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憨仲先生《脊骨》一书之感想
作者:马红定(红叶)题外话:
文字本无生命,
当作者给文字赋予了情感!
它才有了灵性,
它可以似溪水般柔情,
很荣幸收到山东省淄博市残文联副主席憨仲先生寄来的签名新书《脊骨》,令红定我受宠若惊!
若大家理解国之栋梁的含义,就容易联想到脊骨!从某种意义上讲,脊骨就是这些国之栋梁拥有的骨,他们当中有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和民族英雄,也有奋战在各行各业岗位上的普通人!这些脊骨拥有为国为民的信仰,所以才与众不同。他们如万千繁星般,散发着正义之光,照亮过黑暗中的人们。 借用憨仲先生在《脊骨》一书中的序言:
本书源于憨某年轻时的红色文化情结,敬仰革命英雄、学习英雄,成为生命中不可缺的精神支柱,甚至幻化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
伴随着经济大潮的波澜壮阔,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淡化初心的不和谐音符,甚至诋毁、质疑革命英烈的阴阳怪气之声充斥角角落落,大量的红色元素从教科书中删除、英雄挂像在生活中消失、革命英雄退出了艺术舞台......尤为不能容忍的是,任意抹黑革命英雄,几乎达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着憨某人,虽位卑却未敢忘忧国。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是意味着背叛。试想,没有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忘记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初心呢?
革命烈士郁达夫也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
正是基于对革命烈士的景仰和对红色文化的热爱,憨某人才着重增加了红色元素。因之,有了江南烟雨中寻找革命火种的汗水,拜谒革命先驱的虔诚;有了西南造访雾都、春城的匆忙,献上心香一瓣的情愫;有了西北黄土高坡的风雨兼程、舟车劳顿,革命圣地的顶礼膜拜;有了白山黑水间的抗联寻找,面对英雄的无限慨叹;有了燕赵山川的跋涉行走,英雄赞歌的乡野聆听;有了中原大地的叩访,及其意外的收获;有了京津名城的游走饱览,斩获了战火风云的快意;更有这海岱之间的频繁脚步,齐鲁儿女尽显精彩.......这期间,既有杭城蔡永祥部队的欣慰、沪上美女同道带来的惊喜,亦有陕北子长陵园的不和谐音符、东北牡丹江畔的酸涩,还有燕赵故地上的无奈、京城“二警察”的铁面无私。一路走来,风雨兼程,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尽管红色之旅五味俱陈,抱定恒心一个:路虽远行则必至。
虽然本书亮相后亦掺合着些许杂音,诚然,这并不影响主旋律,反而让我感觉到赓续红色文化的信心。特别是期间应邀高校作传统教育的讲座,年青人对红色元素和传统文化的无知,令憨某人更是感受到了红色灌输的刻不容缓。 憨某人清楚,以一己之力将散布在华夏大地上的英模人物弘扬天下,是杯水车薪做不到的。毛公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蛰伏的星火不息,定会有着遍及天下的燎原之势。中华大地英雄辈出,若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能按照自己的取舍,择其部分,旨在抛砖引玉,唤起有此意愿的有识之士携手同行,为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而努力奋斗,共同营造出一派革命的红色氛围。我明白,此举任重而道远,借助“人民功臣”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名言,只要身体允许,就要坚持不懈的把红色文化传承下去。大概这就是我的初衷和信仰力量地驱使吧?
本书是憨仲先生拖着残障身躯跑遍大半个中国,历经五个春秋,以红色之旅为主题创作出的。年代延续百年历史。既有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先驱》《民族脊梁》,也有抗战时期的《抗倭英烈》,解放时期的《人民英雄》,还有建设时期的《建设楷模》,以及《国际英杰》《英雄群体》《齐鲁英豪》等9辑。人们从中既能读到李大钊、陈延年、张太雷、瞿秋白、左权、杨靖宇、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雷锋、刘胡兰等一系列所熟知的英烈身影,又能看见茅丽瑛、何万祥、马立训、李兴堂、赵博生、董振堂、陈光华、刘谦初、姚子青等相对陌生的名字。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作者的深入实地行走采访,挖掘出许多烈士背后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让人感受到英雄“高、大、上”之后的自然属性一面,弥补了社会片面宣传之中的不足。 我看过憨仲先生曾写过的一篇散文《仰望胡杨》。
文中这样写道: 三十年的病魔肆虐,三十年的生命磨难,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暗中为我加油,为我助力,方才使得我这个命运多舛的人,顽强的生活在茫茫的精神大漠里,独自驾一叶扁舟,演绎出人生的曼妙精彩。也许有人会问:你的精神法宝是什么呢?我会毫不迟疑的说:胡杨,生活在沙漠里的胡杨,是它们生命绽放出的那一抹绚丽,让我在绝望中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浑身充满了元气,懂得了内心修养,鼓起了生命的风帆。
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憨仲先生有爱国情怀,拥有红色信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棵令我仰望的'胡杨'!
憨仲先生简介:
憨仲,本名石绍宏,山东淄博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淄博市残文联副主席、《东方散文》杂志总编辑、山东轻工职业学院、南京文学院客座教授。2千余件文学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创作出版有“乡村三部曲”、“齐风三部曲”、“杖行三部曲”等文学专著24部;主编有《鉄庵诗存》《曦光溢彩》《我的童年》等文学作品集15部;曾多次出任国家及省、市文学赛事评委。