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易

一

陈幸的《俟河之清》《逝水之滨》运思深沉，神华内敛，笔法炼达，质地纯粹高贵。诗人以一种古典的理性精神与对激情的有力控制，从而获得一种早熟的深沉与凝重，具有一种纵横驰骋的贯通感，一种百感交集的大觉悟。陈幸的诗思与理想中的美学互相渗透时，彼此激发出来的纯粹、迷人、超拔的精神气象，显示出了诗人强大的语言构建力和精炼的古典审美。这两部诗集在风格和体例上是相通的、延续的，可视为共一本书，形成了阶段性写作的可观体量和磅礴之势。

陈幸的诗大多平静、深沉、优雅、从容，语感如精灵般跳荡传神，沉郁与灵动、疏朗与密致浑然相融，敞开了汉语写作的一种诗性境界。他既投入又远离，既富于哲思理性成分，又不乏体验与感性因素，并且他有意持守知识分子立场，张扬人文精神，不断对现实进行审视和超越，为我们重现了诗歌写作和人的心灵经验。他的写作是意外的、场外的，也是“见外”的，如此凛冽、独立、异美，是当代汉语诗歌写作领域最具迷幻气质的个案之一。

陈幸的诗歌写作，有严密的内在精神上的诗学系统，并且一直在不间断地朝向文明自我更新，其起源来自他个人精神中的萨福、狄金森、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索德格朗等等，这些伟大的心灵在陈幸的精神世界里淬炼着他语言中独有的情感、呼吸与忍耐，以及孤独、激情和想象，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他在文学中的坐标与文学地图。陈幸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敏锐和充沛的情感，正是这个时代处境的隐秘表达。

读陈幸的近作（2022年以后），会发现他现在的诗更加沉着，又更为灵动，他仿佛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游刃有余地控制着他写作中的矛盾气质，始终以一种看似轻盈、平易和朴素，实质凝练、威严和精致的方式命令我们去直面诗歌的终极意义和根本使命。显然，在陈幸笔下，万事万物皆有意味，万事万物皆可入诗。这也正是陈幸所看重并投入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要完成这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事业，既需要诗歌的实力，又需要心灵和思想的能量。陈幸显然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能量，他这些年的作品也清楚地证明了陈幸这样的实力和能量。

二

《俟河之清》《逝水之滨》是诗人对自我沉浸多年的诗学经验的总结。这两部书不仅有着鲜明的自我书写探索，更为关注自我内心与生活现实现状，诗歌意象精微，皆有情感指涉，同时他能够精确书写细节，并着力在个人生活领域去思考或反省人生，以个人情感抒情愉悦的惊人效果拓展着诗歌的更多可能性。

陈幸是从海上走出来的诗人。《俟河之清》《逝水之滨》是他生活剪影，澎湃着个人与大海关联的温暖涟漪。古老的城村，斑斓的习俗以及稀奇的器物，包括缠绵的词阙等物象与事象，构成了诗人精神记忆版图中的浓彩重笔。诗人通过历史碎片的微观诗意结构，完成了抒情个体与地理事实的心灵对话。陈幸浪漫而细腻的抒写是从地缘和血缘的在场性感受出发，寻觅历史真相与时代风貌在灵魂上不断纠葛的诗意空间。在语言的多层次锻打中，以他独有的修辞路径重新定义了乡愁或故乡的美学内涵，为新时代语境下的“地缘诗学”在文本向度上提供了新的可能。

“大海”既是他诗意生发的不竭源头，更是他挥洒想象的汹涌方向，恰如一条中国诗歌的大河在诗人的身体中“源源涌来”，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诗歌美学和迷人的诗歌气象。在这些风格古典而修辞新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了一位负责任的诗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优雅继承，也看到了一位有担当的诗人对于现代思想的从容发展。这种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伟大致敬，体现了诗人追求经典写作的不懈坚守。其充分的纯粹、开放的活力和积极的建设，让当代诗歌真正在艺术上呈现出成熟的智慧。如诗《面海临风》：

