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先生，字守常（1889.10.29～1927.4.28），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早年他求学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并留学日本，后回到北京大学，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率先在中国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与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同时负责起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他领导了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壮烈牺牲，年仅38岁。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李大钊先生是中国第一个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与革命者，他那些论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凭借深刻的思想与磅礴的力量，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广泛的影响。然而，很多人不知道，李大钊先生在文学领域同样有诸多诗歌佳作遗存，如《登楼杂感二首》、‌《岁晚寄友二首》、《赠筱舫、寿山二首》、《哭蒋卫平》‌、‌《圆明园故址》‌、《咏玉泉》、‌《乙卯残腊，由横滨搭法轮赴春申，在太平洋舟中作》、《口占一绝.送幼蘅》，《南天动乱 适将去国 忆天问军中》等，并且还有《黄种歌》等新诗的创作，文学造诣非常深厚。他既能凭借理论的光辉引领革命的方向，也能运用文学的笔触抒发内心的壮志豪情，记录时代的沧桑。

      这两首诗作，发表于1913年《言志》月刊第4期上，以《筑声剑影楼剩稿》为题，并注明写于“戊申”年，即1908年。这是作者留下的最早的诗篇。李大钊先生时年仅19岁、正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08年中国处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仍统治着中国，由于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日益衰弱。李大钊先生此时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漩涡，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紧交织，他把自己读书写作的小楼命名为"筑声剑影楼",以战国末年高渐离筑击秦始皇的事迹自励，表达自己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崇尚正义，立志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强烈愿望。他此时创作的这两首七律诗作，正是这一特殊时期其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生动映射，为他后来成为伟大革命领袖，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乃至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因此，这两首诗的风格，满是沉郁顿挫之感。因其时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沼，列强环伺，清政府腐朽无能，国内民生凋敝，整个社会如同“荆天棘地” ，李大钊虽身为青年学子，却敏锐感知到时代的沉重枷锁，自觉渺小如“寄蜉蝣” 。“青鬓无端欲白头”，绝非简单的时光流逝喟叹，而是国家危亡、个人前途渺茫双重压迫下，内心焦虑与无奈的集中爆发。他看着国家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自己却无力改变现状，这种沉郁并非消极避世的低沉，而是对时代困境的深刻洞察与抗争前的压抑蓄力，好似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在辽阔海天与飘逝闲云映衬下，一个孤独身影在西风中洒泪，那是先生在时代洪流中孤独探索、壮志难抒的落寞写照，沉郁之情如江水滔滔，绵绵不绝。这两首诗中展现出的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是他日后为革命不懈奋斗的情感源泉，使他在面对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时，始终保持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坚定地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拼搏。这与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创作的《登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登高》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在漂泊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下，感慨国家动荡与个人命运的多舛，沉郁悲凉。李大钊身处近代中国危亡之际，同样借景与自身境遇，抒发对国家命运的忧心，尽管时代不同，但他们对家国苦难的深沉忧思一脉相承。

      而这两首诗的写作手法，用典巧妙是它的一大鲜明特色。当时李大钊先生虽只有19岁，但从诗中看却可知他的学识积累与思想追求非常杰出。他写下了“拊髀未提三尺剑”诗句，以刘备感叹髀肉复生，暗喻自己虽满怀投身救国、一展宏图的热忱，却被困于现实的樊笼，报国无门。又写“逃形思放五湖舟”，借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之事，反映出他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下，内心的挣扎与短暂的逃避念头。彼时的中国，有志之士纷纷探寻救国之路却四处碰壁，他写“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借高渐离、宁戚等古人渴望遇明主、展抱负的典故，抒发自己渴望被赏识、施展才华却屡屡受挫的悲哀，这正是他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思想困境的真实表达。这些用典体现出的李大钊先生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与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一脉相承。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发现这一理论能够为中国指明出路时，便毫不犹豫地成为中国第一位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将其视为实现救国理想的有力武器。

      李大钊先生的用典，是心之所触，喷涌而出，与辛弃疾在词中大量运用典故有异曲同工之处。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借刘裕北伐的典故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却壮志难酬；写“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以廉颇自比，抒发自己不被重用的愤懑。李大钊与辛弃疾所处时代不同，但都巧妙运用典故，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倾诉内心抱负不得施展的痛苦，为后世文人在典故运用方面提供了优秀的范例，展示了如何在传统文学形式中巧妙地融入时代精神。

      李大钊先生诗中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也运用得极为精妙。“湖山对我不胜愁”，面对秀丽湖山，先生却满心忧愁，这是因为1908年的中国边疆危机四伏，“惊闻北塞驰胡马”，列强的侵略行径让他痛心疾首，“空著南冠泣楚囚”，自己虽有满腔爱国之情，却如同被囚禁的楚囚般无力反抗，自然之景与社会现实、个人情感相互交织，情感真挚而浓烈，直击人心。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表达方式，在他日后的革命生涯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无论是领导五四运动，还是创建中国共产党，他始终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捆绑，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和屈原在《离骚》中的表达有着相似之处。《离骚》里“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借高洁的花草表达自己的美好品质与对国家的忠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楚国面临内忧外患时，他将个人的坚持与国家命运相连。李大钊以湖山之景与边疆战事相衬，屈原以自然之物与个人情志相融，虽文体不同，却都饱含心系天下的精神。

      除了上述艺术手法，李大钊先生早年写的这两首诗中，还运用了其他巧妙的表达方式。如鲜明的对比，“一事无成嗟半老”将现实的不如意与曾经的壮志豪情进行对比，极大地强化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带来的冲击感，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诗人内心的无奈与不甘。“荆天棘地”则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以极度夸张的笔触描绘出社会环境的恶劣，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与情感震撼，深刻地展现出当时中国社会的艰难处境。象征手法，也贯穿于诗句之中，“胡马”象征着列强的侵略，“南冠楚囚”象征着国人在列强和腐朽政府压迫下的悲惨境遇，这种象征手法使诗歌的表意更加含蓄、深刻，引发读者对国家命运的深入思考。

      从艺术成就上看，这两首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以“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为例，平仄、词性一一对应，展现出极高的文学技巧，彰显出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在那个急需唤起民众觉醒1908年前后，社会思想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但新的民主、革命思潮也在悄然涌动。李大钊的这些诗作，以文学为载体，包含着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救国图存的理想，为后来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埋下了思想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