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元家书》收入的137封书信,都是我的父亲写给我和妹妹等家人的,内容不仅从理想抱负到思想修养、从艰苦奋斗到勤俭朴素、从珍惜时光到勤奋学习等,同时还包含着一些清正廉洁的家教家风和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
在通海口10多年的农村艰苦工作中,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斗与摧残,父亲的胃曾切除了三分之二,后来又感染上血吸虫病,但他长期带病工作,直至40多岁时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武汉同济医院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曾下达“病危通知单”。
一次生命攸关的大病,经过二、三年的治疗和休养,病情有了较大好转。这时,县委拟安排父亲担任县直属单位负责人,但是父亲却向县委提出,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要求回公安机关搞点文字工作。当时,许多人认为他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实在是不可思议。有人说:“多少人跑官要官,他却三番五次跑县委、找领导是不肯当官。”但父亲说,这对工作有利,对恢复健康有利。
当时,我正在沔阳长埫口区八潭公社金河大队知识青年队务农,听到这个消息,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这样做?
1975年5月28日,父亲在给我的书信里说:“我的病情目前还好,还是老样子。我已在公安局上班了,主要是接待工作,管档案、转介绍信等等,反正有什么搞什么。”
父亲接着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主要是因病不能担任领导工作,才这样对组织上提出。人老了、病了,就要主动地让位,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现在局里一些老同志对我是尊敬的,认为我这样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思想境界是比较高的,是符合党提出来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精神的,这条道路是对的。”
父亲还强调:“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希望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父亲的崇高思想境界让我消除了疑虑。父亲这一干就是10多年,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如在八十年代初,父亲接受组织的安排,出任《沔阳公安志》主编。要从清朝光绪年间(1894年)起写到1985年止,历经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执政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代,共91年,编撰难度可想而知。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带领助手大海捞针一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抄录了150多万字的资料,走访各种对象160多人次,整理出20余万字的口碑资料。
在各地走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父亲总是尽可能节省开支。乘火车总是买硬座票,从不买卧铺;乘船本来可住三等舱,可总是买四等舱的票;住宿大多是公安机关招待所或小旅馆,从不住星级宾馆;在城里一律乘公共汽车,从不坐出租车。他说这样是为了节省公家的钱。
为了写好公安志,父亲作为老病号,常常是病了顶着干不吭声。有一次住院,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求出院了,第二天就上了班。他把医生给他开的休息一个月的证明悄悄地撕了。经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父亲与助手撰写出了20万字的《沔阳公安志》。
父亲后来回忆说,工作时间长了,局里领导换了几任,分房子时没有考虑他以前担任过区领导的级别,是按一般干部标准分的房,对此,父亲也没有提出异议。还是后来市里(县已改市)主要领导调研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县委组织部门根据干部政策专门下文,通知相关部门,父亲享受正局级干部的一切待遇。
多少年来,父亲书信里这句“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在我脑海里深深扎根,这种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崇高精神融入了我的灵魂,成为我不计功名、勤奋工作、弘扬清风正气的强大动力。即使在我退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也是兢兢业业做好武钢职工宣传和刊物编辑等工作,各项考核指标远超目标计划,多次受到嘉奖。而且退休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单位义务工作,直到把新一次武钢职代会开得圆满。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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