“面海临风，谁不想抒怀/而我却把黛色的此岸/远远甩到了身后/将鼓起的一副皮囊/孤独成一座岛屿/在海上漂浮//海挂起蔚蓝的天幕/你却遥在海天外的彼岸/退去的潮，一步一回头/舔舐海绵般的沙滩/叫磊磊白垩岩的内心/开满米黄的相思花/我把想说的，都托付给/一阵阵咸湿的风/假如你依然不懂/我就将所有的方块字/统统倒进大海/让涌起的一层层波浪/排列成诗行//这时，多褶皱的海面上/蒸腾紫色的雾岚/其中一个漩涡/正酝酿一场风暴/寻找奔袭的方向。”

结实，敦厚，温润是这首诗最主要的美学特征。

陈幸的诗以张扬精神困境中的生命意识见长，融感悟和激情于一体；意象凝重、壮美。饱经沧桑的情怀、辽阔旷远的人文背景、强烈的生命意识，构成作者宏大的诗歌整体。从海上呼啸而过的陈幸，进入了中年与自然的天成之境。陈幸诗歌向我们走来并非选择新的路径，而是一如既往抵达心之所在，真诚，温婉，细腻。世俗在陈幸的诗里因为流淌的血液而蓬勃，并令人不得不超越了世俗而予以深度诠释。人与自然的认同、亲近、隔阂所呈现的图景，每一幅都在状态、引共鸣。路也深谙朴素的力量，其朴素文字演绎的现实，在美好和疼痛中无限斑斓。如诗《一去就是一生》：

“再贫瘠的山，再硗确的地/都会挤压出涓涓泉水/赶去远行。从一开始/即交付给了洪流，不计前程/一去就是一生//一去就是一生。一去/就已命定了一生/如身侧这条江，一跤跌进了/海里，冒不出头来//亦如脚下这条路/没走几步，便在雾罩的山间/稀里糊涂走丢了自己//只有风自由。风从/东南来，携带足够的水分/淡里透咸，洋洋洒洒/在路之头，在江之尾/一个优雅迂回后，再启旅程//而岸边一个人，江面/一桅孤帆，都一去没了踪影。”

这首诗叙述方式看似平静舒缓、漫不经心，实则内里的节奏把控到位，真诚而不落入抒情诗的窠臼，已形成自己独特又稳健的话语气场。陈幸的诗，大多从身边事物和个人经历入手，既有经历岁月打磨，对生命大彻大悟的淡泊从容，也有洗涤尘埃出自童心的纯粹与明净，虽形制短小，却词约意丰。诗人谦逊低调，甘于寂寞却始终保持了对诗歌的虔敬之心，用智慧、才情和耐力为读者持续奉献独特的诗歌文本，彰显了诗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在《逝水之滨》中的《与一条江相依为命》专辑，诗人营造多元的诗歌情境并让读者进入情境中互动、游走，古典诗学的抒情言志，中亚诗风的格言传统，现代诗的智识性论辩，与诗有关的和与诗无关的，亦即诗中的功夫和诗外的世界，都纷然杂陈在陈幸的诗中。

与此同时，他还能让身边事物和个人经历延伸到历史的多维角度中，反射当下的人事，对生活和存在充满深切的感悟；即使对细小的事物的体会，他也能拉开有效的审美距离，从记忆和情感的角度去揭示这些事物的诗意内涵。陈幸的诗歌语言也像是经历过炉火的淬炼，既典雅，又硬朗。他的诗写出了一种新的汉语气象，从容大气，不苛责对生存的矛盾，不用极端的修辞误导诗歌的灵魂；和当代诗人容易放纵诗歌的情绪相比，他的诗歌情感偏向智性的愉悦，总是尽可能地对万物的美好投以专注的深情，体现出当代诗人创作中的较高品质。

