧”说着便赶忙看起父亲的腿来。
邱先生的医术是自幼跟随他的爷爷学习的,无论是采药,炼药配药都深受祖上的言传身教。那个黑黑的膏药疗效更是神奇,无论什么病,只见邱先生拿起那个贴在麻纸上的黑膏药,对着煤油灯烧烧,膏药变软,然后再自己手背上试试温度,不烫不凉,撕开,对着肿胀处迅速贴上。
用同样的方法,邱先生给父亲贴好了膏药,让爷爷和两个人使劲拽住父亲的膝盖,只见他一只手拉住父亲的脚踝,另一只手在肿胀处轻轻一捏,父亲哎呀一声,脸上疼地扭曲了一下后,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邱先生赶忙说,好了好了,并吩咐家人拿来毛巾和竹板绑在父亲的腿上,说,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邱先生和爷爷搀扶着父亲,父亲一颠一颠地坐上架子车,爷爷要付钱,邱先生忙说,你娃我认得,不可多得的年轻医生。都是同行,免了。
“这,这咋能成啊,”父亲也说道。
邱先生一再叮咛父亲注意休息,咱是手艺人,千万不敢再参与政治运动。
爷爷拉着父亲没有回家,在下塬的半路上,把父亲放在小官庄的老姑家休养。一来离邱先生家近,二来可以躲避政治运动。
后来听父亲讲述这段亲眼目睹的悲痛往事,父亲说这是那个动荡的年代给他最深的教训。全国上下各地几乎都差不多,只要是文人,能人,和一些“好人”的领导,几乎都会取名“走资派,臭老九,两面脸”而被打倒。社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各阶层群雄四起,有人甚至把名字都改了。取名叫“刘敢闯”
父亲就是因为“笔杆子操刀”被人群殴的结果。
在小官庄休养的那段日子,是父亲最为清闲的日子,曾有人谣传父亲被操反派打死了,也有人谣传父亲被打傻了。只有阿贵叔和我家人知道父亲的下落,在休养的日子里,阿贵叔曾看望过父亲两次。他对父亲说,他想离开这片土地,这狗日的家乡环境,一切都是人为的,说你是好人,几个人一捏弄,坏人也就变成了好人,说你是坏人,也是几个人在一块一捏弄,好人也就变成了坏人。通过那次武斗事件,幸亏他逃得快,不然他说不定也被人打个半死。家乡这个小社会里,没有淳朴,只有数不清的尔虞我诈,欺善怕恶和弱肉强食。你有用,你就是爷,你没用,你就是孙子。
确实如是,在不久后,他招工去了外边的企业,后来从企业干到政界,当了县上的干部,但这是后来的故事。
父亲是个手艺人,手艺人在村子里还能强一点,要是单纯地依靠土地,那肯定是不行的,虽然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农民仅仅依靠种地,在农村这个较为复杂的社会里,人们对你的好,是因为你有用,而不是因为你是一个淳朴的,会种地的农民。
多年以后,父亲不再提起“文革”中这一段往事,也是邱先生给他正骨后说的那一句话。“咱是手艺人,千万不敢参与政治运动”
作者简介:薛宇星,男,渭南华州人。中共党员,肛肠专科医生,擅长肛肠领域疾病的诊断,治疗与手术,在本专业有一定造诣。业余喜欢文学,音乐等。有多篇散文,小说诗歌发表于各大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