三

在文学审美论的方向之下，陈幸以中国古典诗歌和“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新诗为基础，对诗歌的文体、语言、主题、结构、审美等方面进行了个人化的重构与系统化的探索。以个体对汉语诗歌的深刻体验为基础，借助中西诗学暗合互通的艺术手法，用理性思维去重构语言的表现方式，熔铸古典与现代，消融东方与西方，在提炼古典精神的同时纯化现代秩序，让古典精神在现代传承中得以创新发展。陈幸大胆打破了古典诗歌的既定框架，对句式、意象、韵律、平仄、色彩等进行诸多创新，使作品更加注重现实性和人性特征，从陈幸诗歌中，可以感受到丰富多彩的西方色彩，也可以感受到历久弥新的东方气韵。

陈幸的创作方法暗合了中国古典传统的诗美质素，这浅层的美学倾向体现出陈幸作为一个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审美理想，在诗歌《见字如面》《腊末残月》《盂兰盆节》《你从众神中走来》《祭灶》《大风起兮》《李夫人》《马嵬驿》《黥文》《崇祯帝的最后一天》等均有很好的印证。在这些作品中，陈幸充分吸收古典诗学的养分，无论从题材、语言、意象、格调等均具有浓郁的东方色蕴，其对古典文化一直保持着严肃、敬仰的态度，以身作器，躬身入局。

在当代文化观念的烛照下，陈幸从古典中寻求失落已久的民族文化之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落后因素予以批判、对民族文化的精髓加以确认，以诗性精神观照历史和现实。他以继承与再造古典诗歌的美学精神为诗歌创造的第一要义，在这种观念之下，其诗歌创作韵致勃发，奇彩照人，这不仅将他的诗艺和诗质提升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而且对大众阅读者审美内涵的提升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古典诗歌的继承上，陈幸诗歌的独特美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由意象的选择和处理为支撑点。在进行审美属性的创作中，意象是诗之本体，无意象不成诗，诗歌意象的选取化用则是诗人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完全继承古代文论中的既定意义，还是对其进行再生革新，陈幸以深厚的古典修养和前瞻性的诗歌精神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创作中，他自觉地淘洗、抽离和融合古典诗词中积淀的具有生命活力的部分，去繁缛留绚丽、去幽暗留明净，甄选一系列鲜活而丰富的、能体现诗人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后，运用自己的个体经验、生命感知表达“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使之区别于古代文论中的原始意义。这种融古典于现代、汇西方于东方的审美意象，形成陈幸韵致、圆融的汉语诗意，造就了他“独立”的文本特征，为当代诗坛“古为今用”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答案，也为当代诗人在“古化”的取舍之间提供了明亮地创作思路。

意象作为一个由中国古代文论自衍的审美范畴，是中国诗歌最具民族特色的美学品性之一，它是诗人智性、感情、和客观物体在瞬间的融合，表达诗人的内在思想。在“意”与“象”的组合中，“意”是主观情感，“象”是自然本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隔离、并列平行的，而是相融相生的，从而体现出古典文学物我交融、含蓄凝练、浑然天成之美。如诗《为宋时月守身如玉——记汝窑青瓷》：

“雪，还在下着/可是釉彩，仍不为所动//不论无心，抑或有意/都已经千年之前的/事了。因为窑火，因为//你，无规则的蟹爪纹/不知是云篆，还是裂痕//我不像你，一定要/死磕住岁月。你可以在/寒冬，褪下罗纱//我怎能在你的身上/硬生生剥去天色。于是//你说，或坚似铜尊/或脆若冰灯，为宋时月/守身如玉，才是大事//雪，还在下着/可是釉彩，仍不为所动。”

诗中对“汝窑青瓷”的描绘，使全诗呈现出静雅祥和的画卷感，在这里，诗人着意要营造的是一种古文化的氛围，景色之下更深层地象征了诗人对传统文化的爱慕、追寻，渴望复归传统历史的思维向度。诗人以他清醒的“历史理性”反思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悲剧，希望人们能发扬自己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探索未来的命运前途。

在多年的诗歌写作过程中，陈幸营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意象世界。其意象和意象群是繁杂多样的，但当我们循着陈幸诗歌的创作轨迹，对其作品中的审美意象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这些意象本身意义的继承，即所谓意象的复写，这是构成陈幸诗歌意象系统的基础。在这类作品中大量出现原生态的描写，在读者看来，或许是简单的意象叠加铺陈，但通常在本段后诗人引入更高的哲学主题。如诗《汤屋梨花树——写走出凝春晖楼的瞿秋白》：

“高山上，临风的玉树/沾着雾滴，在灰濛濛的云天前/在澄澈透底的/明镜里//皴裂了皮的铁色树干/附满苍苔，柔韧的枝条/摇动一朵朵洁白，茫然目送/从翠微的层峦叠嶂间/一路颠踬而去的/一簇簇映山红//八十二年前，就在这样的/早春二月，你像一株梨花树/从汤屋村凝春晖楼前/踽踽走远，料峭寒风中/抖落了白花，掉落/满地红泥。”

从本诗可以看出，陈幸描写了大量的自然意象，而这些“象”的描写和“意”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自然在这里偏重于物理特性，它是承载个体生命活动场景的实际存在之物；另一方面，自然在这里潜藏着生命存在的本源和精神内蕴。另一类作品则是对这些意象的创新使用，在这一群体中，陈幸不再拘泥于意象本身的实体意义，这种意义的表现或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即意象的复写。这一过程，是陈幸对于古典意象的更深层次的升华，也是陈幸诗歌在古典传统之中富于深刻现代性的关键性所在。又如诗《菊花误》：

“一赶在路上的个人/终于还是错过了花期/看着你，伸出纤长的手/紧紧拽住秋风/我独自神伤//在萧索的季节/你打开的，是华贵的心/却又为何付与了冬/残花上时光如露/泪珠般滑落//柔弱弯垂下来的朵儿/跟我一样不甘/虬曲的瓣，像要翻卷上去/再次回到蓓蕾里/等待明年花开。”

菊花自古以来就是千古高风的化身，陈幸在本诗中用菊花做意象，但却与菊花在古典文论中的意象含义大为不同。在这里，菊花作为一个语言符号，已经变成了“人心营构之象”，它已不是生活物象本身的形态，陈幸通过奇辟荒诞的形象，显示内心主体世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荒诞想象并不是先锋主义所提倡的，它在中国古典文论《文史通义·易教下》中早已有揭示。这也是作者“诗言志”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也即诗人对“意”的书写，在这里，菊花是孤独、圣洁的形象。这里和鲁迅的《野草》有着异曲同工之感，在《野草》中，鲁迅独创“独战的战士”这一艺术形象，它们赋予了鲁迅的孤独感以韧的战斗的色彩，正是“韧战”这一点，使《野草》的抒情风格为一种悲剧美所浸润。菊花在这里同样被作者赋予了悲剧内涵，在对菊花，也即事物的直观审视中暗藏诗人的情绪流动，原因就在于菊花的特性（象）与作者的情感（意）浑融在了一起，诗人用菊花表达自身更深层次的、潜藏的情感，正是所咏之物与所表之情不分彼此，浑然一体。这种悲剧内涵既是诗人审美意识的嬗变，也表现了区别于传统主和、尚柔、冲淡的文化内涵。

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陈幸是一个冷峻的观察者、独立的思考者、理智的写作者。陈幸的诗歌之所以不落于照搬古典的窠臼而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具备形象上的“愈出愈奇”、生活逻辑上的“不可思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其对于古典意象的深入理解与开掘。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了陈幸的典型意义，也看到了陈幸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引领和建构的价值。

四

文学有触碰神灵的冲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神性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源头，它既是文学的又是非文学的，或者说是超越于文学之上的。自秦汉已降，神就被束之高阁没有进入话语，这部分学者从中国诗学与叙事学的观点出发，论证神性主义诗学的基本范界是自由创造，而当下诗歌自由缺席、想象匮乏则直接导致神性写作凤毛麟角。

陈幸意识到了汉语诗歌的本源所在，尤其是他近年来创作的许多具有神性内涵的诗歌，化解了西方诗学对绝对性和实体性的执着，又超越了当代中国文化中世俗化、庸俗化的维度。他的诗崇高而强力，开阔而深邃，语言曲折多变，意象密集而层出不穷，主题多是对生命、大地、山川、宗教信仰的歌颂。陈幸试图摒弃一般意义上的写作方式，尤其是在谈论虚无、命运这些空灵飘渺的命题时，他把那些感应的经验巧妙地进行了转换，使它们成为释放压抑的神秘化、审美化的意象元素，这可以看作是当代神性主义诗学写作大潮中一个开创性的试验。

在陈幸的写作中，最大的特质是迷恋远古时期的民间主题。在他看来，那是人类和诗歌的源头，他执着地探求世界的本源和未知的神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溯源意识，这使得他的诗歌理想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生存追问，而直抵存在的核心。陈幸诗歌中神是“在场”的，陈幸诗中的历史文本、神话传说中的“物”几等同于“神”，他以一种接近本能的“原始经验”直接描述存在的感受，使一个个所绘之物放射出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从陈幸的这部分写作可以看出，其以人格为建构中心，从日常琐细的形式主义中挣脱出来，以宗教般情怀呼唤诗性和人性，重返终极关怀。作品高扬良知、正义、爱和信仰；拒绝病态、堕落、飘流和黑暗。

在文本的具体操纵过程中，至高的佛学和上帝不可言说。诗人借宗教形象让至高者出场，这些象征意象的设置正表明诗人从早期单纯摹写与直接抒情的框架中跳出，以客观意象加以暗示，使感情表达含而不露。而在语言上的艺术则是古老的意象群的新鲜的组合，在诗人构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群之中，潜隐于语言外壳之下的是更深、更立体的诗意世界。在典型的民族语言中流露出鲜明的现代特性，作品内部表现力转而向纵深和曲折处扩张，显示出陈幸深远丰厚的艺术潜力。如诗《巴米扬大佛受难记》：

“若说神见不得神/毫无厘头，那么神假手于人/抑或人，僭用了/神威，就是大奸巨憝//神与神，对峙千年/相持不下。天崩地裂的一刻/被轰炸成弥天烟灰的/是钢炮铜弹本身//塌陷的石窟，打开两口墓圹/塞尔萨尔与沙玛玛/并未倒下——本来就是空/却比之前愈加宽大//而喀布尔上空的旗帜/同时降落在地。它被撕成了/两片，一片留给男人/做头巾，更大的一片/裁作布卡，从头顶到脚踝/把女子，罩在黑暗中。”

佛理与艺术深度融合，表达了本诗的内在本质和精神，《巴米扬大佛受难记》中，诗人着意要传达的是神出自于人，又主导人，其实也就是陈幸对自己的社会观、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种“隐喻”。陈幸深知佛陀的世界观，即一切事物的生灭都是偶然的、因缘和合而成的，就如同一盘散沙一般。诗人神通千古，思接宇宙，陈幸对佛教思想的吸收和运用，使诗歌中蕴含着一种浓厚的宗教情结与宗教理趣，充溢着对神性的阐释，在神性的阐发中追寻着灵魂的静修，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自省精神以及大慈大悲之心，彰显隐喻和神秘之意，人性与神性形成了一种互文与参照，体现出了一种悠久的传统文化的气象。陈幸的诗学思想正是由于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及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神秘力量的敬畏之情，叙述主体的精神境界已从关心一己之悲欢离合的“小我”提升为悲悯苍生的“超我”，从以生命经验为本体转向以存在体验为本体，这是陈幸关于“佛理学”的心理发展轨迹。

陈幸以高出时代的鸟瞰方式勾画出当代诗歌演化的历史脉络，又以深乎其中的扪脉手法诊断了当代写作的诸多症结、分歧与可能性，不仅具有社会学、思想史和语言哲学的广阔视野，更具有深切的人文情怀。当他从不同层面追问当代诗的本体价值和存在意义时，实际上一直忧心的是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和重建当代精神生活的宏观问题。他的诸多令人信服的阐述和令人警醒的追问，无疑为当下的诗歌现场和未来诗歌发展的可能提供了切实而重要的提示与指引。

陈幸的写作显示出了神的“在场”，诗歌在语言和思想上都耀出神性色彩。其对历史经验的内在转化，对超凡之物的领会，都打上了浓浓的神秘感，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诗人在取材和内容上是以当下的生存境遇为主，通过虚拟的想象，将观照视点聚焦于当下社会图景。这其中既有对社会现实和现实人生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又有对生命价值的沉痛追问、对人格尊严的张扬、人生理想的深度关怀等，通过对死亡、命运、历史等的诘问或言说，闪现出灵性的智慧之光，从而体现了陈幸鲜明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寻根意味；另一方面，诗人在取材上以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为咏叹对象，重现历史与历史人物对话，重新阐释历史瞬间的当下意义，在阐释历史精神中重建现代价值。

陈幸在对“神性”的审视与思考一直都是超时代的思考历史、时代、宗教的存在。这正符合陈超教授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诗歌要有“历史想象力”的概念，这种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的思想。而对于陈幸而言，其作品在个体生命经验的基础上，向着更富有个性的诗性维度拓进，在这一过程中，着眼于当下社会现实生存图景，并成功地在诗歌中创设了具有生命质感的诗歌。

当下诗歌诸神的缺席，世界显示出虚空与荒谬的一面，无可依托。时代的真相是我们置身于“真理的荒原”，到处是“意义空白”，从而显示了诗人对终极关怀诉求的艰难，这不是某一个诗人的困境，而是现代世界的基本难题。从理论上来说，“完整性”的神性主义诗学也会让批评家产生误解，因这种诗学主要是关注自我心灵和自然万物、宇宙世界的平行关系。在这种关注中，一种心灵的自我充实的获得，却可能导致另一种生活的丰富性的丧失，其他的紧迫的关乎民族的、政治的、时代的重要话题就可能被忽略，这是神性主义诗学写作的必然。

在陈幸的诗作中，无疑也存在着许多批评家所说的那种未能及时介入社会公共事件与真实的社会现实生活图景，进行政治性批判叙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诗人各有所长，对诗体的把握也关乎自身的意识形态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幸的神性主义诗学写作，具有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毫无疑问，陈幸的神性诗学将在未来人类诗歌精神的进程中，以其高蹈历扬的终极性，将会树立更具影响的界碑。

五

庞杂、繁复、渊博，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生活与知识、经验与思想、理性与抒情、严肃与欢闹相激荡的独创性诗歌景观，显示了陈幸力图以新的叙事语法把握浩瀚现实的探索精神。诗人严峻的目光穿梭于不同时空，时而见证，时而指认，即使壁立幽微也洞见光明与人心，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陈幸诗歌兼具抒情和哲思的优雅品质。陈幸对知识者精神状况的省察，体现着深切的家国情怀，最终指向对中国优秀文明传统的认同和礼敬，指向高贵真醇的君子之风。

在多年的诗歌生涯中，陈幸始终坚持具有灵魂方向的知识分子写作。陈幸的诗歌文本融合了知识分子精神与基于江南审美传统的独特感性，现代理念与古典情趣异质混成，构建了一个新颖别致、充满魅力的自足诗意世界。陈幸的诗歌创作视野开阔，想象丰富，情感纹理细致精密，风格优美而又格局不凡，其骨子里强烈的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情怀或隐或现地彰显着诗人身上深厚的人文精神背景，在当下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语境中显得尤为珍贵。陈幸的诗歌创作呈现了诗人的灵魂温度与人格魅力，维护了当下汉语诗歌的精神与艺术尊严，正日益显示出其在中国当代诗歌谱系中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2025年3月4日作于北京朝阳

【作者简介】贾赛赛，笔名木易，诗人，批评家。传世图书策划出版中心总编辑、首席编审，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政报》高级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

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批评》等，著有学术专著《后现代主义视域下诗歌精神的新解与重构》《剧变时代诗歌民族性的问题意识与精神返乡》等诗集、批评集六部。编选出版《新世纪诗歌领军人物范本》《中国当代诗坛经典校本选读》《建党百年·文坛先锋作品珍藏版》《中国当代新诗品·二十四位名诗人》（上下卷）《大国传世诗人》（三卷）《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七卷）等文学类编著百余种。曾获“2023年度中国十佳评论家”、“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优秀论文奖、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